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继承儒学

继承传统首先必须明确如何继承，并非所有传统都应无选择地进入当代生活。现代社会中毫无疑问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变迁，传统可能显示出两重性品格，用传统的语言来讲就是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精华提示我们传统中一些问题可能具有超越特定时代的永恒话题，糟粕则提示我们传统中可能有一些与特定时代、体制相结合而失去意义价值的存在物。所以，传统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的问法可能并不是合理的思维，这似乎已经是一种文化化约主义的思路，重要的在于我们能够从传统中领会什么、发现什么，这就要一个还原的态度，做有选择、有目的的继承。徐复观先生的观点富有启发意义，“我认为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应该抱有一个相同的态度，我们很诚恳地去学习，很认真地去了解，了解以后再加以审慎的批判，而批判的基准，是以整个的现实社会人生的问题作对照。如果它没有意义，中国的也好，西方的也好，我们都不能接受；若是有意义，中西也好，都应接受。此处没有中西的分别。”（注：转引自，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页。）实际上，任何思想体系都不可能只有长处而无缺陷，而即使有短处也不意味着其中就没有值得挖掘的优点，通过我们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传统可以更好地转化并吸纳现当代价值，更好地使现代价值植根于既有的文化土壤。

在继承的内容方面，继承传统中的人文精神、人间关怀、政治关怀、审美情趣这些问题，这些内容能同当代社会价值相通达，或能为当代社会提供一种互补式的精神生活图景。这部分内容显示出古代思想的卓越之处，它不可能随着传统中器物体制层面的消亡而随之消亡。我们抛弃的是具体的器物和体制，以及一些具体的和体制相依附的具体结论。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传统中的一些基本思想问题中可能蕴涵着超越具体时代的人文价值，儒学虽有一定的文化上的缺失之处，但是其奠定的以人说人的起点和方向则是应该继承的，儒学在生成之初就尽可能地减少来自外部超越力量对人的作用，把人本身作为理论的关注点，儒学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立人的学说，以价值和人的存在为问题的核心，注重实践理性，强调实践精神，具备深沉的历史感。从个体层面的道德修为，人格成长，强调为学、为人的统一，儒家是“为己之学”，儒家强调自我修养、自我学习、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能力，指向人生的智慧，以人生的终极归宿为目标，并有一系列达成目标的具体方法，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儒家将学问的重点并不只放在个体之心性之修养上，还探讨合理政治之实现方式，积极地服务于社会，关心国事民瘼，关爱社会大众处境，蕴涵着极其深厚的人本思想的政治智慧，儒学传统中还隐藏着中国文化中的独具的审美情趣和诗性思维的，积淀着我们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我们民族的独特精神标志。这些正是现时代所需要关注并且尚未得到落实的事情，而在传统古学中拥有了大量的可供参考的此方面的资源。

在继承的方法方面，要秉承以人为本的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从传统中继承相关的以人为本的观念，也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对传统进行裁量和选择，儒家思想中的以人为本，就是在天地万物当中，强调人的特殊性，注重人在决定自己存在时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创造属人的存在和生成境界，从本然存在状态走向开明向善的存在状态；强调人有人的人格尊严，不能将人等同于器物（君子不器，这里实际上指被作为工具尺度意义对待的人）。这里的含义是，人较之其他物类有更高的价值，就在于不是工具（器）而是目的。而当代我们讲的以人为本则是一种对人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时，坚持人的尺度为出发点。可以确定的是，两种以人为本的视域必定有可以通约的关联性，古典的视域中的以人为本更关注人的存在意义境界的塑造和价值的建构，而当下的以人为本则强调以人为根本目的而非手段，强调人的具体现实的权利的实现。前者有坚定的价值基础，道德性直接显现，注重道德对人的作用和意义，而后者则是立足于社会历史本体论的视域，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价值基础，以道德为底蕴的现实要求和最终目的。这两者之间并不冲突对立，而是形成了一种互补互促的关系。通过以人为本的方法我们能够对传统做出一个正确的评议，凡是符合以人为本的传统才是值得继承的，而凡是非以人为本的某些丧失合理性的具体结论则是应该舍弃的。其次是义理阐述法，在挖掘出其原初语境中的真实含义和确切所指的前提下，并要不断地对原有的儒家经典中的一些观点和理论进行新的意义赋值，找到新旧观念的契合点，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传统，正如清代思想家王船山所说，“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注：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98年，第1008页。），一旦获得了新思想的解释，古典思想完全可以成为现代观念的有力依托。这个过程是双向的，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其原初含义，则无法体会真实确切的含义，则也无法加以新的意义赋予和深度诠释，而深度的诠释则会赋予传统以新的生命力。傅伟勋教授所言的创造的诠释学值得注意，“创造的诠释学”的具体内容、特点或功用共分五个辩证的步骤或程序，中间不可任意越级。一、“原作者或原思想家实际上说了什么？”因此创造的解释家首先必须兼为考据家，培养起码的考证、训诂、版本等方面的功力。但即使我们找到原始的版本，或从各种版本建构出具有考证根据的理想版本，仍然未能解决问题。二、“原作者真正意味什么？”在这一层次，创造的解释家要通过各种方式设法消解原有意思在表面上的前后不一致性或论理的矛盾，试予彰显原有文句可能含藏着的丰富内涵，体验原思想家的思维历程。同时通过精细的语言解析尽量发现原有思想在语言表现上可能具有的多重语意。这样，创造的解释家就已经达到“了解原思想家，必须超越他”的阶段。三、“原作者可能说什么？”创造的解释学家在这里需要有严格的哲学史训练，逐渐体会“批判地继承亦创造地发展”原有思想的深意。由是，创造的解释学家不得不面临第四层的解释问题。四、“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这就是要问：假定原思想家今天还活着，他会依然固执己见吗？或者他会愿意修正或放弃他已说过的话吗？这些问题只有创造的解释学家设法代表原作者回答了。这样，创造的解释学家变为开创性的新思想家，这就是下一层意蕴：五、“作为创造的解释家，我应该说什么？”这里变成新思想家的解释学家已经不能只代表原思想家说出原思想家本来应该说的话；他已经到了由批判地继承开创新理路、新方法的地步，而成为一个开创性的新思想家了。这五个步骤，傅伟勋后来加以精炼，用十个字概括为“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注：傅伟勋，《从创造的诠译学到大乘佛学》，台北，东大版，1990年，第6页。），可以说，这五个层次为五种境界，层层递进，一层高于一层，最高层次就是成为创造的解释学家。傅伟勋认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并不是要全盘改变中国哲学的内容或义蕴，而是要入乎其内，先做客观的了解，必须在了解前人的基础上，才可能贯通前人的论题，或提出新的问题，或表达新的解释，只有这样，才能彰显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占有的特殊地位，才是中国现代哲学家所应做的继往开来的艰巨工作，真正达到反本开新的功效，赋予传统新的符合时代涵义。方克立在“综合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马魂”是以灵魂比喻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具有的核心地位和指导意义。“中体”是指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其“体”不是指精神指导原则，而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即文化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把中国文化生命的整体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西用”既是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的，也是对于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文化而言的；对于前者它是“应事之方术”即原则的具体应用，对于后者它是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方克立认为，“‘五四’以后在中国就已形成中、西、马三大哲学流派、三种哲学资源对立互动的格局，在如何处理三者的相互关系问题上，许多人往往只看见它们之间的分歧、对立、互相批评、激烈论战、‘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这一面，而看不到它们所反映的人类哲学智慧发展的共同性，它们之间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另一面，以及将三者之精华‘综合于一’可能性。”（注：方克立，《方克立文集》第六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448页。）

所以，我们强调重新发掘儒家文化的精神财富，绝非是要鼓吹全面复古的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不可能成为当代中国的选择，因为有其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困境，儒家文化传统中的确有一些要素由于历史的发展而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变成了死掉的，应该予以否定和放弃，全盘照搬儒家文化的整套东西是不可能有其合理性，儒家在历史上之所以被批判，除了其可能为被专制体制所利用之外，也一定还有值得反思的理由，以圣人的道德理想境界为例，是同现代公民化的平民化理想人格所不能适应的，只能成为一种远古的精神追思而不可能再成为社会所宣传鼓励的人所追求的道德境界，当然，也应该警惕当代渐趋平庸化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在商品拜物教和世俗生活的双重作用下，个人沉浸在渺小和粗鄙的快乐中，没有激情与抱负，仅仅追求可怜的舒适与生理性质的刺激，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传统虽已远逝，但其中所渗透出的对崇高美德和精神生活的关注却是人类永不该忘却的。张岱年指出，“中国旧哲学虽是过去时代的，其内容则并非完全过去。中国旧哲学中有一些倾向，在现在看来，仍是可贵的，适当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之活的。”（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87页。）我们强调继承发扬传统也不是试图以中国固有的传统去对抗、抵制外来的文化，我们也要关心一切有利于民族思想素养形成的重要的外来思想资源，“学无分中西”，有选择性地吸收西方优秀文化成果。总之，传统中的一些要素则可能成为潜在的现代化的思想资源。因此，人们对于儒家文化传统本身也存在一个不断重新整理发现、重新赋予当代意义的过程。我们提倡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多元开放的心态，对儒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之作为弘扬民族精神、培育时代精神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