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经济学说之初发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非乐上》

“力”者，墨家指的是强力从事。在古代农业文明的条件下，社会的产业主要是农业及纺织业为主的家庭手工业，以解决吃饭和穿衣问题，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故墨家所讲的“从事”主要是指农业和家庭纺织业。这是和平民阶层的切身利益相连的，由此确立的生产观念，构成了墨家“平民经济学”的基点。

在先秦诸子中，墨子可说是最重视生产、最注意探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学派。当儒家宣扬“君子不器”，“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也”，视稼穑树艺为低贱之事时，墨家则理直气壮地强调“赖其力者生”，肯定了从事生产是人的本质特征。

《非乐上》篇指出：“今人固与禽兽、麋鹿、飞鸟、贞虫异者也。”禽兽、贞虫等动物只是依恃其天然器官，如蹄爪、羽毛作为获取生存的手段，只会从现成的自然资源中采集生活必需品，是“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爪，以为裤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墨子已意识到，动物只是消极地适应环境来维持生存。人则不同，人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在自然界提供的自然资源的基础上，通过生产活动，获得生活所需。

可以说，人是在改变和改造物质环境的过程中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这叫“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从而揭示了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

力，刑之所以奋也。

——《经上》

早期墨家“强力从事”的生产观点，在后期墨家那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首先表现为《经上》篇对“力”作了理论的概括，强调了人的身体活动的勤勉从事和奋发用力，才是社会生产的基本要求。

“刑”，古字通“形”，指人的形体活动。“奋”，有勤奋和奋发的双重意思。《经说上》篇解释：“力，重之谓，下举重，奋也。”这虽是用力学的观点对“力”作定义或说明，但就其生产劳作活动的意义而言，是说用“力”犹如人自下而上举起重物，需要有个奋发向上的形体活动才能完成。墨家成员多为贱人、役夫、工匠、小生产者，一生都离不开那些需要奋发用力的形体活动和生产劳作，所以能从切身的体验中，认识到用力从事的生产意义，也十分注意强调生产劳作的艰苦性，提倡勤奋。

在《墨子》一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墨家劝人要“辟草木，实仓廪”；鼓励农夫们“蚤（早）出夜入，耕稼树艺”；强调妇人应“夙兴夜寐，纺绩织纴”。他们还身体力行，积极倡导一种吃苦耐劳的农耕精神。这既是当时农业生产状况的写照，也概括表述了平民阶层的艰苦奋斗品质。如果联系《经上》篇关于“生，形与知处”的命题一并考察，则可以发现，后期墨家视人之生命为形体与知识能力的结合，而形体活动是需奋发用力和勤奋从事的，那实际上已认识到人的生命价值在于改造周围环境、创造物质财富。这表明墨家站在平民阶层的立场上，提出了社会经济发展须依恃努力生产的基本观念，为其“平民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

——《非命下》

关于天命神学观念的由来，墨子作了具体分析，将之归结为暴戾君王、不肖之士所编造的（“术”通“述”），颇为深刻地揭示了“有命论”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原因。

《非命中》篇指出，昔者三代之暴王，放纵声色享受，也不约束自己内心的邪僻，在外则驾车游猎，居内则耽于酒色靡音，“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天下，使下不亲其上，是故国为虚厉”，导致民众逸亡，自己也失位身裂。但仍然不肯承认是自己暴虐、无能，而推说天命如此，故而亡。

墨子还指出，古时三代的“穷人”即不肖之徒，在内不肯真心服侍双亲、恪尽孝道；在外则不好好对待君主、师长，不思恭敬勤俭，喜好简慢轻率，贪于酒色而懒于劳作，以致“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却非要狡辩，说“我命固且穷”。

墨子的揭露颇为有力，使人看到，“有命”之说既是暴王为其昏庸荒淫的治政行为所作的辩护，也是不肖之士词穷理屈的推托。其结果，必使吏怠于分职，民怠于从事，乱与贫就不可避免。

在墨子的时代，有命观念十分盛行。不仅是暴王奸臣有意提倡推行，而且在民众的信仰中也有很大市场。所以，墨子倡导非命，当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但出于社会责任和伦理道义，墨子义无反顾，其精神是可贵的。

执有命者不仁。

——《非命上》

孔子“贵仁”，主张“为仁由己”，强调人事行为的自觉自律，但同时鼓吹“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视一切德行为命定中事。这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矛盾。墨子抓住这一点，直接揭露了持有命论的人是违背了“仁”的原则。

为什么这样说？《非命上》篇指出，“执有命者”认为富、贫、治、乱等等皆由命定，他们以此“上以说（悦）王公大人，下以沮（同‘阻’）百姓之从事，故执有命者不仁”。他断定“执有命者”之不仁，就在为取悦于王公大人而侵扰了百姓的根本利益。墨子还列举了“有命者之不仁”的种种表现，以明“此天下之大害”。

墨子认为，如“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王公大人“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而王公大人怠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于治官府，则“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于劳作，妇人怠于纺织，则“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天下必乱，衣食之财将必不足，那就“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这恰恰违背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兼爱原则，那还有什么仁义可言？！

墨子尖锐地揭示了有命观念和仁道原则的对立，揭示了神学迷信和人文精神的对立，同时也指出了有命观念对社会经济的危害。

节俭则昌，淫佚则亡。

——《辞过》

“昌”即昌盛，“亡”即衰亡。墨家把提倡节俭，反对淫逸提到事关政治大局的高度来看待，揭示了节俭作为一种经济伦理原则，还内蕴有社会政治的价值和功能。

中国古人很早就有勤劳生产、俭节治政的观念。《尚书•大禹谟》就说过：“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后来衍生出“克勤克俭”一语。在古代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条件下，“克勤克俭”既利于持家，亦用于治国。《左传》曾提出：“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以俭侈之别为德行和恶习的对立。韩非更是通过俭侈之辨来揭示人之贫富、国之强弱的根据，发人深省。他说：“侈而懒者贫，而力而俭者富。”（《韩非子•显学》）这都和墨家的“俭节”观念相通。

墨家已清醒地意识到，有家有国者，其所以得之，莫不凭借于俭约，而其所以失之，则莫不出于淫佚奢侈，故曰：“节俭则昌，淫佚则亡。”唐代的李商隐有《咏史》一首言：“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可视为对墨家“俭节”观念的一种诗化表述。

节俭与淫佚对立，又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一种崇高美德，节俭利己、利家、利国、利天下，而淫佚则害己、破家、败国、乱天下。墨家大力提倡节俭，也是立于平民立场对劳动人民的尊重和对劳动成果的爱惜，体现了一种可贵的道德情感，值得人们珍视。

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

——《节用中》

“节用”，是墨家理财治事的基本主张，也是墨家经济思想、精神风格和生活方式的体现。节用之法，墨家以为是古者圣王所制，其内容主要有二：一是使天下百工，“各从事其所能”，主张人尽其才，各用其所长；二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即厉行节约的原则。

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分述十家思想之短长，昭示各自的思想精神之渊源。其讲墨家，就指出：“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清庙”一说，源于《诗经•周颂》之“清庙”篇。《诗》序称“清庙”为祭祀文王时所唱的颂歌。郑玄则以为清庙系祭祀文王的宫室，亦引申为宗庙的通称。《左传•桓公二年》说“是以清庙茅屋，……昭其俭也”，指出清庙以肃穆清静、俭约勤朴见长。所以，讲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实是在说明墨家富于夏禹遗风，甘于自苦，以节俭利民为本，显示了墨家俭约清苦的精神风貌。

当墨家倡导节俭利民时，孔子也提出了“节用而爱民”。尽管两者对节用、俭约的标准所定不同，还发生过墨子对儒家靡财、厚葬的尖锐批评，但两者都从爱民、利民的角度提出节用、节俭的问题，涉及了对政治上的廉政问题的思考。

墨家的廉政精神极为可贵，其廉政措施十分苛严。他们主张“去无用之费”，严格限制一切享乐、奢靡和浪费，主张“非乐”、“节俭”、“节葬”，保持着“役夫之道”的清廉自律。其精神是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的。

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利也。

——《节用上》

在墨家看来，圣王之道不仅是明德、尚贤、使能之道，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实现民富国强之路。就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墨家设定圣王之道的要求，首先立足于“强力从事”，注重生产活动；其次也要“去无用之费”，节约费用开支。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前者是指开源，后者则重节流。

国家治理得好坏，财利的积累和增长是个重要的标准。这是政治衡量中的功利主义价值原则，墨家是这种原则的倡导者和真诚的实行者。《节用上》篇就讲到，圣人治理一个国家，则一国的财利可以成倍增加；扩大于治理天下，则天下的财利亦可以成倍增加。这种财利的增加，不是靠向外掠夺土地获得的，而是根据国家的财政情况节省无用之费积累起来的。

所以，圣王施政，发布命令，兴办事业，使用民力和财货，没有一项不是按照“实用”的原则去做的。“是故用财不费，民德（得）不劳，其兴利多矣！”

墨家倡导用财上的节俭，是和其生产观念上的勤劳原则密切相连的，以此作为制定财政政策的依据。可以说，墨家是勤劳和节俭美德的体现者，在他们身上，保持和发扬着“勤俭”这种优秀的道德品质。它和人的另一陋习懒惰和浪费是对立的。若懒情和浪费得以延续和发展，不仅导致人类道德的堕落，还会危及人类的生存。

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

——《七患》

这句话的意思是按时令耕作、收获财物，强固农本而节约用度，这样就会财富充足、物品丰富。“固本”，即牢固确立农业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实际上就是农本。在农业文明的条件下，农本观念是有很深厚的思想基础的。

《尚书》曾提出过君主要懂得稼穑之艰，体察农夫耕种的辛劳，主张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无逸》篇这样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其中虽充斥着贵族语气，却深知民众是依靠农耕劳作求得生存发展的。

墨家的“固本”观念和《尚书》的农本思想有内在的联系。但墨家讲“固本”，却一反君子之道和贵族习气，而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展开阐述的。

墨家特别重视土地的充分使用和保证五谷的收获，视此二者为农业基础中的基础。《七患》篇曾说：“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治。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墨家已清醒地意识到五谷粮食是民众赖以生存的，也是君主用于“供养”民众的。如果民众失去了生存的依赖，国家也就失去了“供养”的来源。民众一旦没有了粮食，就不会供人役使了。所以，不能不加紧粮食生产，不可不尽力耕种田地，不可不节约使用财物。这里，墨家也论述到了土地、劳作和粮食作为农业生产三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表明其农业经济思想是有一定深度的。

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

——《辞过》

墨家讲的“节”，一般有两层含义：在财富的使用上主张“节俭”；在道德行为上则要求有节制，能自律。故君子有“节”首先是自身节制，能自律，然后教化于民，形成社会的节俭风气。对此，墨家是身体力行并积极提倡的。

墨子说：“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熟，衣服节而肌肤和。”视夫妇间的事亦依循阴阳之理，有所节制则天地亦可和顺；风雨调节寒暑协调，五谷就会丰收；穿衣适时有节，身体肌肤才会感到舒适。故有节，当是天地自然和社会人事上的普遍道理。因为天地自然、社会人事皆有别，有别就有分，有分则有序，有序当以节。这是对有“节”观念的合理性作了颇为充分的论证。以此为据，墨家通过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五方面的古今对照，尖锐地批评了“当今之主”的奢侈淫逸的生活和行为，强烈要求去除这五方面的过失，并相应提出了五方面的节俭、节制的措施。

墨家认为，建宫室，高只要能避免潮湿，周边能抵御风寒，上足以遮雪霜雨露，墙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穿衣，“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饮食，只要“足以增气充虚，强体养腹而已矣”。制舟车，只为“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运”。而上古至圣，虽有蓄私，必“不以伤行，故民无怨”。这些都体现了墨家的节俭精神。

节俭，不仅是一种经济措施，也是一项国家治理的原则。墨家相信：“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则可以“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

为乐，非也。

——《非乐上》

音乐的社会功能和伦理价值，古人历来都有论述。故儒家有礼乐之论，认为“礼”别序，“乐”主和；“礼”以外，“乐”明内。礼乐相合，则可以达到内外协调、和谐有序的境界。

孔子认为，乐中寓有美善，故称赞尧舜时代的韶乐是“尽善矣，又尽美矣”。荀子作《乐论》，提出：“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他强调乐是体现了美与善的相辅相成，具有移风易俗，使“天下皆宁”的作用和功能。到了《礼记》的《乐记》篇，“乐”更是被提到“治国平天下”之道的高度了。《乐记》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

但在儒家几乎是无限度地张扬音乐的价值、功能时，墨子专列《非乐》，列数音乐的弊端和祸害，严厉批评“今王公大人”耽于乐事、沉湎靡音所导致的恶果，必排之而后快。墨家的非乐，近于苛求，多被人视为不合人意，有悖情理。然按墨家的经济理论和节俭观念，其“非乐”主张却是切中当时的政治弊端的。

墨家十分注意体察民情，对威胁民众生存的祸患有切身体验。在民众的温饱问题远未解决的情况下，为政者却毫无知觉，照样请乐师“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这不能不使人愤慨和痛惜。因为这违背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原则，影响和损害了农耕、纺织之事，故“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

——《七患》

墨家非乐，并不是一味地反对一切音乐，而主要针对当时王公大人的恣意享受，挥霍淫乐，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老百姓不堪忍受的痛苦之上。

墨子曾和程繁讨论过音乐问题，对音乐的历史演变和作用有一个分析和评价。他说：以前尧舜只有茅草盖的房子，所以礼乐也相应地十分简陋。后来汤放逐了夏桀，统一了天下，自立为王，以为消除了后患，于是就承袭先王之乐而另作新乐，取名《护》，又修订《九韶》之乐。而武王灭殷商，统一天下之后，也自作新乐，取名为《象》。周成王接位后，则因先王之乐，自作新乐《驺虞》。似乎越到后来，音乐也就愈益繁复了。

但周成王治天下时，就比不上武王；武王之治理天下，也比不上商汤；商汤治理天下，更无法和尧舜相比。所以，愈注重音乐，使音乐愈益繁复者，其治理天下的功绩也愈少。

由此看来，音乐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更不能耽于音乐，疏于治政，导致天下的不安甚至祸乱。

墨家坚决反对“今之王公大人”耽于音乐。指出：“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悦）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早）朝晏（晚）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尤其是对齐康公那样“淫于酒、妇人，不听政”的昏君，墨家更是深恶痛绝，斥之为“方夺民衣食之财”。

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

——《节葬下》

墨家提出，“仁者之为天下度”，即仁者为天下作谋划，就好像孝子给双亲作谋划一样。孝子给双亲作谋划，见贫穷的，就设法使之富裕；家庭人口少了，设法使之增加；人多有混乱，就设法加以治理；即使有力量不足，财用不够，智谋欠缺时，也尽量勉力办好。同样，仁者为天下作谋划，也在尽力设法使民众富足、人口增多、去乱归治。故曰：“若三务者，此仁者之为天下度也。”

墨家以为，仁者之事就在“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兴利除害”，关键是给百姓予物质财富上的实惠，所以，墨家积极倡导富民、利民政策，使民有利，财用足。墨家的富民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注意农耕，发展生产；二是实施节用与节俭。

值得注意的是，墨家讲“仁者为天下度”，还特别重视“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墨家称此为“众人之道”，即发展人口，增加劳力。墨家深知当时人口众多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意义，故常把“人民之众”和“国家之富”相提并论。

“众人之道”的反面就是“寡人之道”，使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墨家对此是作尖锐批评的，指出“今天下为政者”，多行“寡人之道”，“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又抽男丁攻战，数年不归，使“男女久不相见”，减少了人口的生育繁衍。这反映了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发展人口数量的重要性。

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

——《节葬下》

墨家有节丧节葬之论，是作为社会政治治理的一项重要措施提出来的。同时，它和节用、节俭观念相联系，对于发展生产，促进经济繁荣也有积极意义。所以，墨家认为“不可不察此”。

节丧节葬，首先是批判儒家的礼乐之制、丧葬之法的。墨家曾尖锐地揭露儒者丧天下者有四：“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诰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非儒下》）以繁琐的礼节仪式扰乱他人，用过久的守孝伪装哀伤欺骗亲人，制造“有命”言说、安于贫困又居傲自得，背弃农本、放弃劳作而满足于懈怠傲世。这是批评儒家的礼乐、久丧、有命、弃农观念的。对于儒家的厚葬久丧之制，墨家一斥之为“伪”，二斥之为奸，是“颠覆上下，悖逆父母”，故曰“久丧伪哀以谩亲”。其次，墨家的节丧节葬还直接针对当时统治者的厚葬靡财风气。墨家尖锐地批评了厚葬靡财造成的祸害。指出“王公大人有丧者”，都搞厚重的棺木，深埋厚葬，置备众多衣服，随葬繁富的文绣，修建高大的墓廓，丧葬所耗常使人“殆竭家室”，府库之藏流失，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久丧之制，更是影响治政、行事，“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早）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早）出夜入，耕稼树艺”，对农业生产简直是种破坏。

所以，墨家把“厚葬久丧”比喻为“禁耕求获”（禁止耕种而求收获）、“负剑求寿”（伏剑自杀而求长寿）那样的愚蠢和荒谬，进而断言：“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

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

——《贵义》

墨家“贵义”，却强调“义即利”。关于“利”，墨家首先肯定“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但同时也用“财利”解释“利”。而对于财利的积聚和计算，当莫过于商人了。所以，墨家不仅不排斥商人，而且多次引证商人的“察利”和“计利”作论证，反映了墨家对商人阶层的行为和作用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

墨家兴盛的时代，“男耕女织”是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但墨家也重视“天下群百工”的小手工业和遍及城乡的各类店铺（当时称肆）。墨家常以“农与工肆之人”并提，是意识到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存在，对于农耕经济具有补充意义。

墨家欣赏和赞誉商人的智慧。《贵义》篇里批评“今士”缺乏真才实学，却以此换取“在上者”的信任，实不如商人讲究商品质量，择良而售，注重商业信誉。又说：商人周游四方做生意，有碰到售价要增加的，即使要通过种种艰难关卡，甚至面对遇盗的危险，也一定会去做。比较而言，士坐而言义，虽无“关梁之难、盗贼之危”，然而不为，则知“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

关于古代中国社会经济成分的划分，《管子》有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说法，肯定了商业作为独立经济成分的存在，但《管子》却持农本观念，提倡崇农贱商，认为强兵富国“必生于粟”，故对商业采取排斥态度。与《管子》对比，更反衬出墨家对商人和商业的注意，这是其经济思想进步性的表现。

买无贵，说在（反）其贾。……贾宜则雠（售），说在尽。

——《经下》

据考证，《经下》篇用的“”，当为“反”字，异文，“雠”当作“售”。此句是说物品价格无所谓贵贱，在交易中有物贵而价贱，也有相反价贵而物贱的。价格适宜，货物即可出售，交易就能成功。这揭示了商品价格和币值之间的消长关系。涉及对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过程中规律性问题的探讨。这是墨家“平民经济学”中极富价值的内容。墨家已认识到，商品交换的价格贵贱，不是绝对的、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可变的。因为商品价格往往受商品供求关系和货币币值的影响制约。商品价格本身无所谓贵贱。

《经说下》篇用“刀籴相为价”作进一步解释。“刀”，即当时社会流通的刀形货币。因其为王者所铸，民间不得私造，故又称“王刀”。“籴”，在市场上购买物品，如籴谷。刀币和米谷价格是互为消长的，互相间可作比价参照，“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米谷之价是随刀币币值的变化而变化的。如人们看轻币值，则米谷价格虽高亦不算贵；如人们看重币值，则价虽低亦贵也。另外，即使“王刀无变”，国家规定的钱币价值不变，但因受商品供求关系的影响，价值仍然要变，故曰：“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

商品交换有个基本原则，《经下》篇称此“贾（价）宜则售”。价格合适，买卖双方都能接受，商品交易就获得成功。所以，确定合适的价格，是商品交易的关键。但价之宜不宜，不仅在卖者之定价，还要看买者需要不需要。买者急需，虽价贵也以为宜；买者不急需，价虽贱，亦以为不宜。按《经说下》篇的解释，这叫“价也宜不宜，在欲不欲”，明确揭示了商品供需关系对价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