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为普遍原理的永恒真理崩塌之后，哲学的未来可能性恰恰存在于科学提供的永恒替代品中。在这个地平线上，一套从仆人到主人轮番颠转的哲学体系不断地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杂交再杂交。原因是，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为了确认其自主性和独立性，反对哲学帝国主义的评论，不需要哲学评论；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扎根在哲学传统中，并试图用各种禁令把哲学体系从错觉中拉出来（这种错觉类似于太阳晨时在地平线上升起时显得更大，而实际上太阳并不升起）。但只有少数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明白此事实。凭借科学手段，科学家就像一位炼金术士，把那些事物点化成可见的或不可见的，哲学也同样慷慨地悉数奉还。因为，哲学由此也想变成积极的知识工具和在当地有影响的对“方法”的批判权利。[11]
这不再是“单个”哲学家的事情。在一部很著名的著作中，布鲁姆清楚地表明，美国现代的高等教育思想充斥着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社会科学以及虚无主义的人文学科。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副标题——“高等教育如何导致民主的失败，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由于布鲁姆是站在自己的柏拉图角度看问题，这样一个副标题所提出的观念层次的隐含意义是，民主如何导致与伟大哲学不相符的高等教育并导致哲学家变成“学术人”。[12]
我们很难想象哲学家（统治）是否应当如布鲁姆那样认为哲学比民主更具有一种优越性，毕竟布鲁姆是对美国人发话。如今我们的大学正在与国际接轨，由于全球化激荡，我们会遇到一些与美国类似的问题。比如，我们哲学院几乎每一个专业都开设了方法论课程。不去面对现实问题，而是按照理性分析，或仅仅证明，似乎每种学问都得运用一定的专业方法批判。人们也可能根本不怀疑他们拥有适当的方法，就像某一满足科学要求的目标能够得到某一理论上或实践上的认识指引一样。这种目标栖居于传统上还叫做“哲学”的东西的彼岸，在它之中从事的那些活动，承袭性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中推行。然而，无论人们对这件事进行怎样的形而上学思考，人们都不应当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那里可以发现实证规律的普遍性。显而易见，人文社会科学要想赢得它的学识尊严，首先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它必须表现出有卓越的能力建立“哲学解释学的”因果关系，在威力方面与“自然科学解释的”因果相当的因果关系。如果说对象决定方法，那么人文社会科学不能屈从于理性的、因而也是可检验和可控制的方式导向某一理论上或实践上的“平民式”认识。作为以人事为对象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不会立足于现代科学——科学，即在一种广为流行的笛卡尔主义内部工作的科学。在现代科学的形成过程中，对目的论的宇宙观（有关人类的目的论的观念构成了它的一部分）的批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代的数学物理学首先标示着这个科学的典范，在这个科学观念里，要参照目的论的条件就是悬置目的论。
当然，问题并不在于要知道人文社会科学是否能适配现代科学观念，而是要知道如今对科学的肯定为什么并如何通过被人文社会科学家体验为真实事物——人、所做和所思、体制、价值尺度——的典范性消失来完成的。我们必须指出，大多数当代哲学家不仅重视意义，而且重视意义传达的策略。因而在当代哲学中，专业化的问题伴随着哲学的第一个目标产生了：艺术作品通达真理。其实，既然不同的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对微妙、优雅、得体、精致、感性等精神敏感，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萌生一个办法，即对其成员讲一种大致明白的共同的流通性语言。艺术作品、音乐、诗歌是流通性语言，海德格尔为什么要通过艺术作品、诗歌等语言谈论形而上学，在此我们可以明白几分。但如何确证这一点，也实在不太好说。这种困难，是由现成性或专业化造成的。
在生活与认识、典范性与真实性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样的问题起先不是人文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科所固有的“方法论”问题。它隶属于一种更加源始的思想，先于这门或那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确定其可能条件的思想，确定了某些特殊而重要的方式，比如诗歌。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第九章确定了诗歌相对于历史科学的优势。这很容易理解。如果说历史学家是被迫按其连续性一个一个地讲述事件，遗忘了人类思考的局限性和存在的晦暗，那么诗人总想给人类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可以挑选，改变现实。于是，在事实性中的“历史”和科学理性的范畴之间，就建立起一种分离主义的篱笆。这种叙事范畴的分离先于科学与经验的对立，也同样先于逻辑主义者的绝对主义与历史主义者或心理主义者的相对主义的对立，一如海德格尔肯定了本质性的思想相对于规律的优先性。就这样，“即便像‘逻辑学’‘伦理学’‘物理学’之类的名称，也是在源始的思想完结的时候才出现的。希腊人在他们的伟大时代里是没有这样一些名称而有所思的。他们甚至没有把思想称为‘哲学’。当思想偏离其要素的时候，思想便完结了。思想的要素就是能够使思想成为一种思想的那个东西”。“要素支持思想并因而把思想带入其本质之中”。而“一切都只取决于：存在之真理达乎语言而思想进入这种语言中”。[13]
在某种程度上，海德格尔的话具有神秘和浪漫的外表，如果没有这种“学科”建制作比较的话，它的隐晦性就无法补救。从根本上说来，这段话无非就是这个意思，即在希腊人所习见的经验世界中，尚未有后来的文化领域的分别，哲学不仅与习俗、道德和宗教，而且与艺术紧密联结，甚至彼此包含。现代各门学科的理论工具和方法不合适，无法通达源始的经验。思想的任务不是为了在技术上或事实的建立和原因的探寻方面具有较强严谨性，而是应该首先包含一种对语言与存在的原初归属关系的本质领会。某些概念如柏拉图作品中的“美”，尽管表面上具有普遍性（所谓“美学”），但总是与一个有确切时间和地点的语义场联系在一起。因为“美”首先是一个日常语词，所以，希腊人没有把科学或知识设想成现代意义上的理论。相反，他们把理论作为真正实践的最高实现来理解。当代“有思想的”人文社会科学家想要给哲学家的一个教训是：“哲学家不知道他所说的话的理由。”[14]问题在于，哲学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很可能因为以语言或话语为对象，许多麻烦得以产生。
一开始，我们就碰到极麻烦的事情。这个麻烦，一“说”就晓得。比如说，我们上哲学课就是我说（听）话和你们听（说）话。这是一个事实。然而，我们上哲学课时不时会让人感觉到，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存在任何事物。与其说除了（从概念到概念的）语言，不如说除了上课本身的声音以外，什么也没有（问题）。因为，从一开始我就不是为说某件具体的事而开口，是空无要求地说话；或者说从来被当作话语的东西，就是作为哲学或科学的分析。从今以后，符号本身就是事物或者事物的状态。比如，那些分析称“这个人是人”，就好像这个活着的人和他的名字被画上了等号。也就是说，不是作为对此时此地的这个或那个个体讲话，而是对此类分析涉及的任何人讲话。也即，无视此类分析与“我们自身的”共同生活经验之间的差距。显然，在生活世界与学科内某一系列抽象概念、术语之间，一整套符号性坐标是个障碍，因为它在引导所定义的某事物走向某事物是个障碍。此两者之间的差距举一个例子来说就够了：这可能在与朋友的谈话里，透过称谓上的说“朋友”而不是“你”得到清楚刻画。[15]
以哲学为例，哲学分明就不再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世界观，而是语言观。其“真正”的根本原则是一种特有的抽象性，以致同学们听哲学课时会感觉很空洞，认为它是一个“纯粹的”“不重要的”声音。这种抽象性将导致哲学的终结。在哲学的诸多可能性中，如切中社会现实的种种本质要素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幻想。如今，严肃的哲学家则会把这个声音与意义联系起来，认为这个声音的意义之最普遍维度，即存在。如果人是语言的动物，那么声音与语言、语音与逻各斯之间是什么关系？这就是哲学自身的问题。要消除专业化的内在危险，甚至只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消除这种危险，就不需要浪费时间去培养一批“反哲学”的社会科学家，指派他们去跟农民、工人大众解释，让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欣赏不属于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在社会实践这个母体中，而不是在一个笼统的科学观念或科学方法的噱头中，哲学社会科学才能真正在社会生活中切近社会现实。依据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明确得出结论，我们并不惧怕抽象本身，正像我们并不惧怕谈论形而上学问题。但如果“抽离于最根本、最重要的诸事物的本质，那便是最严重的错误”[16]。因为我们所系的从来都不是概念或语词的堆砌，人类的声音是有“意义”的。有声地说出总是已经预设了话语，即对可理解性的分解和实现。也正因为如此，只要有启示意义的声音就是与存在契合的。它安排着、调动着并生成着意义，将意义转化为做事方式和生存方式。因此，上帝、存在、精神、无意识的东西，在西方哲学中是同一序列的词。它们共同确定了某些重要的方式，生活的事实将依据这种方式将自身奉献给某种合理的话语生产，并维护生活方式与哲学方法的统一。
从很多方面来看，那种认为专业上不容置疑的话语的合理性，和支持那种讨好“普通民众”的话语合理性原本遵循基本的常识思维是极其不恰当的。当然，每一专业研究与大众知识能力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均衡的或等价的。反过来，将执守专业或学院话语表现为渊博的说法，将其视为掩盖更为日常世界观混乱的方便手段的后果，仍然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我想到了当代左翼知识分子齐泽克的例子。从表面上看，齐泽克的作品支持那种从好莱坞电影、畅销小说，到社会时事乃至日常生活最私密的性与爱的分析，如果有人以此证明齐泽克式的书写有了所谓与活生生的现实的关联，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这其中，有一种“否认社会世界”的话语实践，一种不动声色地进行分级还装着没有分级的断裂。这既不是因为齐泽克们的哲学能力，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知识，而只是因为他们在自己昏暗货仓里所提供出“饕餮盛宴”中的定级这个事实。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他们得要展现英雄式的学术上的英武，以占据人文学科等级秩序中的制高点，杀出一条血路进入君临天下的教育体系的象牙塔，高踞于尘世与任何世俗权力之上”[17]。不用多说，这种异于传统学院路数的分析或“日常生活图景”描写会转变为书写之物，其方式与落日余晖将云彩变成山岳或海洋无异。总之，透过齐泽克们的“自由喜好”，创造为了日常生活中“私密的反抗”（克里斯蒂娃语）的社会需求所写的洒脱不羁的文字，人们会感到那同样是一种语言游戏。没有任何悬念，语言游戏是所有知识（认知）的先验条件（维特根斯坦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