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大同三世”说的构成，是以《礼运》“大同”、“小康”学说和《公羊》“三世”学说相糅：即以《公羊》的“升平世”为《礼运》的“小康”，以《公羊》的“太平世”为《礼运》的“大同”。
1897年由上海大同译书局最早印出的《春秋董氏学》中，有着康有为把《公羊》和《礼运》相糅的迹象：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1]
他以《公羊》“所传闻世”为“乱世”；以《公羊》“所闻世”为“升平”，“升平者，小康也”；以《公羊》“所见世”为“太平”，“太平者，大同之世”，这是康有为前所刊本的书中所没有的。[2]
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康有为所说的“升平世”（“小康”）是指怎样的社会？“太平世”（“大同”）又是向往怎样的社会呢？他在戊戌变法前构成的“三世”蓝图又是怎样？《礼运注》有着具体的描述：
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国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说，所言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之道也。其故则以群经诸传所发明，皆三代之道，亦不离乎小康故也……
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乐群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3]
以中国封建社会为“小康”，即“升平世”；实现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渐入大同之域”。
1898年刊行的《孔子改制考》言“三世”之处很多，即以春秋为“乱世”，而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但尧、舜，“不必其为事实”，只是孔子“托”之以言其“盛”，它不过是孔子理想的境界，而不是古所实有。康有为认为孔子之时为“乱世”，与《礼运注》“生当乱世，道难躐等，虽默想太平，世犹未升，乱犹未拨，不能不盈科乃进，循序而行”相发明。
康有为推演的上述“三世”系统，在其1898年6月所上《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中可以得到印证：
王者至尊，为天之子，宜祀天；人民虽卑，亦天之子也，亦宜祀天也。不过古者尊卑过分，故殊其祀典，以为礼秩，岂所论于今升平之世哉！[4]
他说：“岂所论于今升平之世哉！”则以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为“升平世”（“小康”），与《礼运注》所言相合。以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渐达到他所想望的“大同”境界。这是康有为戊戌变法前的“三世”说，是和他当时的政治活动密切结合的。
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在中法战争前后，大同思想逐渐形成。后来，又吸收了中国儒家今文学派公羊家的“三统”、“三世”学说和《礼运》中的“大同”、“小康”学说。但是产生那些学说的西方社会条件和中国古代社会条件，却没有和那些学说一同被康有为吸收过来。那些学说，失掉它的社会基础，再不像它的本来面目，而被融化在康有为的哲学幻想中。康有为用自己的观点去领会西方的、中国古代的思想，愈讲愈玄远，可是，经过一番幻化，它又转为另一个基础服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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