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为了爱国救亡，为了维新变法，构成了“三世”的形象，想望通过变法以渐入“大同之域”，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厚的爱国热情，无可否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为不易的，他不愧为“先进的中国人”。
康有为反对“泥守旧方而不知变，永因旧历而不更新”，描绘出一个“乱世”、“升平”（小康）、“太平”（“大同”）的“三世”图景，说明“人道之进化”，必须通过改制变法，始能达到“大同”的一日。实现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他在戊戌变法前所想望的渐入“大同之域”。他把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变为“托古改制”，谓“大同”学说是“孔子旧方”，只是经过他的“窃用发明，公诸天下”。[5]由此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冲击封建的统治观念。“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6]，正是康有为的写照。它的积极意义是把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要争取的政治改革，和远大的政治理想联结在一起，为其变法维新的政治目的服务，并提出了一个诱人的蓝图。
尽管康有为认为驯致“大同之域”，就得“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对清政府存有幻想。“三世”又有无穷的阶梯，“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只能“循序而进”，不能“一跃超飞”，有着一定的局限。但在20世纪末，孕育的“大同”思想，却是他“哀国难，悲民生”的可贵想望。
【注释】
[1]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二《春秋例》第二《三世》。
[2]按康有为《长兴学记》中《讲学》《说经》《补六艺之学》诸节，都没有提出《礼运》提到“三统”，没有提到“大同”、“小康”。《桂学答问》于介绍应读书籍时，也仅提到《公羊》（何氏《解诂》）、《春秋繁露》、《孟子》、《荀子》、《白虎通》，没有提到《礼运》；就是在介绍大、小《戴记》时，也未突出《礼运》。可知康有为于1891年在长兴讲学、1894年“游于桂林”时，还未深究《礼运》，还未将《公羊》“三世”和《礼运》“大同”、“小康”相糅。
[3]康有为：《礼运注序》，见《康有为政论集》，第193页。
[4]康有为：《戊戌奏稿》第二八叶，见《康有为政论集》，第281页。
[5]康有为：《礼运注序》，见《康有为政论集》，第193页。
[6]梁启超：《康有为传》第六章《人物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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