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與中國文化

《公羊》學從西漢時開始每逢興盛期，都是一種講求經世致用的學問，對中國社會、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本文將分《公羊》學與中國政治文化、《公羊》學與中國法律文化以及《公羊》學與中國禮儀文化三個部分，對《公羊》學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作簡要介紹。

一、《公羊》學與中國政治文化

中國儒學本來是講究“內聖外王”的學問，不僅要講究內在的心性修養，同樣也要講究外在的事功。所以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並不只彊調道德；孔子弟子或如子貢、子路、冉有爲名臣，或如子夏爲魏文侯師，也都能在政治方面發揮影響。直到宋明理學興起之後，儒學才轉爲一味彊調“心性”之學，儒生也開始變爲不通世事的腐儒。《公羊》學則是比較彊調經世致用的學問，發揮了儒家經世致用的這一取向，對中國政治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公羊》學在中國政治文化上的影響，首先表現爲彊調“改制”。《公羊》學思想中彊調逐漸進步的“三世說”，以及改朝換代必改制的“三統說”都是講求改制的學說。漢武帝時改用《太初曆》，採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一系列新政策；晚清康有爲以《公羊》學爲思想工具，與西方近代君主立憲思想相結合，推動戊戌變法運動，均是從《公羊》學的“三世說”和“三統”說中汲取了養分。

《公羊》學在中國政治文化上的又一影響，則表現爲彊調“行權”。社會現實是千變萬化的，要積極投身政治，變革制度，實現理想，就不能只死抱着道德教條，而需要靈活應變，將理想與社會現實結合起來。《公羊》學中的“行權”思想，講求在緊急情況下，採取“反於經”的手段，實現理想，恰恰能實現靈活應變的需要。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經過蒲地，蒲人逼迫孔子不得去衛國。孔子與之盟，脫困之後依然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28]孔子這種靈活應變，不拘泥於小信的做法，就深有“行權”的風格。

當然，因爲部分人過於汲汲參與政治，錯誤地發揮《公羊》學中的經世致用思想，對中國政治文化也產生了一些不利影響。例如，漢武帝時公孫弘假借儒學，使《公羊》學淪爲謀取“利祿”的工具。這是我們在研究《公羊》學與中國政治文化時，需要引以爲戒的。

二、《公羊》學與中國法律文化

漢武帝時董仲舒彊調“經義決獄”，特别是“《公羊》決獄”，即應用《公羊》學的義理解決法律理論問題以及量刑標準問題。這一主張在漢代司法實踐中得到了廣泛的採用，對漢代乃至之後的中國法律文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董氏應用《公羊》學治獄的主張主要有以下四點。

其一，尊尊君權至上。《公羊傳》的核心觀念之一是“尊尊”，因而弑君、僭主均被認爲是大惡，臣民在君權面前一律平等。皇親國戚，如果違背了法律，必須應用《春秋》“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的原則加以判決；而沒有血緣關係的人臣觸犯法律，則必須應用“人臣無將，將而誅焉”的法則加以懲處。例如，《漢書·淮南王安傳》記載，“《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29]在《春秋》的原則之下，淮南王劉安雖貴爲皇親，因爲謀叛最後也難逃死罪，就是“尊尊”原則最生動的體現。

其二，親親隱情不坐。“親親”是《公羊傳》又一核心觀念，即相對於天理、王法，親情倫理有其優先性。只要不妨礙王權與君權，親親相隱作爲人之常情，也被認爲是合理的，於是因親隱罪、緩罪和爲親復仇都被認爲是符合《春秋》大義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俞序》中就指出：“《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緣人情，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30]

由於董仲舒當時的重大影響力，這種“親親隱情不坐”的原則被漢代最高統治者所吸取，成爲官方意志。如漢宣帝地節四年（前66）詔書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誠厚之致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廷尉以聞。”^[31]就是這一原則的體現。

在具體的司法案例中，這一原則也得到了貫徹。例如，“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養活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贏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而不當作。’”^[32]便是“親親隱情不坐”在司法實踐中的具體運用。

其三，賢賢諱罪抵過。重賢的觀念自孔子以來，一直得到儒家學派的推崇。而賢者一旦觸犯了法律，爲保護其不受過重的制裁，《春秋》一般採用了“諱罪”的做法。即不明確申討，而只給予隱晦地批判。例如，“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有尊王攘夷、扶微繼絕的大功，可謂賢者。但是齊桓公也有“滅項”的惡行。《春秋》爲了掩蓋桓公的惡行，便只書“滅項”而不言“滅之”者，就是“諱罪”最好的例子。如果“諱罪”不能解決問題，則採取有功者功過相抵的措施。這類事件在兩漢例子很多，此不贅述。

其四，善惡本事原志。《公羊傳》認爲孔子作《春秋》，注重考察人物行爲背後的動機和意志。《公羊傳》的褒貶譏絕，很大程度上是根據人物動機的善惡來下判斷的。漢人以此決獄，則要考察犯罪者的作案動機是否故意，以此給出恰當的量刑。

董仲舒在《春秋決事》中，就曾根據善惡本事原志的準則，給出了一則案例：“甲父乙與丙爭言相鬥，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當以梟首。’論曰：‘臣以爲父子至親也，聞其鬥莫不有怵惕之心。挾杖而救之，非所以欲毆父也。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33]

漢代以《春秋》決獄的四條法則，對中國法律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隋唐以後確立的不可赦免的“十惡”原則中，“謀反”“謀大逆”“謀叛”“大不敬”等四項均涉及君主權力，可以說繼承了“尊尊君權至上”的原則。曹魏以後確立的可以減輕懲處的“八議”法則中，“議賢”“議能”“議功”“議勤”等四條法則，是“賢賢諱罪抵過”原則的繼承。而今天的法律條文中，區分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等做法中，仍可以看到“善惡本事原志”原則的影子。

三、《公羊》學與中國禮儀文化

中國先秦禮儀紛繁複雜，《三禮》之書內容浩繁。而《公羊傳》記載吉、凶、軍、賓、嘉五禮俱全。如毀親盡之廟、昭穆之主的排序，是關於祭祀的吉禮；久喪的期限問題，涉及到凶禮；諸侯、大夫朝聘相會，是爲賓禮；大蒐、大閱，是爲軍禮；婚姻所娶、妻妾嫡庶，是爲嘉禮，包含了豐富的禮制材料，是我們研究中國禮儀文化的重要材料。

由於《公羊》家號稱“《春秋》爲漢帝制法”，所以漢代以後，國家禮儀多從《公羊傳》中尋找依據。“魏晉而後，沿襲相承。元魏景明時，孫惠蔚因禘、祫上言，謂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是文，以爲朝典。”^[34]可見《公羊》對中國古代官方禮制影響之大。

《公羊傳》不僅包含豐富的禮制材料，也包含了豐富的禮儀思想。董仲舒《春秋繁露》即對《公羊傳》中的“尊禮重信”思想有較多的發揮。《春秋繁露·楚莊王》言：“《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禮而死于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35]這種“尊禮重信”的傳統，雖然在戰國以後逐漸隨著各国變法圖彊、爭雄兼併而遭到破壞，但仍被後世學者們當做道德楷模所懷念。

何休在《解詁》中，則重點發揮了《公羊傳》中的“禮治”思想。他認爲“禮”在社會中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成爲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行爲準則：“故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不敢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奸邪入之。”^[36]

何氏還認爲在“禮治”的問題上，需要注意處理好“質”與“文”的關係，即形式與內容、“尊尊”與“親親”協調發展。如他認爲：“《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不離子行也。王者起，所以必改制爲文者，爲承衰亂，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弊，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後王起，法地道而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弊，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從三子者，制由中也。”^[37]特别是，他針對周代以後禮樂流於形式、仁義化作表面的現實，彊調“救文以質”，認爲相對於“禮”的形式更應彊調其實質，尤爲難能可貴。

《公羊傳》包含了豐富的禮制資料，對漢晉以後的國家制度產生了實質性影響；而其中包含的禮儀思想，經過董仲舒、何休等人的闡發，更是對中國現實政治及禮樂文明的塑造，產生了深遠效應。故後人治《公羊》學有專門關注其中禮學問題的，如淩曙《公羊禮疏》即是其中代表，抓住了《公羊》學的關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