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因素与理性主义因素的继续发展

众所周知，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是天主教统治和支配一切的社会，当时的哲学是在天主教会所属的经院中为论证宗教教义而进行研究的“经院哲学”，它公开被称为“神学的侍婢”。但在这样的经院哲学内部，也依旧存在着两种倾向的斗争，这就是著名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间的争论。这一争论是环绕着一般即“共相”和个别事物的关系问题进行的。唯实论认为共相是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并且比个别事物更实在的“实体”，这是经院哲学中的正统的唯心主义，它先是以柏拉图的“理念论”、后来则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分为基础，在认识论上它也就是古希腊哲学中理性主义倾向的继续;反之，唯名论则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实在的，而“共相”只不过是一个名称(正因此它被叫作唯名论)，或至多只是存在于人心中的“概念”，而没有客观实在性，这种学说主要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某些唯物主义思想因素为基础，在当时条件下也就代表着唯物主义路线并被视为“异端”，在认识论上是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哲学中经验主义的倾向。这一斗争是欧洲封建社会内部进步势力(如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阶层)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在经院哲学内部的曲折反映，它从11世纪起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三四百年之久。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

1.初期阶段

“共相”与个别事物的关系问题虽涉及哲学的各个方面，在古希腊哲学中也早已或明或暗地成为各派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并在波菲利(公元232—304)那里首次被作为最高级的哲学问题明确提出来，但把它作为哲学中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展开争论则是从11世纪经院哲学形成时期开始的。

早期经院哲学唯实论的最大代表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1033—1109)，他认为，“共相”不仅作为一般概念存在于我们思维中，而且是先于个别事物并脱离个别事物独立存在的实体。他以提出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著名，这种“证明”就是从人心中有一个作为无限完满存在的上帝概念而推出上帝必然客观存在，在他看来、上帝是最高的共相或“一”，从它派生出一切具体事物。这实质上是从柏拉图理念论和奥古斯丁神学信仰主义而来的一套唯心主义宗教学说，在认识论上是以坚持“一般先于个别”的理性主义观点为基础的。

安瑟伦的唯实论受到当时的唯名论者、特别是洛色林(1050—1112)的有力批判。洛色林认为，只有个别具体事物才是实在的，共相只是一个名称，甚至只是“一阵风”，是声带颤动发出的“声音”，即只在我们读出一个代表共相的词的时候才是实在存在的，共相本身则没有实在性。总之，他认为，部分先于整体而存在，整体本身是没有实在性的。他用这种“极端唯名论”的观点来解释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认为这只能是意味着有“三位上帝”，这对于正统天主教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但洛色林完全否认共相的客观实在性，也陷入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洛色林的学生比埃尔·阿伯拉尔(1079—1142)为了缓和这种片面性，创立了一种介于安瑟伦的“极端唯实论”与洛色林的“极端唯名论”之间的“中间学派”，即“概念论”。这是一种“温和的唯名论”，比洛色林的唯名论发展得更细致、更深刻了。他认为，共相并不只是无意义的“声音”，而是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它是用来表达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事物的相似性和共同性的“概念”。但他又认为，主观上用来表达共同性和相似性的这种概念，在客观上并没有与之相应的一般性，而只有各个个别事物，共同性和相似性仍然只是思维中的概念，它与个别事物有认识论上的关系，却没有客观实在的关系。他最后把概念的根源归结到上帝的理念，认为上帝在造物之先就具有关于事物的范型、相似的规则，并以概念的形式将它注入人的心灵。这种与唯实论的妥协正是他把个别和一般作形而上学割裂的结果，也是唯名论与唯实论“两极相通”的鲜明例子。阿伯拉尔曾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他的这种调和倾向与亚里士多德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动摇十分相似，但他与唯实论的斗争，也正如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斗争一样，包含有唯物的经验主义反对唯心的理性主义的因素。

2.后期阶段

从12世纪末开始，亚里士多德的原著从阿拉伯传入西欧，以及阿拉伯阿威洛伊主义站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立场上对正统经院哲学的严重挑战，使经院哲学内部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阶段。阿威洛伊(1126—1198)竭力推崇亚里士多德，同时又对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倾向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否定个人灵魂不朽，提出神学和哲学各有自己的真理、而哲学高于神学的“双重真理”说。这些离经叛道的思想在经院哲学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其影响下形成了“拉丁阿威洛伊主义”思潮。他那种系统性的思辨论证方式甚至也吸引了一些正统经院哲学家，他们感到简单地设定一些命题已不足以坚持正统的地位，神学必须更加哲学化、系统化。于是他们也来研究和解释亚里士多德，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来重建自己的体系，用以反对唯名论和一切“异端”。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的庞大的正统经院哲学体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托马斯的体系矛头所向是阿威洛伊主义和唯名论思潮。但他也看到极端唯实论并不足以制服它的对手，因此他发展出一种“温和的唯实论”，吸收唯名论的某些因素，利用和改造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唯心的理性主义成分，使之为正统神学服务。在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上，托马斯的观点比早期经院哲学更加“认识论化”。他认为，共相或一般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在上帝那里它是作为上帝造物的原型而先于个别事物存在的;在上帝所创造的客观世界里，共相作为个别事物的形式或本质是与个别事物不可分离的，共相即在个别事物之中;而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共相只能被理性所把握，但理性所把握的概念又必须以对个别事物的感性知觉为基础，所以在这里共相作为概念又是后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在这种关于共相的“三种存在方式”的学说里，他承认了人的认识过程是从感觉到概念、从个别到一般，给予了经验主义以一定的地位;但他最终认为无论感觉还是人的理性能力，无非都是上帝通过外物引起或直接赋予人的灵魂的，人的认识只是上帝通过启示把本来潜藏于人心中的知识启发出来的过程，这当然又从根本上坚持了唯心主义先验论和理性主义的立场。

托马斯体系在经院哲学内部确立了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从此以后，争论就是在如何解释亚里士多德经典这一基础上展开了。

后期唯名论的重要代表邓斯·司各脱(1270—1308)长期研究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性质和关系问题，把认识论提到了重要地位，这与他把哲学和神学完全分开有关。在与托马斯的论争中，他首先就砍断了人的认识与上帝启示的联系，第一个提出物质也可以具有思维能力的猜测，认为认识完全属于人的自然能力。他认为，个别事物是最高而最后的实在或“形式”，是认识的唯一对象，因此人的认识才是从个别到一般。“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产生的”，理智则好像一块“白板”，其中的观念都来自于对感性知觉的概括。他还认为感性认识是表面的，理智则通过抽象而深入到事物的本性，这种自然能力是可以通过锻炼而加强的。他由此而超出了狭隘经验主义的偏见。他提出，可靠知识的获得有三种途径:自明的原则(及其推论)、经验、行动。他在此已初步接触到人的实践活动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问题了。

威廉·奥卡姆(约1300—1350)是司各脱的学生，他在唯名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反对托马斯关于共相的“三种存在”学说，认为一般无论何时何地都既不能先于个别存在，也不能存在于个别之中，而只能在个别事物之后，即作为概念和“符号”存在于人心中。但这种符号是在感性经验重复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它表示许多个别事物的共有性质，可以构成“关于一般的知识”即科学。科学研究的虽然是一般事物，但它是与个别事物相关的，“因为一般事物指谓着个别事物”。出于这种看法，他提出了一条著名的认识论原则即所谓“思维经济原则”:“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也就是要立足于个别具体事物，把正统经院哲学加于其上的各种“实体形式”、“本质”、“隐秘的质”之类无法用感觉证实的抽象概念和虚幻无用的东西一概抛弃。这一经验主义原则被称为“奥卡姆的剃刀”，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他把一般概念仅仅当作主观上用以代表许多个别事物的“符号”，否认共相的客观实在性，却具有唯名论所共有的经验主义的片面性。

3.新时期的曙光——罗吉尔·培根

后期经院哲学家们当中，罗吉尔·培根(1214—1294)是第一个既摆脱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束缚，又超出了唯名论的主要局限性的唯名论者。他生活的年代比司各脱和奥卡姆还早，由于他的思想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他被当时的人视为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物;而在今天看来，他那预示着两百多年后才得以发扬光大的“巨人精神”的智慧之光，却又过多地纠缠于神秘主义的梦魇之中，变得晦暗不明了。尽管如此，他对文艺复兴和16—18世纪实验自然科学和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影响却是十分重要的。

在认识论上，罗吉尔·培根认为妨碍“真理的事业”的主要障碍有四种，即权威、习惯、偏见和虚夸，只有排除这四种“幽灵”，从感官知识到理性知识，并通过感觉经验来验证，才能得到可靠的知识。而感觉的验证在他那里不仅是指感官感觉(“自然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包括用仪器进行科学实验(“用艺术帮助自然”)，只有实验科学才被看作“科学之王”或认识真理的真正道路。尽管他的唯物经验主义有种种不彻底性，却无损于他作为新时代实验自然科学先驱的地位。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预示“文艺复兴”时期面向自然的积极态度的曙光。

总起来看，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就其所包含的认识论方面的内容来说，可看作古希腊哲学中经验主义倾向和理性主义倾向之间的分歧的继续和发展，也是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派哲学思想渊源的一个重要部分。当然，这只是就其在认识论上强调或偏重对个别事物的感觉经验知识还是强调或偏重对“共相”或一般的理性知识这一方面来说的，至于作为总的意识形态来看，则唯名论与唯实论都是封建社会的为宗教神学服务的经院哲学，唯实论尤其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而近代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则都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这是不可混为一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