培根关于知识的价值和功能阐释

人的知识和人的能力是相等的，人有多少知识，就有多少力量。培根关于知识的功能做了具体描述：

首先，知识是人类掌握自然、驾驭自然、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强大力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培根一直认为，人是自然的役仆和解释者。役仆和解释者并非消极地、被动地受制于自然，而是以自然为第一存在物，积极地、主动地探索自然，探索自然的规律性，形成关于自然的知识。人类探索自然的目的是使自然满足人类的需要以改善人类的生活，而达此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人类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不断扩大和加深对自然的了解和认识，掌握自然的必然性，用新的知识武装自己。因为它可以“供给人生以新的发现和新的权力”，[2]因此，只有抓住了自然的统一性，找到未知的东西，并通过知识反作用于自然，才能获得强大的力量，达到驾驭自然、统治自然、实现人类普遍利益的目的。正如B·法灵顿在《弗兰西斯·培根》中所描述的： “人类统治万物的权力肯定是深藏在知识之中的; 在知识里边蕴藏着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是帝王的财宝不能买的，他们的能力所不能指挥的; 他们的情报总得不到这些东西的消息，他们的海员和探险家也不能驶向这些东西的生长之地。现在我们在议论中统治着自然界，但是在需求中却受自然界的奴役; 不过我们在发现方面能接受它的领导，那我们在行动上就可以支配它了。”[3]

知识，反映了事物必然性、规律性的知识，是驾驭自然、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力量。如何获得这些知识? 培根认为，要从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入手。任何事物的存在、发展必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也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客观的因果联系反映的就是事物的规律，它往往通过一系列现象表现出来。因此，人们从直观的现象出发，正视并深入分析存在于事物中的因果联系，便会形成对事物规律性的正确把握，从质和量两方面增加人类的知识。有了正确的认识作引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便摆脱了盲目性而有了成功的保障，“由于形式 (规律) 的发现，我们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真理，而在行动上得到自由”。[4]

其次，知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培根生长在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此时新生的资产阶级及新贵族，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非常关心生产、航海业、造般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强烈要求发展科学技术。然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依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他们竭力贬低理性，拼命宣扬对基督教教义的盲目崇拜和信仰。这种崇拜和信仰，一方面，必然排斥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因为，经院哲学以维护最高权威“上帝”为职责，而认为对自然的研究是“损害人之尊严的事”，[5]它“深怕在对于自然的研究中会找出某种东西来推翻或者至少动摇宗教的权威”。[6]因此，宗教神学必然阻碍认识的发展，阻碍人们对真理的追求; 另一方面，经院哲学把“圣经”称为“天书”，是“上帝启示的记录，句句都是真理，要人们以圣经为标准决定取舍，而知识为神学所包围、所窒息，人们的研究只限制在，甚至简直是囚禁在某些作者的著作范围之内的”[7]。人们只能被动地引经据典，而不能主动探索真理，知识“只能谈论，却不能生产，只富于争辩，却缺乏工作”。[8]针对这种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状况，培根大声疾呼把哲学和科学从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使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为实际服务，实现科学和工业的“结婚”; 号召人们告别权威，走出本本，深入到自然的深处，亲自到事实中去，把概念和公理从事物中引导出来。他深信，摆脱了经院哲学的束缚，科学一定能获得巨大的发展。培根的这些思想，对于摆脱精神束缚，打碎套在人类理性上的精神枷锁，解放人的思想，推动科学知识的发展，进而改变整个人类的精神面貌，带动社会的根本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培根从理论上肯定了科学知识对社会进步的价值和功能，并且断言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最高最可敬的统治是科学的统治。在所有给予人类的一切利益中，莫过于发现新技术。只有新的技术的应用，才能改善人类的生活。因此，发展科学技术，增进人类的知识，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也符合全人类的普遍利益。

除了从理论上对知识的功能作了详细阐发外，培根还具体描述了科学知识和各种发明创造对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在谈到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时说道： “这三件发现，改变了全世界的整个面貌和事物的情况，头一件在文字上、第二件在军事上、第三件在航海上，由于产生了数不清的变化，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对于人类事务曾经比这些变化在加强人类事务上以更大的力量和影响。”[9]基于这一理念，培根主张，对于每一个有价值的发明都要为它建立雕像以永久纪念，并且要给发明者优厚的物质奖励和崇高的荣誉奖赏。

再次，知识对于治理国家来讲，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培根在论述知识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时，首先强调： 只有拥有了渊博知识的最高统治者，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成就人民的幸福。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他在全面考察了历史的发展过程，有了充分依据的情况下做出的。具有辉煌历史的罗马帝国，自公元51年始至公元180年为止，共有六位帝王执政。六位帝王既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又是哲学家，并且执政期间制定了诸多措施鼓励人们追求知识，保护知识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正是社会从上到下形成尊重知识、渴望获取知识的氛围，才造就了罗马帝国的兴盛与强大; 英国历史上也曾由于具有渊博知识、高深学问的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使社会由统治开始时的内部利益冲突不断、纠纷频发、外部民族矛盾严重的混乱状态，逐渐进入和平与稳定时期，并成就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正是基于这些历史事实，培根非常赞赏柏拉图在《理想国》里阐释的思想： “若非哲学家成为国王，或国王具有哲学的精神或能力，若非政治的伟大和智慧交融为一体，若非那些顾此失彼的常人被迫离开，则城市的罪恶亦无休息。整个的人类我相信也是一样，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生命的可能，才可以睹见白日的亮光。”[10]他认为，权力的拥有者若同时又是知识的拥有者，就会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为社会带来安宁，为百姓带来幸福，而不至于败国亡家。在《新工具》中，他特别讲述了武功卓著的帝王——亚历山大由于对知识的尊崇及热切追求而缔造了一个国家一时辉煌的历史，并通过有趣的例子表明自己对亚历山大的敬意。他描述道： 在一次征战中，亚历山大获得了一个极贵重的盒子，他问自己周围的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配装进去，其答案多种多样，亚历山大却说，他要把荷马的伊利亚特名著放进去，妥为保管。培根借用这一例证，把以往人们在看待知识和各种发明创造时所表露出的鄙视的目光引领到在谈论知识和各种发明创造时的无限尊敬与神往。

治理国家，不仅统治者要有丰富的知识，而且知识还应普及到普通的臣民，因为“当人们明白洞悉自己的职责之合理之后，比养成盲目服从的习惯更能稳当地忠于职守”，并且“学问使人心和雅仁厚，易于治理，而愚昧则只能使人粗野、蛮横，易于叛乱”。[11]培根的这一观点，不仅说明了用知识武装起来的广大人民，由于明白洞悉了自己的职责之后，会更自觉地履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对国家的治理及维护社会的稳定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说明，社会主体由于普遍拥有知识而使社会整体素质得以提升，进而形成社会发展的伟大推动力，促使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这种观点相对于封建统治者宣扬的人若多学，对于法律和政府就会失去信仰，难以治理的愚民政策，无疑是强有力的批判。培根进一步分析，封建统治者之所以大力鼓吹限制人的知识，其目的是想通过控制人的思维能力、限制人的智慧的方式，使广大人民不加任何分析地听从于统治者的安排，以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两相对照，培根的思想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促进社会进步的要求，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是极具进步意义的。为了形象地论证权力与知识的结合对治理国家的积极作用，培根撰写了《新大西岛》。他力图把这个岛描绘为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依靠科学技术力量促进生产发展、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日益富裕的社会。在这个理想社会里，各级掌权者都是具有科学技术知识素质的人。当然，这是他的虚构，但这一虚构恰恰反映了他希望给知识以更高的社会地位，为知识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政治保障的思想。

最后，知识也是人自我完善的重要手段。培根认为，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在于有无知识。知识使人清楚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知识使人明确自身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知识使人免受粗俗浮浅观念的干扰，知识使人视野开阔，洞察万物。由知识装备的人，是文明的人，由文明人组成的社会，是一个开明的社会。而知识的贫乏，直接导致理性力量的薄弱，使人无法认识自己与世界，无从确定道德的善与恶，不能把握自己行为的指向，是野蛮人。如果一个社会由充满了盲目性行为的主体所组成，这个社会必然是一个专制的、封闭的、落后的社会; 知识有助于人性的自我完善。培根认为，人的天赋是不同的，但“头脑上的缺陷，可以通过求知来疗治”。[12]由于人对知识的不懈追求，使人充实而上进，塑造人达观向上的性格，不断弥补自身的缺陷与不足，不断驱除人性中的不良因素，而使人日趋完美，正像培根所说：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13]知识是高尚道德情操的保障。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人的本能在于求知。培根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想，认为，求知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对事物的真理性的把握，而真与善是统一的，“真理就是道德的善的印章”。[14]高尚的道德蕴藏于真理性的知识之中，高尚道德的形成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因而，任何人，一生不能放弃的活动便是求知，因为，它不仅关涉人的生存，关涉人类的进步，同时也关涉人的自我完善，关涉人类道德水平的提高，关涉真与善的统一。

培根通过对知识功能的探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通而伟大的真理：任何真正科学的知识都是人类认识和驾驭自然的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是人性自我完善的力量。这种力量，摆脱了盲目的信仰，驱除了繁烦的考据和不尚实际的空谈，而真正成为实际的物质力量。这种知识观有明显的实用的特点，这种实用性，在与培根之前的占统治地位的“理想主义的科学观”的对照中尤为明显。“理想主义的科学观”认为，“科学仅仅同发现真理和观照真理有关，它的功能在于建立一幅同经验事实相吻合的世界图景。”[15]也就是说，这种科学观认为科学不具备任何实用的功能，它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不为实践活动提供指导; 科学就是为认识而认识，科学本身就是目的，因而科学仅限于主观认识领域。而培根一反传统科学观，认为科学的真正合法的目标，就在于“给人类生活提供新的发现和力量”。[16]麦考莱在《论培根》中对此有形象的描述： “随便问一个培根的信徒，新哲学 (在查理二世时代人们这样称呼科学) 为人类做了什么? 他会立即回答说： 它延长了寿命，减少了痛苦，消灭了疾病; 增加了土壤的肥力; 为航海学提供了新的安全条件; 向战士提供了新武器; 在大小河流上架设了我们祖先所不知道的新型桥梁; 把雷电从天空安全地导入地面，使黑暗光明如同白昼，扩大了人类的视野; 使人类的体力倍增，加速了运行速度，消灭了距离，便利了交通通信; 使人便于执行朋友的一切职责和处理一切事物; 使人可以坐着不用马拖曳的火车风驰电掣般地横跨陆地，也可以乘着逆风行驶时速十浬的轮船越过大洋。这些只不过是它的部分成果，而且只是它一部分初步成果。”[17]正是这种崇尚实用理性的科学观、知识观，才适应了当时社会对知识的迫切需求，影响甚至推动了欧洲近代科学的蓬勃发展，为欧洲最早建立完善的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体现了人类对于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的一种全新看法，是科学观、知识观上的一次革命。现代科学主义的奠基人贝尔纳认为，这是最近200年里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科学观、知识观的最早提出者。用培根自己的话说，是“果实”的事业，目的是增加人类幸福和减轻人类痛苦。B·法灵顿曾这样评价培根： “在科学史占着一个领导的地位。他是科学界第一流的伟人之一。不过他的贡献并不是严格的科学的。他并不是任何研究领域的先驱者，任何新自然法则的揭露者，任何伟大的新假设的创造者。他引以为自豪的是他曾就科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问题作出贡献。他之所以伟大是从他那研究科学的哲学家身份来的。同时，在科学史方面，他也是一位拓荒者，因为他对科学史有他独特的见解。对于科学，他并不把它当作或基本当作意见的记录; 他倒是把这些意见曾经使人类作了什么的一个记录。”[18]这种思想为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等近代思想家们继承并发扬光大。马克思曾说： “大机器生产表明了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受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19]恩格斯也强调： “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就在于我们能够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20]

培根之所以能够全面地、完整地阐述了知识的社会功能，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口号，并非出自一个哲学家的主观臆想，而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要求、思想现状、英国哲学传统及从小接受的教育理念有密切关系。

培根，生长在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序幕的时代。16～17世纪，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日趋强大，同封建主义的矛盾日益激化。作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代表的培根，为适应资产阶级冲决各种封建羁绊、摆脱传统思想束缚、开拓知识新领域和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迫切需要，对统治人类几世纪之久的经院哲学和教会进行了强烈抨击。他大声疾呼： 没有什么会像神化错误这样有害，经院哲学想在神灵鬼怪中寻找科学的起源，是根本破坏科学的，它如同神像一样受到崇拜和礼赞，但却不会移动和前进; 并且，由于迷信和宗教狂热所致，一方面使得大多数有才智的人远离科学而都从事于神学，真正的科学研究被取消了;另一方面，在学校以及培养学术的类似团体中，一切习惯和制度都是违反科学的，真正的学者遭摧残，甚至被害致死。他的批判，在神学和经院哲学的荆棘丛中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近代实验科学，在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声中诞生了。

欧洲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冬眠”之后，人的理性逐渐复苏。范围广大、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高扬人类理性的旗帜，把人的理性从长期的宗教统治下解放了出来。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哲学也开始摆脱“神学的婢女”的地位，以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为己任。培根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他主张要发扬人的理性，重视人的作用，强调人类通过自己努力而获得的知识对人类历史推动作用的思想，无不打上文艺复兴的烙印。

哲学的独立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波兰科学家哥白尼的日心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的物体、抛物体、振摆三大定律的发现，比利时的维萨留斯《人体构造》一书的问世，英国医生威廉·哈维关于人体血液循环学说的发现等，使人对世界的了解经历了一场革命。但由于当时科学仍没有彻底摆脱宗教神学的枷锁，这些为人类科学事业做出了重大成就的科学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教会的迫害。为使科学获得彻底的解放，需要与科学本性相一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培根强烈地意识到这一历史使命，他的哲学也就是适应这一历史使命而诞生的。培根哲学中关于知识价值的理论形成正是在他看到了近代自然科学成果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理论论证而形成的。因此，可以说，哲学的独立为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和方法上的指导，清除了发展道路上的种种障碍。而反过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又促使哲学更高理论形态的形成。二者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最终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是时代精神的展现，又都与文化传统有着无法割断的继承关系，培根也不例外。英国是个有唯物主义传统的国家。早在13～14世纪，在唯名论与唯实论的论争中，英国就一直作为唯名论思潮的重要阵地而闻名于世。罗吉尔·培根对盲目、迷信、自满和虚夸的习惯深恶痛绝。他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出自他人的权威，而是出自实验。他一生坚持躬身实践、崇尚调查研究，关心技术发明。邓斯·司各脱、威廉·奥康都承认个别实体的存在，认为人的一切知识产生于感觉。这些思想以崇尚实验、崇尚个别为共同特征，为培根重感觉经验的知识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伟大思想的诞生，同样离不开家庭环境的熏陶。培根生活在一个地位显赫的贵族家庭，父亲尼古拉是伊丽莎白的掌玺大臣，母亲是一位学者，通晓拉丁文和希腊语。优越的家庭条件、和睦的家庭氛围和父母渊博的知识，使培根一开始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培根小时候，父亲在饭厅挂了一幅画，画面描绘的是谷物女神席利斯教导世人如何播种五谷的场面，画的下端题有“教育促成进步”一行大字。天天吃饭时看着这行大字的培根，终于明白了，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根。以至于后来在他的著作《伟大的复兴》出版时，把这句话以放大的字体写在此书的首页。可见，父亲“教育促成进步”的观念对培根知识观的影响。另外，尼古拉热心关注教育，曾制定过一个教育改革计划。他还热衷于发明、革新，非常重视技术。他认为下一代人不应靠财富生存，而应靠知识生存。财富来源于实际操作，人类的智慧来自知识，他还身体力行，对光和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亲自尝试了多种实验。这种家庭气氛对聪颖好学而又富有思辨才能的培根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他日后醉心于科学的事业和构建知识的大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