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说的演变和《天演论》

康有为看到《天演论》，是在政变以后，当他流亡海外，避居印度，屡言进化，也与其潜研“天演进化”有关。他这时的“大同三世”说也起了变化，和政变前不同了。

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政变发生，康有为已于9月20日离京南下，经香港赴日本，展开“勤王”“求救”活动。1899年4月16日，抵加拿大，呼吁“齐心发愤，救我皇上”。5月，抵伦敦，企图通过英国前海军大臣柏丽斯辉子爵运动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皇帝重掌政权，未能实现。旋渡大西洋，重新回加拿大。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旋自加拿大经香港赴新加坡，授意唐才常发起“国会”，组织自立军。1900年8月，自立军在汉口事泄失败。1901年，康有为离槟榔屿，去印度多处漫游。1902年1月20日，定居印度大吉岭，著《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中庸注》《孟子微》等书，他的“大同三世”说，与政变前已经不同了。

康有为“大同三世”说的演变，和他流亡海外有关，和他政变后的潜研《天演论》也是有关的。

于此，需将《天演论》的主要内容作一简单说明：

赫胥黎《天演论》的主要论点是：生物是进化的，不是不变的，其所以进化，是由于“物竞”和“天择”。所谓“物竞”，就是“生存竞争”，“物争自存也”；所谓“天择”，就是自然淘汰，“以一物与物物争，或存或亡，其所效则归于天择”，“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严复不仅把它翻译出来，而且有译序，在每篇译序之后，赘以案语，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物竞天择的规律，对于人类也适用，“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1]。他翻译此书，也是由于《天演论》“于自强保种之事”有关^[2]。在《趋异第三》的“案语”中说：

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其种愈下，其存弥难，此不仅物然而已……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

他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阐明中国如果顺应“天演”的规律，实行变法维新，就会“自强保种”，由弱变强，反之将要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

《天演论》的译述，使西方进化论学说传入中国，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达尔文进化论，说明物种是可变的，对生物的适应性也作了正确的解说，从而摧毁了神造论和生物不变论，粉碎了物种由上帝创造、生物界永恒不变的唯心论，给宗教以严重打击，成为19世纪三大发现之一。严复介绍达尔文进化论，是为了宣传变法和发展的观点，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运动提供理论根据，以打击封建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论。

虽然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宣传“变”，也宣传“进化”，但他们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儒家今文经学。他们学习西方，却仍摆脱不了经学的羁绊，捧出的还是“孔子改制”。严复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经过他自己的改造和制作，使之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要求联系起来。他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下寻求改变中国现状的武器，搬出和改造了西方进化论，为变法维新作舆论鼓动，自然比较今文经学来得“科学”，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天演论》之所以引起强烈反映，还在于它是严复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严重、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的情况下译述介绍的，它从“生存竞争”说到“优胜劣败”，从“适者自存”说到“天演进化”，叫中国人别再妄自尊大，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而要老老实实地承认目前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它敲起危亡的警钟，力争自己的生存，并告诉人们，“物各争存，宜者自立”，人为的努力，可以“与天争胜”，存亡生死，其权在我，振聋发聩，自具影响。

然而，康有为看到《天演论》，接受它的“天演进化”影响，却是在戊戌政变以后，在他政变前“大同三世”说形成以后。

康有为接触“天演论”，是经过梁启超介绍的。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1897年4月4日）《上康有为书》即言其事，谓严复所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上文已经引及^[3]。

同年，梁启超有《与严幼陵书》：

《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4]

又说：

《天演论》云：克己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亦未尝不败。^[5]

两封信的时日相近，可知梁启超把《天演论》“感动超之脑气筋”，告诉了康有为。但这时《天演论》虽部分章节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国闻汇编》开始刊出，而它的正式出版则在1898年^[6]，康有为这时正忙于新政建议、变法维新，虽闻其书，实未核读。

康有为认真阅读《天演论》，并受其影响，是在戊戌政变以后。

上面谈到，政变发生，康有为流亡海外，1900年2月，来到新加坡。当他到达新加坡前，曾写信给《天南新报》的创办人丘菽园：

讲闻风义久矣，天南一柱，独持清议，天挺人豪，以救中国，每读报及得赐同门诸子书，未尝不眷然神往也。^[7]

这时，保皇会酝酿自立军起义，康有为曾住丘氏寓所。丘菽园予“勤王”活动以极大支持，尤其是在资金方面^[8]。对此，康有为深表感谢，称丘“真有回天之力”，并赋诗示意：“丘生奇气史无有，登皋横睨八表久，看雪慷慨观袖手，披发问天天听否？”^[9]

康有为直到1901年11月，才离开槟榔屿，定居印度大吉岭。在康有为和丘菽园的交往中，有一件鲜为人知的大事，是他们一起诵读《天演论》。

丘菽园倾心《天演论》，自号“观天演斋主”^[10]，丘告以“译《天演论》者，得奇女子慕而嫁之”，康有为为之赋诗两首，其一曰：

我生思想皆天演，颇妒严平先译之。

亿劫死心沉大海，老夫春气著花枝。

神仙眷属居然遇，著述姻缘亦大奇。

遂令亡人忘忧患，沉吟新论动琴丝。^[11]

“我生思想皆天演，颇妒严平先译之”，自感早就演发“大同三世”说，如今又看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遂令亡人忘忧患，沉吟新论动琴丝”（末句原作“妄思新论入琴丝”），阅读《天演论》后“妄思新论”，引发了“大同三世”说的演变。而“天演”“进化”的词句，也在他这时的撰著中不断涌现。

康有为在此后写的《谢严又陵赠寿诗书》就说：

侧仰声闻久矣，每读大著，兼贯中外，深入人心，天演心藏所蕴于腹中而相与欲言者久，以声气之应求，竟道途之相局，我思劳积，相望如何？^[12]他没有否认受过《天演论》的影响，但那是政变以后。

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演变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政变后流亡海外，定居印度。

康同璧随父游印度，她说：

先君一生及政治思想，均与时代有关，而戊戌以后足迹所至，则三周大地，游遍四洲，历三十余国，行六十万里，考察着重于各国政治风俗及其历史变迁得失。^[13]

辛丑、壬寅间，康有为尚未游“三十余国”，但旅新加坡之“思想皆天演”，以至定居印度，与他“大同三世”说的改变和《大同书》的撰写，应有密切关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