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批评

（二）社会的批评

柯林武德一生见证了两场人类的浩劫，战争搅乱了他超然的学术生活。向来以“神鹅”自喻的柯林武德禁不住社会关怀，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同事、舆论界以及国民政府。1933年，牛津大学的学生受反战情绪的影响，愤然抗议陷入绝境的拉姆齐·麦克唐纳工党政府。无论是斯坦利·鲍德温，还是内维尔·张伯伦的保守党组阁皆未能有效解决工业停滞、贫富悬殊及社会腐败等问题，息事宁人的外交政策也未换来假想的和平，甚至公开表达对法西斯独裁者的同情，这种绥靖政策逐渐把英国拖向了战争边缘，新闻传媒的报道也肆意歪曲事实。鉴于此，柯林武德公然批评国民政府采取牺牲西班牙转祸苏俄的外交策略，认为绥靖政策客观上满足了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在柯林武德看来，生而自由的英国人难以忍受压迫，绥靖政策更背离了英国自由的政治传统。1938年保守党内部出现了政治分化，而内维尔·张伯伦公然出卖国家利益则直接引发了一批议员愤然辞职，从而形成了亲法西斯的“克利夫登集团”。同年9月28至30日，慕尼黑会议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达成了暂时的妥协。除了外交上的妥协，英国国民政府还在国内制造战争恐慌，致使国民上当受骗。柯林武德认为英国公众之所以受到欺骗，是因为他们的灵魂遭到侵蚀，政府向他们隐瞒了信息，这些欺诈背离了民主社会取决于多数的政治原则。⁽⁸¹⁾譬如，鲍德温1936年11月12日的国会演讲便使了小伎俩，柯林武德认为英国尽管未做好备战，但鲍德温为了巩固统治却假装捍卫和平，从而间接将民众拖向战争。⁽⁸²⁾另外，柯林武德指出欧洲社会近年盛行非理性主义的宣教，理性的政治传统被丢弃，领袖的选举不再依据他们的政治智慧和远见，而只凭煽动大众情绪的政治宣传却获得认可。就此而言，情绪化的思想方式取代了科学的有条理的系统观念，理性在公共生活领域缺席了。⁽⁸³⁾

当然，柯林武德在强调理性时未忽视大众释放情绪的必要性，甚至考察了英国社会何以痴迷现代巫术的狂欢。在柯林武德看来，公共生活的价值理性让位于算计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这也是英国社会陷入困境的一种思想根源，因为“功利主义一般压制情绪和情绪的表达，尤其怀疑艺术以及像宗教那般不受尊重的事物。生活在现代欧美文明体制下的人，强暴地对待他人易激动的性情，视情绪为一种必需压制的事物，一股在我们体内不利的、倘若爆发将危及文明生活的力量”。⁽⁸⁴⁾同时，功利社会的价值标准往往取决于社会效用，人类的行为被看成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易造成道德意识的淡薄。功利的价值观亦混淆了手段与目的，存在逻辑上的悖论。如果行为A是行为B的手段，行为B又是行为C的手段，如此继续到最终行为N时，那么行为N既是欲达到的效用又是自身的目的，因为它不仅将促使其他事物的出现，而且本身就被视为善的，社会行为本身是自馈的。由此，社会的评价标准取决于熔手段和目的为一体的“内在的价值”（intrinsic worth）而非效用。⁽⁸⁵⁾除了道德之外，柯林武德亦强调法律规范在公共生活的重要性。他认为法律规范意味着首先要“有法可依”；其次“遵守法律的人能理解法律是什么”；再次“法庭应依法判决”；最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柯林武德非常重视最后一点，因为法律一旦允许例外，那么法律制定则存在任意性，容易产生司法腐败。⁽⁸⁶⁾

从1937—1940年，柯林武德的社会政治批评最为活跃。不过，这种批评不是出于个人临时的观察，而是建立在长久思考的基础上。1933年，柯林武德有感于英国社会的政治困境，做了一次题名“生活法则”的伦理哲学讲座，主要回答世人在黑暗乱世如何自处的问题。在柯林武德看来，世人无需求助于自身之外的事物，譬如制度、领袖，而应反躬自省，了解自己、尊重自己和筹划自己，最终实现自我的内在超越，缔造出一个新的世界。⁽⁸⁷⁾这种人生信念支撑着他的社会批评。1938年柯林武德出版了《艺术原理》，该书对现代世界中的娱乐提出了批评，指出足球、电影及无线广播等工业化时代的娱乐毁坏了英国民间艺术，商业资产阶级侵蚀了英国传统的乡村生活。显然，这种注重自然美和拒斥资本主义价值的艺术观，表征了英国理想主义对艺术思想的渗透。⁽⁸⁸⁾不止于此，柯林武德还论及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倡导艺术和文学创作要走出象牙塔，避免艺术的凋萎和滋生文学的怀乡病，最终摆脱“意识腐化症”的精神疾患，因为艺术家必须讲出属于他自身时代的秘密。⁽⁸⁹⁾诚然，柯林武德对艺术和文学的批评只是其社会批评的前奏，随着纳粹主义的猖獗，一些学者纷纷介入社会政治事务，反抗丑恶的社会乱象。与奉行犬儒主义的伦理学家不同的是，柯林武德认为伦理哲学与道德行为实践之间存在至深的关联，进而批评同事的治学原则，指责他们无视纳粹主义带来的危害。由此，柯林武德写信给《泰晤士报》公然批评牛津大学的同事不愿抗议希特勒纳粹主义的威胁。⁽⁹⁰⁾1938年10月，柯林武德积极支持亚历山大·林赛（A.D.lindsay，1879—1952）竞逐牛津大学反慕尼黑（anti‐Munich）的候选资格，后者是工党顾问，曾任国家社会福利理事会的主席，1935至1938年身任牛津大学校长，主要研究康德和柏格森的哲学。就政治立场而言，林赛是一位左翼自由主义者，坚守民主政治反对绥靖政策。1939年，柯林武德与几位学生到希腊岛旅行，不仅游历了众多名胜古迹，而且近距离体认了古希腊辉煌的文明。在饱览名川大山之余，柯林武德既见证了法西斯党徒全副武装的游行，也感受过他们的傲慢自负。他叙说了游船被盗的无奈，且需交出护照以证明他们非海盗的身份，尤其谈到他们来自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时，这群法西斯党徒既对他们报以鄙夷之色，又让他们久等处理意见，这让柯林武德深感其辱。⁽⁹¹⁾诚然，我们不能将这段小插曲视为柯林武德憎恨法西斯主义的有力证据，但至少这类事件给他留下了坏印象。

随着国内外社会情势的变化，牛津大学的师生为响应国家号召，有些教师离开了讲台，一些学生投身于国家事务。1940年，柯林武德发现牛津大学帕顿（Herbert J.Paton）教授不再开设伦理学讲座，后者1937年被授予“怀特伦理哲学教授”（White’s Professor of Moral Philosophy）席位，主要从事康德研究并出版了《绝对命令：康德伦理哲学研究》（1947年）。随着帕顿的离开，柯林武德发现牛津几乎无专业的伦理学讲座。为了与纳粹打好“观念战”（War of ideas），柯林武德给诺克斯的信中谈道：“如果智识的破产（intellectual bankruptcy）有可能规避的话，那么像我和你一样的人有责任去做；如果不能，我们也要降低其恶劣的影响。”为了履行承诺，柯林武德认为有必要做好本职工作，“我可以预期随着大众响应国家号召，未来听讲座的学生将越来越少，即便如此，只要有人愿意听，我会继续关于形而上学和伦理哲学的讲座，我认为这远比选择某个行当来报效国家重要得多”。⁽⁹²⁾显然，这种救国方式凸显为文人著书立说，阐述社会演化之理，表明人之为人的尊严与责任。

【注释】

(1)［英］爱德华·H.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4页。

(2)Joseph M.Levine，Re‐enacting the pastEssay 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English Historiography，Ashgate，2004，p.253.

(3)George V.Cox，Recollectionsof Ox ford，London：Macmillan，1868，p.300.关于萨缪尔的任职时间，请参阅http://www.oxfordhistory.org.uk/broad/buildings/north/53.html.

(4)埃迪斯的父亲是托马斯·埃迪斯（Thomas Isaac），有关柯林武德母亲的身份曾存在争议，据T.M.诺克斯（T.Malcolm Knox）所言，柯林武德自承其母具有犹太人的血统；柯林武德的遗孀却认为他的母亲生于东盎格鲁的英国家庭，James Patrick亦持这种观点。T.M.Konx，“Review The Formative Years of R.G.Collingwood.by William M.Johanston”，The Phlisopphical Quarterly，Vol.19，No.75，（Apr.，1969）.pp.165 166.

(5)［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6)Fred Inglis，History ManThe Life of R.G.Collingwoo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242.

(7)柯林武德及其家族介绍，请见http://fp.armitt.plus.com/collingwood＿family.htm，也可参阅Stefan Collini and Bernard Williams，“Collingwood，Robin George（1889—1943）”，Ox 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32503；Marnie Hughes‐Warrington，How good an Historian Shall I Be？UK：Imprint Academic，2003，pp.1 2.［英］伊丽莎白·迪瓦恩等：《20世纪思想家辞典》，贺仁麟总译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James Patrick，The Magdalen MetaphysicalsIdealism and Orthodoxy at Ox ford，1901 1945，Mercer University Press，1985，p.83，注释21.以及Fred Inglis，History ManThe Life of R.G.Collingwoo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p.2 3.

(8)［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9)Fred Inglis，History ManThe Li fe of R.G.Collingwoo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5.

(10)Joseph M.Levine，Re‐enacting the pastEssay 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English Historiography，Ashgate，2004，p.382.

(11)James Patrick，The Magdalen MetaphysicalsIdealism and Orthodoxy at Ox ford，1901 1945，p.85.

(12)R.G.Collingwood，The First Mate’s Log of a Voyage to Greece in the Schooner Yacht‘Fleur de Lys’in 1939，Thoemmes Press，1995，pp.vi‐vii.

(13)比尔二战时曾服役于英国空军并在英国航空公司工作，其妻Vera是一位杰出的摄影师，因移情别恋被人抛弃；1975年，比尔深感绝望导致他在自己飞机库中用一氧化碳自杀。Fred Inglis，History ManThe li fe of R.G.Collingwood，Princeton Universtiry Press，p.308.另据Martin Sheppard为Vera Collingwood写的讣告可知，Vera全名为Vera Ester Maria Fratoni，她于1920年出生在意大利的Lugnano，1947年与比尔结婚，婚后有一子Robert Collingwood，她早年在罗马学习哲学、成为克罗齐与圭多·德·拉吉罗（Guido de Ruggiero）的女弟子，并因此结识了比尔·柯林武德；她死于1998年9月。Vera Collingwood的讣告，请参阅：http://www.independent.co.uk/arts‐entertainment/obituary‐vera‐collingwood‐1199056.html.

(14)在柯林武德死后的六个月，乌苏拉亦死于产后并发症（postnatal complications），请参阅Fred Inglis，History ManThe life of R.G.Collingwood，Princeton Universtiry Press，2009，p.308.

(15)杜宾斯（William Debbins）认为是艾思儿（Ethel Winifred Graham）要求（petiton）解除婚姻（《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论文集》，第Ⅹ页）；而弗里德·恩格利斯（Fred Inglis）却认为艾思儿明显不愿意离婚，事实上，凯瑟琳（Kathleen Frances Edwardes）在1941年2月已有身孕，特蕾莎在1941年12月17日出生即是明证；而离婚却在1941年4月，Fred Inglis，History ManThe life of R.G.Collingwood，Princeton Universtiry Press，2009，pp.304 305.同样，我们可引证柯林武德有关离婚的论述：“离婚问题并不是出自性欲的狂想，而是出自一夫一妻制的道德理想与硬性地实施那种理想而带来的一连串道德罪恶这两者之间的一场未解决的冲突。”参阅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本），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6页。

(16)Kindi Vasso，“Collingwood’s Opposition to Biography”，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6.2012，pp.49 61.

(17)［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0页。

(18)R.G.Collingwood，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70.

(19)R.G.Collingwood，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77.

(20)［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45页。

(21)R.G.Collingwood，The First Mate’s Log of a Voyage to Greece in the Schooner Yacht‘Fleur de Lys’in 1939，London：1940.

(22)W.J.Van Der Dussen，History As a ScienceThe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1981，p.63.

(23)［英］柯林武德：《形而上学论》，宫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2页。

(24)David Boucher，James Connelly and Tariq Modood ed，Philosophy，History and Civlization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R.G.Collingwood，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1995，p.4.

(25)转引自Fred Inglis，History ManThe life of R.G.Collingwood，Princeton Universtiry Press，2009，p.307.

(26)James Patrick，The Magdalen MetaphysicalsIdealism and Orthodoxy at Ox ford，1901 1945，Mercer University Press，1985，p.79.

(27)Stein Helgeby，Action as History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R.G.Collingwood，Imprint Academic，2004，p.vii.

(28)R.G.Collingwood，Religion and Philosophy，London：Macmillan，1916，pp.49 51.

(29)［英］柯林伍德：《精神镜像或知识地图》，赵志义、朱宁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7页。

(30)［英］科林伍德：《艺术哲学新论·原序》，卢晓华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

(31)［英］科林伍德：《艺术原理·序言》，王至元、陈华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32)［美］凯·埃·吉尔伯特、［德］赫·库恩：《美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729—731页。

(33)［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0页。

(34)转引自W.J.Van der Dussen，“Collingwood’s Unpublished Manuscripts”，History and Theory.Vol.18，No.3.（1979），p.296.

(35)W.J.Van der Dussen，“Collingwood’s‘Lost’Manuscript of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36 No.1，（Feb.，1997），p.37.

(36)［英］柯林武德：《形而上学论·前言》，宫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

(37)［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

(38)哈里斯指出：“在他众多著作中，没有一本提到金蒂利（G.Gentile，1875—1944）的名字……最糟糕的是，至于意大利人对他思想的影响，他在《自传》中完全保持缄默的态度，甚至却表达了与之同代的前任形而上学教授史密斯（J.A.Smith）的个人情谊，后者是一位‘旧派的’观念论者。在我看来，有关任何豁免他有意隐瞒真相的责难假设，皆是无效的。”David Boucher，The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R.G.Collingwoo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9.

(39)David Boucher，James Connelly and Tariq Modood ed，Philosophy，History and Civlization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R.G.Collingwood，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1995，p.127.

(40)J.M.Levine，Re‐enacting the pastEssay 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English Historiography，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4，p.388.

(41)［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42)David Boucher，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R.G.Collingwood，pp.19 20.

(43)［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44)Bryant Griffith，A Reply to Rubinoff，Interchange.Vol.23.1992，pp.441 443.

(45)M.E.Brown，Neo‐Idealistic AestheticsCroce‐Gentile‐Collingwood，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6，p.12.

(46)陈恒、耿相新：《新史学·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37页。

(47)R.G.Collingwood，The New Leviathanor Man，Society，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lx.

(48)R.G.Collingwood，The New Leviathanor Man，Society，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lxi.

(49)Mortimer Taube，“Reviewed The New Leviathan：or Man，Society，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5.No.4（1943），p.435.

(50)Ibid，p.437.

(51)James Connelly，Metaphysics，Method and Politics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Imprint Academic，2003，p.205.

(52)［英］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0页。

(53)Christopher Parker，The English Idea of History f rom Coleridge to Collingwood，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0，p.191.

(54)W.J.Van Der Dussen，History As a ScienceThe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1，p.63

(55)［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56)［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第109页。

(57)转引自W.J.Van der Dussen，“Collingwood’s‘Lost’Manuscript of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36，No.1，（Feb.，1997），p.38.

(58)［英］戴维·包丘：《柯灵乌〈历史的原理〉一书的重要意义》，《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81页。

(59)诺克斯（T.M.Knox，1900—1979）是柯林武德在彭布鲁克学院的学生，1931—1936年就任于耶稣学院，1934年在女王学院，随后1953—1966年成为圣安德鲁大学的教授。参见James Patrick，The Magdalen MetaphysicalsIdealism and Orthodoxy at Ox ford，1901 1945，Mercer University Press，1985，p.79，注释7.不过，据苏格兰高等教育网个人档案显示，诺克斯1923年在彭布鲁克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逝世于1980年4月。参阅：http://www.gashe.ac.uk:443/public_docs/isaar/P0359.html.

(60)麦卡伦（1898—1979），牛津大学现代史与政治学教授，也是术语“选举学”（psephology）的创立者，他是柯林武德的挚友，曾在《牛津杂志》上为柯林武德写过讣告。参见James Patrick，The Magdalen MetaphysicalsIdealism and Orthodoxy at Ox ford，1901 1945，Mercer University Press，1985，p.79，注释8。

(61)欧内斯特·巴克（1874—1960），曾任牛津大学现代史导师，1920年被授予伦敦国王学院校长，1928年—1939年任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政治思想深受格林、鲍桑葵等理念论者的影响，主攻古典希腊政治思想，代表作：《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1906年）、《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思想先辈》（1918年）。

(62)David Boucher，James Connelly and Tariq Modood ed，Philosophy，History and Civlization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R.G.Collingwood，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1995，pp.5 6.相反，美国史学家比尔德则认为诺克斯是一位“深具同情却不乏冷静和公正的编者”，Charles A.Beard，“The Idea of history by R.G.Collingwood”，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2.No.4（Jul，1947），pp.704 708.

(63)［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原编者序》，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页；并请参阅同书的第248页。

(64)［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65)［英］奥尔德里奇：《简明英国教育史》，诸惠芳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12—113页。

(66)Denis Lawton，Peter Gordo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taional Ideas，London：Woburn Press，p.128.

(67)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63页。

(68)Denis Lawton，Peter Gordo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taional Ideas，p.131.

(69)David Boucher，James Connelly and Tariq Modood ed，Philosophy，History and Civlization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R.G.Collingwood，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1995，p.270.

(70)Marnie Hughes‐Warrington，‘How Good an Historian Shall I Be？’R.G.Collingwood，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Education，Impint Academic，2003，pp.157 178.

(71)R.G.Collingwood，The New Leviathan or Man，Society，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Oxford：Clarendon Press，p.310.

(72)罗顿（Denis Lawton）等人指出，“柏拉图的教育理念非常复杂，他在‘自由’与‘教育’之间建立了纯粹的关联，又不受任何有用知识观念的限制，或为某种特殊工作接受训练，《理想国》的理想教育体制在某些方面并未契合现代人定义的自由教育，譬如，它是非民主的、甚至反民主，但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模式却延续了下来”。Denis Lawton，Peter Gordo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taional Ideas，p.194.

(73)［英］柯林伍德：《精神镜像或知识图式》，赵志义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74)David Boucher，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R.G.Collingwood，1989，p.2.

(75)R.G.Collingwood，The New Leviathan or Man，Society，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pp.316 317.

(76)［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8页。

(77)［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

(78)［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79)［英］奥尔德里奇：《简明英国教育史》，诸惠芳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62—163页。

(80)［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2—74页。《真理与矛盾》被出版商拒绝后，柯林武德一直耿耿于怀。事实上，亨利·琼斯（Henry Jones）为出版社审读此书时指出，该书某些论断是真理与谬论并存，有些命题并不真实；但逻辑论辩非常清晰坦诚，尤其批评融贯论非常有力，在论述艺术、道德方面的辩证思维有创新，尽管有一些谬误仍建议出版。R.G.Collingwood，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Oxford：Clardndon Press，1989，pp.230 231.

(81)［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3页。

(82)R.G.Collingwood，The New Leviathan or Man，Society，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p.236.

(83)［英］柯林武德：《形而上学论》，宫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

(84)R.G.Collingwood，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Oxford：Clareddon Press，1989，p.198.

(85)R.G.Collingwood，The First Mate’s Log of a Voyage to Greece in the Schooner Yacht‘Fleur de Lys’in 1939，Thoemmes Press，1995，pp.150 151.

(86)R.G.Collingwood，The New Leviathan or Man，Society，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p.328.

(87)R.G.Collingwood，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pp.173 174.

(88)David Boucher，Andrew Vincent，British Ide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0，p.185.

(89)［英］科林伍德：《艺术原理》，王至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43页。

(90)Bryant Griffith，“A Reply to Rubinoff”，Interchange，vol.23，（1992），pp.441 443.

(91)R.G.Collingwood，The First Mate’s Log of a Voyage to Greece in the Schooner Yacht‘Fleur de Lys’in 1939，Thoemmes Press，1995，p.31.

(92)R.G.Collingwood，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Oxford：Clareddon Press，1989，p.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