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看待儒学

文化传统是经历过时空变动而能长久保持同一性的文化元素，是在现实中活跃着的历史，是在革故鼎新、吐故纳新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代代累积、前后相因的文化脉络。我们能否开创当代的中国文明价值精神，同能否从传统中吸取留存精华一定有深切的关联，中国文化作为唯一能够传承于今的古文明，于今还能够显示出勃勃生机，其中不可能没有值得我们分析总结的精要之处，对于传统思想应该有一个审慎但是敬畏的态度。我们应该对本民族文化的来源、形成过程和特色有自知之明，这种自知之明是为了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而非简单的复古式的原教旨主义。只有对自身文化的形成发展有充分理解和认识，才能谈得上对原有文化传统的超越和重构，才有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另，思想多元存在且形成对话才是时代精神之所需，各种主张能清晰阐述，才能彼此共同深入促进，而打压攻击包括传统在内的任何一种声音都有独断之嫌疑，会阻碍思想的多样性基础上的创生性。

首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要摒弃那些特定时代关于传统所做出的判断，如以下主张，传统观点认为儒家造成了近代中国落后之根本原因，儒家的东西属于农业社会而缺乏现代性，或儒家的思想与政治专制相结合，或儒家思想没有产生科学或民主，或儒家的思想造就中国人之人性方面问题。实际上是以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国思想做割裂式的二分，或是以具体的一些结论作为批判的对象，而忽视了这些作为前提的结论早已时过境迁，完全没有必要对这些早已丧失现实土壤的观念予以关注；有些则因对于传统向现代转型进程的落后现实的不满而移罪于传统思想，最终要以观念的落后或不合时宜做结论。这些观点忽略了人的具体际遇对思想所产生的反向影响，从诠释学的角度看，我们对某种文化的理解实际上取决于自我境遇和存在状况之需要，这些结论可能出于特定的立场或视野，有的则相因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些立场或视野本身也应该受评品和检验，而历史条件则在不断的生成和变化之中，如其中一些脱胎于阶级论和唯物唯心对立特定话语体系，把儒家思想与专制意识形态等同视之，其背后的立场则与激进的社会环境有关，正是激进的社会环境加剧了这种价值判断。事实上，这些观点完全忽视了儒家思想自身也有对专制形成反动乃至抗争的可能性，忽视了儒家即使在此种环境中也有致力于改善现实中人的政治存在处境方面的维度。正如郭齐勇教授所提问的那样，“大家都不苛求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道家道教，为什么一定要苛求儒学，一定要它给予我们现成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价值呢？不给予这些现成的东西就没有价值吗？”（注：郭齐勇，《中国儒学之精神》，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自序第4页。）有的则以西方文明代表了人类共同和最终的文明发展方向，而这一结论在现时代本身就是值得置疑的。总体而言，正是这些特定的立场或视野影响了其做判断时感受和状态，而带有极端功利性的现实性思维或短视性思维则是当时表现出的共性特点，因此所下结论都不可能是所谓普适性的结论。

其次，不能把儒家思想看成一个既定或既成的存在物，对儒家下某种特定的判断，一旦被既定或既成化对待，则儒家思想则会失去对社会存在作用的整体性而被支离成单面化的价值规范。事实上，儒家思想的内涵太过丰富，所关联的历史时代过长，使得这项工作异常复杂，如以近代中国向现代过渡所论及的儒家所发起的作用为例，也有再深入的可能，如究竟是传统本身阻碍了中国向近现代转变，还是对传统思想运用的错误方向使得这种转变并不到位，看起来倒是个永远的问题。对比西方，类似的讨论也发生过，如对于基督教对于科学乃至社会到底是起了推动还是阻碍作用所得出的结论就不唯一（注：霍伊卡著，丘仲辉，钱福庭，许列民译，《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页。），从思想史自身来看，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没有绝对的正确，总有自身的内在矛盾，儒学也是一样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但不能因其存在了历史的局限性而全盘加以否定，罗素研究西方哲学史时说：“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决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明显的自相矛盾，但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43页。）以儒家思想为例，在现实中存在着为专制体制服务的一面，但是并不能因此概括为儒家的全部精神传统，如果考察儒家的起源，我们会发现，儒家从来就不是以如何加强专制为目的而进行价值构想，儒家思想在创立之初面对的礼坏乐崩的价值解体的社会困境，正是社会的困局和价值的虚无化促发了儒家的思考，儒家所思考的既有合理政治的通达这样的政治问题，也有解决的人和社会文化生命这样的人的根本性问题，这是中国思想的起源，正是此种文化的自觉意识使得儒学一次次承担了建构文化的历史重任，生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造就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生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有关中国人的心灵归属和身份认同，构建了中国人的文化家园。很难想象，先秦儒家新文明的开启者，却要为两千年后的中国一度的落后担负责任，此种逻辑何等荒谬？其潜台词是，现实中的任何失措都是古代传统的罪过，毫不避讳地讲这是一种相当浅薄的观点，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特定的责任（天命），我们不应该推卸自己的责任，更不应该把责任都推给古人，让古人承担一切，这种做法也许看起来义正辞严，有理有据，但是一种放弃自身所负责任的思想懒汉作法，放弃了思想的担当意识。追溯中华文明之肇端，正是孔子所开创的人文理念，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的人文境界，使得中国人能够运用这些观念裁夺万物，塑造中华文明之精神，在应对外来文化方面，中国思想也并非不能够消化吸收外来思想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思想对佛教的学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消化及回应，证明了中国思想完全能够同外来思想文明交流对话，在此基础上的产生的理学就是一种文化对话基础上的思想建构，是中国文化对佛教文明挑战回应的结果，虽然是有所缺憾的思想，但毕竟承担了民族思想深化建设的重任，增加了民族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如果从儒学的发展看，完全存在着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逻辑可能性，如明代阳明心学、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三大家学说、戴震等的反理学学说就是一些可能动向的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清代官方思想倒并没有资格代表儒家的思想的发展，儒学传统早已“礼失求诸野”而不得其传，故我们不能将清王朝的迟迟未能有积极的应变这一罪责归于儒家思想，应该看到，儒家思想中可能有与专制体制合流的一面，也有自我更新批判再新的一面，进入近代以后，作为儒家的康有为、梁启超及其后学都是在儒学的视野推动近代化运动和开展可能重建思想的新方向，对专制的批判已然成为他们的理路，只不过这种思想传统因各种历史因素的作用而中断，中华大地进入到革命的浪潮之中。不过，即使在高举反传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传统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拯救家国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也承担了革命者的文化潜意识的作用，只不过在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自觉性源自古老的精神传统而已，正是传统道德文明哺育着崇高德性支撑起近代变革的苦难历程，是无数志士仁人以对祖国的无尽热爱诠释着道德的古老的文化传统。正如美国社会学家E·希尔斯所言，“即使那些宣称要与自己社会的过去做彻底决裂的革命者，也难逃过去的掌心”（注：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页。）。至少可以得出结论，不能因对专制的否定的同时连儒家思想整体予以否定，这是对传统脸谱化的认识方式，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僵化保守的可能，也有变异和突破的可能。如果从“异化”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任何思想都有孕育新的创新、突破的一面，也可能因为被意识形态所利用或其他原因有被异化而丧失生机走向衰落的可能性，例如当代的西方政治价值、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网络文化意识等都包含着积极和消极的一面，从宏观层面而言，价值观是否起积极作用取决于多种原因；而具体到个体的层次，其走向实际和个人的理解选择有关，积极的选择则会缔造积极的价值走向。在现实中，批判儒家的许多人往往犯了一个错误，即把异化了的儒家或儒家的异化方向当成了儒家的全部。

从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到“文革”的“破四旧”，激进了一股全盘反传统乃至全盘否定、打倒传统成为近代历史中的滚滚潮流，在此冲击下，传统在文明和人心层面几乎彻底被否定，然而其现实效果却并不乐观，甚至乏善可陈，旧文化被抛弃，新文化却未能树立起来，造成了整体性的民族文化的不良后果，最终证明了抛弃传统、整体设计新文化的不可行，被证明是一种理性的僭妄，国人至今仍在承受相应的不良后果，并非因为传统被扫除得不够，恰恰是因为传统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当这些因素和市场功利性原则叠加时，出现了难以预计的精神危机，表现为精神上的病态和价值观的错乱，人们拥挤在快节奏、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躁，没有片刻安宁，欲望主导着大脑，利益充斥心灵，人性的善良和常态甚至都被否定，致使缺乏一个良性的思想文化基础。这使得我们应该关注到，传统不只承担着意识形态的功用，而且也负担着涵育民族文化心理的功用，文化是精神的载体，文化总要以一定的生活方式存在，釜底抽薪式的去中国化方式的重建精神观念，无论在情感、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现实的，精神之根是在传统文化之土壤中孕育出来的，一定程度上甚至形成了民族的“文化基因”，简单地批判传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族的历史虚无感，失去了精神造就突破的能力。如我们往往下结论，中华民族具有某某优良传统品质，却拒绝讨论接受产生这些品质的传统文化的根源，难道不是值得反思的抵牾吗？传统并非就是一种既成之物，它完全可以在新的语境中生发出新的意义，我们积淀在民族行为当中的文化无意识有必要做深入的揭秘，从中重新解释出它的现实意义，一个民族的传统完全可以在审思诠释后重获生命力。这在历史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如一度曾被视为异端的阳明心学经过演历已经成为传统的一部分。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是，通常被视为“全面反传统”的胡适，不仅做了大量整理国故的工作，也叹服孔子的伟大人格，认同其学说中的人文主义、理智主义及奠基其上的自由精神，认为其形成了中国的“苏格拉底传统”。胡适所反对的，主要是意识形态化和教条化的帝国儒学。再如孟子所言的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政治主张，理应成为当代政治所追求的制度现实。心怀仁慈，谨遵法治，以行正义，这是对现代政治家德性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尽可付诸现代治理的技艺来治国安民。也能成为民族“新”的政治传统。在西方历史上，犹太人重建希伯来语言的工作也是值得关注的事情，犹太人把出于文化重建、树立民族自信心的需要，放弃了原先的普遍使用的和德语有一定渊源的Yiddish语，决定采用本已经成为少数人在祭祀时所使用的古希伯来语，这是一项在最初被众多语言学家认为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因为被认为不符合语言发生的规律，但是，以色列人的态度很坚决，就是要重建本民族的传统语言，经过数代人艰辛学习和推广，硬是把已经从社会生活中消失的一种死语言变成一种活的语言，与英语一道成为以色列人的官方语言。此中对于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重建的态度和毅力足以值得国人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