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三世”和“天演进化”

康有为政变后的“大同三世”说，在和《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同一时期的撰著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1901年至1902年间，康有为由槟榔屿去印度，定居印度大吉岭，除撰写《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外，有关经部撰著，有《中庸注》《孟子微》《论语注》和《大学注》，除《大学注》外，其他撰注也有和《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那样强调“其用在与时进化”，“主乎与时进化”等涉及“天演进化”的言论。他认为：

第一，“人道进化，皆有定位”，强调“进化有渐”。至于“进化之道，尤赖人心之竞”，“故争之害，圣人预防之”。其言曰：

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由独人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渐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于是复为独人。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物，莫不同风。^[15]

然进化之道，全赖人心之竞，乃臻文明；御侮之道，尤赖人心之竞，乃能图自存。不然，则人道退化反于野蛮，或不能自存而并于强者，圣人立教虽仁，亦必先存己而后存人，且尤欲鼓舞大众之共和，故争之害，圣人预防之，而争之礼，圣人特设之。物必有两，而后有争，故礼必分为两。^[16]

第二，认为孔子“为文明进化之王”，他斟酌损益以改制。“孔子之道，以文明进化为主”。“其本在仁”，“其用在与时进化”。孔子当乱世，“须待进化而升平”。但经刘歆伪篡，“一切归之周公”，“若孔子为一好学美质之贤士大夫，述而不作”。实际上“《春秋》要旨，分类三科”，据乱、升平、太平，“以为进化。《公羊》最明”。其言曰：

《公羊》称孔子为文王，盖孔子为文明进化之王，非尚质退化者也。^[17]

孔子改制，取三代之制度而斟酌之，如夏时、殷辂、周冕、虞乐，各有所取，然本于周制为多。非徒时近俗宜，文献足征，实以周制上因夏、殷，去短取长，加以美备，最为文明也。孔子之道，行之则进化为主，故文明者，尤取之子思所谓“宪章文武”也。^[18]

盖孔子为制作之圣，大教之主，人道文明，进化之始，太平大同之理，皆孔子制之以垂法后世，后世皆当从之，故谓百王莫违也。^[19]

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故其科指所明，在张三世，其三世所立，身行乎据乱，故条理较多，而心写乎太平^[20]。

孔子以生当据乱，世尚幼稚，道虽极美，而行之太早，则如幼童无保傅，易滋流弊，须待进化至升平、太平，乃能行之。^[21]

盖孔子未生以前，乱世野蛮，不足为人道也。盖人道进化以文明为率，而孔子之道尤尚文明，……刘歆以伪乱篡统，一切归之周公，几若孔子为一好学美质之贤士大夫，述而不作，比于老彭，观此可证其谬。^[22]

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23]

言性善者，平世之法，令人人皆有平等自立，故其法进化向上为多，孟子之说是也。^[24]

平世曰平，乱世曰治，此进化之差也。^[25]

《春秋》要旨分三科：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为进化，《公羊》最明。^[26]

凡世有进化，仁有轨道，世之仁有大小，即轨道大小，未至其时，不可强为。孔子非不欲在拨乱之世遽行平等，大同、戒杀之义，而实不能强也，可行者乃谓之之道，故立此三等以待世之进化焉。^[27]

第三，以为孔子“生当据乱”，为小康之法，而精神取法在大同，如今“大地既通，欧美大变，盖进至升平之世矣”，“然世有三重”，“可推为九世、八十一世”，“太平大同之后，有进化尚多，其分等亦繁”。如果“未至其时而妄行，未至其地而躐等，更滋大害”。其言曰：

一世之中，又有三世，据乱之中有太平，太平之中有据乱。如仅识族制亲亲，据乱之据乱也；内其国，则据乱之太平矣。中国夷狄如一，太平之据乱也；众生若一，太平之太平也。一世之中有三世，故可推为九世，又可推为八十一世，以至于无穷。^[28]

孔子生非平世，躬遭据乱，人道积恶，自人兽并争之世，久种乱杀之机，无论何生，触处并发，加逢乱世险"，诈谋百世，机械乱种既深，何能遽致太平大同自由之域。^[29]

孔子生当据乱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欧、美大变，盖进至升平之世矣。异日大地大小远近如一，国土既尽，积类不分，风化齐同，则如一而太平矣。孔子已预知之。然世有三重：有乱世中之升平、太平，有太平中之升平、据乱，故美国之进化，有红皮土番，中国之文明，亦有苗、猺、獞、黎。一世之中可分三世，三世可推为九世，九世可推为八十一世，八十一世可推为千万世，为无量世。太平大同之后，其进化尚多，其分等亦繁，岂止百世哉！^[30]

《春秋》之义，于乱世，绝大夫；升平世，尔诸侯；太平世，贬天子。如改易天子诸侯山川之祀，此则待之平世也。^[31]

《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有豫算之谓，非俭啬以失国体也。此为据乱世发也。乱世道路未通，分国万千，如今土司然。^[32]

孔子之道有三统三世焉，其统异，其世异，则其道亦异。^[33]

民种未良，民德未公，待法律刑罚以治之，民虽畏法而求免罚，然险"机诈之心未除，即作弊于法律之内。故政刑者，升平小康之治也。……故德礼者，太平大同之治也。孔子生乱世，虽不得已为小康之法，而精神所注常在大同。^[34]

荀卿传《礼》，孟子传《诗》《书》及《春秋》。礼者，防险于外，行于当时，故仅有小康、据乱世之制，而大同以时未可，盖难言之。《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该人事，故兼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制。^[35]

或未至其时而妄行，未至其地而躐等，更滋大害，且为永戒，虽精义妙道，反因流弊而后不敢行。^[36]

以古今之世言之，有据乱、升平、太平之殊，不可少易，而以大地之世言之，则亦有拨乱、升平、太平之殊，而不可去一也。即以今世推之，中国之苗猺狪獞，南洋之巫来由吉宁人，非洲之黑人，美洲之烟剪人，今据乱世之据乱矣。印度、土耳其、波斯颇有礼教政治，可谓据乱之升平矣。若美国之人人自主，可谓据乱之太平矣。今治苗猺黎狪、非洲黑人之法，必设以酋长，别其男女，教之读书，粗定法律，严其争杀，导之礼让，斯可矣。若遽行美国之法，则躐等而杀争必多，待进化至于印度、波斯，乃可进变于美国也。太平与据乱相近而实远，据乱与升平相反而实近，而美国风俗之弊坏，宜改良进化者，其道固多。^[37]

在这些辛丑、壬寅间的撰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康有为以为“孔子当乱世”、“孔子生当据乱”、“孔子生非平世”，是“乱世”，中经王莽、刘歆的“创造伪经”，以致“微言散绝”，二千多年来的历史都是“乱世”，与政变以前的“三世”说不同。他又认为“进化之治，太平大同之理，皆孔子制之以垂法后世”。“三世”进化，“《公羊》最明”。事实上，他的“三世”进化，确实源自儒家学说，他的将《公羊》“三世”和《礼运》“大同”、“小康”相糅，也是“发明”孔子“为文明进化之主”。

康有为之所以屡言进化，是和他在政变后潜读《天演论》有关的。他在戊戌政变后“大同三世”说的改变，也不能说与之无关。

《大同书》还是康有为在政变后流亡海外、定居印度，以及受了严复《天演论》影响后的撰著，他之所以遍注《四书》，就是设想再从儒家著作中找取“大同”之域。

【注释】

[1]严复：《原强》。

[2]严复：《译〈天演论〉自序》。

[3]梁启超：《致康有为书》，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三日，见《梁任公年谱长编》，见本书第五章“‘大同三世’和《天演论》”。

[4]梁启超：《与严幼陵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 0 8—1 1 0页，《文集》误系于光绪二十二年，应为光绪二十三年。

[5]梁启超：《与严幼陵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 8—11 0页，《文集》误系于光绪二十二年，应为光绪二十三年。

[6]《天演论》于1898年由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刊行，见拙撰《再论康有为与今文经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7]康有为：《致丘菽园书》，手札，新加坡丘氏家属藏。

[8]据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谓丘捐十万金，并向华侨筹款；而康有为在1900年7月16日《致各地保皇会函》则云：“丘君菽园再捐十万，共二十万”（见《康有为政论集》第413页）；康氏后来写给谭张孝的信也说：“此次大事，全借菽园乃有所举”（《近代史资料》第80页）；康有为：《丘菽园所著诗序》（手稿，丘氏家藏）则云：“捐施十余万，冒险犯难，以事勤王”，疑以十余万为宜。

[9]康有为：《庚子三月题丘君看雪图》（手迹，新加坡丘氏家属藏）。

[10]见《康南海先生诗集》卷五《大庇阁诗集》，台湾丘海学会版，第1 8 4—1 8 5页。又，诗二首，康氏写赠丘菽园，丘氏家属所藏原诗手迹，文字与此略异，如“严平”作“严生”，末句作“妄思新论入琴丝”。

[11]见《康南海先生诗集》卷五《大庇阁诗集》，台湾丘海学会版，第1 8 4—1 8 5页。又，诗二首，康氏写赠丘菽园，丘氏家属所藏原诗手迹，文字与此略异，如“严平”作“严生”，末句作“妄思新论入琴丝”。

[12]康有为：《谢严又陵赠寿诗书》，民国三年（1914年）作，见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台湾成文出版社印行，第422—423页。

[13]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油印本。

[14]康有为政变以前的“三世”说，在其门弟子中也曾述及，如梁启超说：“秦后迄今，升平世也。”（《新学伪经考序》，署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五年，当光绪二十三年，初载《知新报》第三十二册，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以中国二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为“升平世”（“小康”）。又说：“君者，据乱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论民政君政相嬗之理》。初载《时务报》第四十一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梁启超所说的“民”，是指资产阶级，以为有了一个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就可渐趋“大同”。

[15]康有为：《论语注》卷二《为政》第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页。

[16]康有为：《论语注》卷三《八佾》第三，第33—34页。

[17]康有为：《论语注》卷三《八佾》第三，第32页。

[18]康有为：《论语注》卷三《八佾》第三，第38页。

[19]康有为：《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页。

[20]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见《康有为政论集》，第468页。

[21]康有为：《论语注》卷五《公冶长》五，第61页。

[22]康有为：《论语注》卷九《子罕》第八，第127页。

[23]康有为：《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第9页。

[24]康有为：《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第9页。

[25]康有为：《孟子微》卷二《辟异》十八，第179页。

[26]康有为：《孟子微》卷一《总论》一，第21页。

[27]康有为：《孟子微》卷一《总论》一，第11页。

[28]康有为：《孟子微》卷一《总论》一，第11页。

[29]康有为：《论语注》卷一《学而》一，第3页。

[30]康有为：《论语注》卷二《为政》二，第28页。

[31]康有为：《论语注》卷三《八佾》第三，第33页。

[32]康有为：《论语注》卷一《学而》第一，第7页。

[33]康有为：《中庸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2页。

[34]康有为：《论语注》卷二《为政》，第18页。

[35]康有为：《孟子微·自序》一，第1页。

[36]康有为：《论语注》卷六《雍也》，第81页。

[37]康有为：《中庸注》，第227—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