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党中央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各地各部门在实践中创造了有效经验。这里，着重就如何提升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实际效果，提出几点意见。
1.价值观宣传教育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吻合。价值观是从社会事实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必须还原成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实事，才能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比如，讲人民当家做主，就要说清楚商品经济的深层次矛盾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博弈。资本的优势是“有钱”，如果资本主导国家政权，军队国家化且基于权力分立制衡的资本就控制政权；劳动的优势是“有组织化”，如果劳动主导国家政权，就坚持党的领导、党指挥枪、党管干部、党管媒体。这样的说法符合生活实际，能够被人们所体认。开展价值观宣传教育，要多搞“看不见的宣传”，多从具体事情上进行价值诱导，切忌把概念直接交给受众，甚至喊空洞口号。
2.对传统价值观的合理成分进行创造性转化。我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视伦理道德的教化，形成了善恶、义利等价值选择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修身等价值观培养模式。在近代“全盘西化”“彻底革命”等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许多充满智慧的人生哲理被粗暴地当作糟粕予以丢弃。比如，对于近现代思想家们大加鞭挞的“明天理、灭人欲”，余英时辨析认为，“‘人欲’一词有两重含义：一是正当的生命欲望，这是符合天理的，所以说‘人欲’中自有天理。另一含义则是不正常的或过分的生命欲望，这是和天理处于互相对立的地位的。”[7]就是说，对于正常的利益追求理所当然地应当予以支持鼓励，但要遏制过度的物欲追求，即“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8]。王阳明认为只要克服私欲，则圣人人人可做，“天下人之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9]如果能够以科学理性的精神客观认识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及其教育方法，那么就一定能够从中得到有益启发，为当下的主流价值观涵育提供有力的帮助。
3.跳出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陷阱”。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已经成熟，并且被标榜为“普世价值”，成为在全世界推行文化霸权的利器。社会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对于资本主义创造的理念、思想、价值观，只要是符合人类社会一般规律或者具有进步意义的，当然要积极吸收。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性质有根本区别，历史文化传承有自己固有的根基，我们不可能全盘接受他们的价值观。我们所摒弃的是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物教等糟粕，所反对的是隐藏在其背后的政治动机。
4.重视运用各种仪式固化价值观。古今中外，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有一些特定的仪式活动，以严肃庄重的程式规制进行价值观教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一些重大活动上升到国家层面，以全国人大立法形式确定了抗战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此外还有升旗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宪法宣誓仪式等。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仪式活动流于形式、变成走过场。不少承载民族记忆、奋斗精神的纪念设施被埋没在荒草野地中，许多烈士纪念地缺乏神圣氛围的营造，甚至沦为人们嬉戏游乐的场所。有关部门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强礼仪仪式的规范和推广，让人们在参与中增强对主流价值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5.不断推出核心价值观的代表人物。核心价值观要浸润人心，代表人物的作用不可忽视。我国历朝历代都用典型人物宣示主流价值观，例如实施察举制度，通过举荐贤良、方正、孝廉，阐释官方倡导孝、德文化，也让符合主流价值的人得到实惠。对于忠、孝、节、义等人物，以官方的权威性进行立石表彰。根据传播学规律，代表人物选好了，就能产生辐射效应，影响更多的人践行他们的价值观。我们树立了雷锋等榜样人物，生动形象地传播价值观，发挥了强大的说服力和引导力。当前，还需要发现更多的现实人物，为各个人群树立人生楷模，引领形成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
（作者为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二局副局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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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修订本）[M].北京：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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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建均.市场经济与人权[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16]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注释】
[1]《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
[2]同上。
[3]安德罗林克雷特著，启蒙编译所译：《世界土地所有制变迁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
[4]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5]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6]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版，第25至26页。
[7]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9页。
[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44至545页。
[9]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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