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與《公羊傳》

《春秋》是在魯國史記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至於其修訂者，雖然古今學者對於孔子與《春秋》的關係多有爭論，但“先秦至漢多種古籍關於孔子修《春秋》的記載，應承認爲可信”（李學勤1998）。僅《公羊傳》中就多次明言孔子修《春秋》。《春秋》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公羊傳》：“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又莊公七年：“夜中星霣如雨。”《公羊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又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公羊傳》：“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公羊傳》中提到的“修《春秋》”、“爲《春秋》”的“君子”，皆指孔子。文中亦有直言“子”者，如《公羊傳》昭公十二年：“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何休注：“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我們在此也接受《公羊傳》和公羊學家的觀點，認爲孔子修《春秋》是有文獻依據的。

關於《公羊傳》的授受源流，最常見的說法是源於孔子晚年門生子夏，傳於公羊氏，由公羊壽和胡毋子都寫定。《春秋》隱公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公羊傳》：“紀子帛者何？無聞焉爾。”何休注：“《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何休《公羊傳序》徐彥疏：“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又引戴宏序：“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孔子知秦將燔詩書之說固不可信，但戴宏與何休的觀點相近，何休在《序》中亦以戴宏爲“先師”，他們的觀點源流略同。

《孝經鈎命訣》記載：“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參即曾參，商即卜商，字子夏。又《春秋說題辭》：“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讖緯之說雖多附會假托，不可盡信，但此說與當時經學家的觀點無大區別，可能是東漢時代經師的普遍看法。

也有學者對此提出了異議。元人郝經在《春秋三傳折衷》的序言中提出，《公羊傳》中有引孔子、高子、子司馬子、子女子、沈子、魯子說，但“《公羊》終篇非惟不及子夏，但稱孔子者一，而孔門高弟皆不及焉”。但這不能作爲完全推翻子夏傳授說的證據。自子夏至公羊壽，時代已歷三百餘年，其間傳授《公羊》學說的經師必不止以上提到的數人，其學說由歷代經師增成，不盡出於子夏，亦不可怪。而從後人的記載中可見子夏對《春秋》頗有心得，如《春秋繁露·俞序》：“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說苑·復恩》等皆引用過子夏關於《春秋》的教益，與董仲舒、司馬遷及東漢儒生論《春秋》多有相近之處，不能以《公羊傳》中未提及子夏便輕易否定他的傳授。

當然，亦不能簡單認爲孔門弟子傳《春秋》者僅子夏一人，《春秋繁露·俞序》除了子夏還提到：“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也說：“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春秋》在流傳過程中，經過歷代經師整理講授，在寫定之前，其學說來源必不僅限於個別人物。

《漢書·藝文志》著錄《公羊傳》十一卷，並注明：“公羊子，齊人。”顏師古注：“名高。”公羊高固爲《公羊傳》傳人，但《公羊傳》文本非出自子夏的弟子公羊高之手，而是其後人公羊壽所寫定，成書於西漢初文、景之際。這從文本中可得證明。《公羊傳》哀公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左傳》“開陽”作“啓陽”。何休注：“開者，爲漢景帝諱也。”又哀公六年：“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愿諸大夫之化我。’”陳乞之子即陳恒，因避漢文帝諱而改“恒”爲“常”。這是《公羊傳》成書年代的明證。

但公羊學說早在此前就由孔門弟子口授傳播。《公羊傳》與《孟子》有共通之處。劉師培《公羊孟子相通考》（見《劉師培全集》第一冊《群經大義相通論》）提出二者義合者七條。其中《孟子·告子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與《公羊傳》宣公十五年“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表述方式相近。又《離婁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與《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文多同。

《公羊傳》與《荀子》也有密切的關係。楊倞注《荀子》多引《公羊》文，而何休解詁又多用《荀子》文。《荀子·王制》：“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與《公羊傳》僖公四年“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相近。又《王制》中提到的“桓公劫於魯莊”，來源於《公羊傳》莊公十三年所記錄的柯之盟中曹沫劫齊桓公之事，此事《左傳》無記載，《穀梁》敘述簡略，可見它可能本於《公羊》。又《大略》：“《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來源於《公羊傳》文公十二年：“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爲能變也。”又：“《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來源於《公羊傳》桓公三年：“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

《韓非子》中也可看出《公羊傳》的影響。《十過》述晉獻公與荀息謀假道於虞以伐虢之事，其文多與《公羊》、《穀梁》合，而《左傳》的記敘則簡略得多。

《禮記》多記錄孔門弟子遺言，其中頗有與《公羊》相通者。廖平《何休公羊解詁三十論》卷一“王制爲春秋舊禮傳論”條說：“孔子作《春秋》，存王制，《禮記·王制》乃《春秋》舊傳，孔子既作《春秋》，復作此篇，以明禮制，故所言莫不合於《春秋》。”《王制》是否爲《春秋》舊傳姑且不論，但《禮記》與《公羊》多通則不可否認，可能二者在口授流傳過程中共同吸收了某些學說。如《曲禮下》：“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又《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多與《公羊》文同。《禮記》中也有直接引用《公羊》義者，如《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鄭玄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此《春秋傳》即《公羊傳》宣公十八年：“吳、楚之君不書葬。”

因此段熙仲先生（2002：31）說：“夫七十子既喪，孟、荀俱爲大儒，其說經多與公羊家之言合若符節；又其書文字亦均有與《公羊傳》文同者，亦足以明《公羊春秋》爲孔門所傳之學，公羊先師之說必有所受之，而非後來師說之所能造作者矣。”從以上敘述可見，《公羊傳》來源於孔門弟子，寫定於漢初，是可以確定的。

如同子夏並非唯一受《春秋》的孔門弟子，《公羊傳》也並非公羊氏一家之學。《公羊傳》中稱引經師言論共十五條，涉及七人。其中的“子公羊子”當指公羊高，因爲寫定者公羊壽當無自稱“子”之理。另有“魯子”，被引用六次，“子沈子”，被引用三次，除此之外還有“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高子”，各被引用一次。由此可見傳文吸收了多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四庫提要》所說：“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