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科学探索的真正动机是否出于求知的欲望，即出于纯理论的或单纯的好奇心，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科学理解为解决人类生存斗争中的实际问题的工具，这是一个不必在这里解决的问题。可以认为，维护“纯粹的”或“基础的”研究权利的那些人应该获得一切支持去反对那种狭隘而不幸的时髦观点——认为科学研究只有确属合理的投资才是对的。但即使是有点极端的观点（我本人有此倾向），即认为科学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精神冒险之一，这种观点也可以同时又承认实际问题以及为了科学进步而进行的实践检验的重要性，而不论应用科学和纯粹科学；因为实践无论作为踢马刺还是作为马缰，对于科学思考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必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以赞赏康德如下的话：“允许我们出现各种好奇的怪念头，除了我们力所不及之外，不要让我们的探索热情受到任何约束，这就是不致于成为学究的那种精神追求。能够从所出现的无数问题中找出那些其解答将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智慧”。
这个观点显然适用于生物科学甚至社会科学。巴斯德（pa steur）对生物科学的改革就是在非常实际的问题）其中有一部分是工业和农业问题）的启发下实现的。当今社会研究的现实迫切性甚至超过癌症的研究。正如哈那克（hayek）教授所说：“经济分析从来就不是探求社会现象何以如此的那种超脱的心智好奇心的产物，而是强烈要求改造令人极为不平的世界的结果，除经济学外，其他一些社会科学还没有采取这种看法，它们毫无成果，表明它们的思考何等迫切地需要实践的检验。
当我们深入考察科学研究的方法，特别是深入考察我们在这里要谈到的概括性或理论性的社会科学方法时，显然同样需要实际问题的刺激，对方法问题的有成果的论争总是由研究人员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引起的；凡是并非由实际问题引起的关于方法的论争，几乎都是无用的推敲，这种情况使实际的研究人员看不起方法论。然而，应当认识到，更为实际的方法论论争不仅有用而已必要。正如科学本身的发展和改进一样，在方法的发展和改进中，我们只能在反复试验中学习，我们需要别人的批评以发现我们的错误；由于新方法的引进意味着根本的和革命性的变革，因而这种批评就更加重要了。把数学方法引进经济学，把所谓“主观的”或“心理的”方法引进价值学说等等例子就是明证。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价值学说与统计方法（需求分析）相结合。方法上的这种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长期和大量的批判性论争的结果；方法研究的辩护者肯定会从这个事实得到鼓舞。
对社会科学及其方法的研究采取实际的态度，是许多历史决定论的追随者们所提倡的，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用历史决定论的方法把社会科学改变成政治家手中的有力工具。正是这种对社会科学实际任务的认识，为历史决定论者和他们的一些反对者之间的讨论提供了共同的根据；我准备在这个共同的根据上表明自己的立场，从而批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它不能产生它所许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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