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解《老子》的在一百家以上

品读《老子》，毛泽东也关注《老子》研究史。作为道家的开山之作，作为中华文化的元典之作，《老子》的研究史可谓源远流长。

埃德加·斯诺，世界知名记者。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1928年，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1936年和1939年两次访问延安，拜访了毛泽东等许多中共领导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最著名的著作是《西行漫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同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对话。两人谈《矛盾论》，也谈到了《老子》注家。其中有一段较长的对话：

斯：西方有些“毛学”专家，互相展开争辩，观点各有不同。我不久前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会，会上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

毛：是一些什么人？出版商吗？

斯：主要是大学教授，俄文、中文专家。辩论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真的在1937年写的，是不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之前写的。

毛：是1937年写的。当时大家都去前线打日本了。

斯：当时有时间做研究工作？

毛：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

斯：《矛盾论》是讲演的一部分？

毛：就是。他们强迫我去讲课，我没有办法。这是写的讲义的一部分。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讲课只讲了两个钟头。我讲课的时候，不准他们看书，也不准他们做笔记，我把讲义的大意讲了一下。

斯：是在写《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以前几年？

毛：我不记得写过那样一本小册子。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

斯：这两篇文章是同时写的吧？

毛：先后不久。

斯：是1938、1939年吗？

毛：不是1938年，1938年忙起来了，是1937年。

斯：现在我可以告诉那些教授们，主席自己是怎么讲的。教授们在进行学术性辩论时，可能还坚持他们的看法。主席看过黑格尔的文章吗？

毛：看过一些，还有费尔巴哈的。海克尔写的一本书里头有相当丰富的材料，他不承认他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是唯物主义者。

斯：什么时候读的？

毛：那很久了，是打游击战争的时候。

斯：主席一面搞革命，一面给许多教授提供了职业，现在可能很多人成为“毛学”专家。

毛：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写了一部著作，叫《老子》，后来注解《老子》的在一百家以上。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这是斯诺与毛泽东谈话中的一个议题，议题的中心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做出了新的贡献？

斯诺说，由于研究毛泽东的著作，“给许多教授提供了职业”，西方现在可能很多人成为“毛学”专家。

毛泽东没有正面继续斯诺这个话题，而是用东方的隐语和暗示的方式，十分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非常有寓意地对斯诺说：

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写了一部著作，叫《老子》，后来注解《老子》的在一百家以上。

毛泽东无意中说到一个事实：注解《老子》的在一百家以上。也就是说，他熟悉《老子》研究史，他知道注释注解《老子》者众多。可能他对其中一些书读过翻过，像王弼的《老子注》那样，他早就知道那是最好的《老子》古注。

现存《老子》的版本，除汉初帛书本外，还有许多版本流传。大约统计，石刻十四种，其中以唐太宗时虞世南校写的石刻《老子》为最古。其次为唐中宗景龙二年（708）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唐写本《老子》残卷，散见于各地保存的敦煌经卷中，为数颇多。而今见木刻诸本中，以宋刊《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为较古，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有影印本。明正统《道藏》搜集《道德经》本文及汉、魏、唐、宋、金、元、明众注本，总计有四十一种之多。

历代学者研讨和考释《老子》的著作不下千百家，但存者少，佚者多。其中主要有：

战国末年，喜黄老刑名之学的韩非，最早著《解老》《喻老》。

西汉《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以及《刘向说老子》等，均已散失。东汉时，道教成立，河上公《老子章句》宣扬练气可以久寿长存；张道陵《老子想尔注》强调学道练形，能致长生。

魏晋时期，何晏作《老子道德经》，王弼撰《老子注》，阐发以虚为主、以无为本的玄学观念。

南北朝时，佛学和道教并盛，佛门亦耽玄理，释氏注解《老子》的很多。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刘宋时，释惠琳、释惠严各注《老子道德经》二卷，释慧观撰《老子义疏》一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姚秦鸠摩罗什撰《老子注》二卷。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法，誓为佛门弟子，亦著《老子讲疏》六卷。

至唐代，因皇帝与老子同姓李氏，故大力提倡道教，设置崇玄学，令生徒论习《道德经》，道俗学人，先后注《老子》的名家有孙思邈、傅奕、尹知章、成玄英、唐明皇、李荣、强思齐、杜光庭等。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二十卷，以唐明皇御注并疏为主，集河上公、严君平、李荣注，成玄英和强思齐疏，弥补了成玄英《老子疏》已亡之缺。唐玄宗李隆基开帝王注疏《老子》之先河，其《老子注》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在总结前人对《老子》的解读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吸收了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精华，对《老子》的各章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唐玄宗基于自己特殊的社会身份，在其《道德真经》注疏中将老子的政治思想全面转化为帝王思想，着重强调“理身治国”。

宋代注解《老子》亦多名著。道士陈景元撰《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十卷。范应元撰《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二卷，有《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本，明《道藏》未收，元明以来亦少引用，是书搜罗古本旧注颇多，弥足珍贵。司马光著《道德真经论》，第一章无名、有名、无欲、有欲，皆于“无”与“有”字下断句，与先儒不同。王安石喜读《老子》，晚年所著《老子注》二卷，已佚。金李霖编《道德真经取善集》。南宋彭耜撰《道德真经集注》十八卷。元刘惟永编《道德真经集义》，曾采王安石《老子注》若干条，使其得以部分保存。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说：“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释最所致意。”王安石在《老子注》中所阐述的思想，对后来的思想家唯物地解决“道器”“理气”关系产生过积极影响。王安石子王雱，同党吕惠卿、陆佃、刘仲平皆有《老子注》。所引注本，或存或亡。其胪列解老者诸姓名，亦为珍贵史料。

到了元代，吴澄作《老子注》，更定为六十八章，独成一家言。他在第一章，以无名、有名、常无欲、常有欲断句，与王安石、司马光不同；在第三十五章注“道生一”一节时说：“道自无中生出冲虚之一气，冲虚一气生阳生阴，分而为二，阴阳二气，合冲一气为三，故曰生三。”在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时”又说：“万物以气聚而有形，形生于气，气生于道，气形有而道则无。”这些解释大抵合于《老子》本义。

明代焦竑撰《老子翼》，采集韩非以后解《老子》者六十四家，并附以焦氏《笔乘》，共成六十五家，各取精语，于诸家注中推为博赡而有理致。并附《考异》，识其异同。

清代毕沅撰《老子道德经考异》，以唐傅奕授定本为底本，参校河上公、王弼、顾欢、陆德明、彭耜、《永乐大典》、焦竑《考异》等，间有不合于古者，则折中众说，以定所是。但毕沅《考异》，详于宋元诸本，忽于唐本。

近人罗振玉针对毕沅这个缺陷，撰《道德经考异》，他根据景龙本、开元御注本、广明本、景福本等四个唐石刻本以及六朝和唐写本残卷十种撰成。他说，上下二经八十一章中，未见唐抄者才四章耳。唐以后诸本，不复阑入，期与毕书相辅而行。这是该书的特色。

新中国建立以后到斯诺与毛泽东谈话时的十几年间，在《老子》的版本和文字考据方面，可谓成就斐然。中华书局除刊印王弼注本外，属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有：马叙伦《老子校诂》，高亨《老子正诂》，朱谦之《老子校释》。此外，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辑本》、蒋锡冒《老子校诂》、张舜徽《老子疏证》等，也都是这方面的力作。

陈鼓应先生的《老子注译及评介》一书的“附录三”，介绍了历代研究《老子》的主要参考书目，共二百六十二种。他还说，古今有关《老子》的注说有千百种之多，目前所能收集到的有限。尚未读到的，有待来日增补。

对于《老子》思想的诠释，历代各家皆有不同，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每一种诠释，毫无疑问皆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反映。例如，众所周知，河上公注的《道德真经》注重养生，而王弼的《老子注》注文则偏向谈玄。唐玄宗李隆基的《道德真经》注疏则强调“治国理身”。由于作者的特殊社会身份，而使其老学思想的独特性更为突出。

《老子》成书定型于战国前期，流传至今已有二千余年，可谓经久不衰。如毛泽东所言“注解《老子》的在一百家以上”。可见，其流传至宽至广，影响至深至远。

当斯诺谈西方“毛学”专家时，毛泽东用他熟悉的《老子》研究史的史实，以一种学说产生、兴盛及至衰亡的辩证过程和深邃的历史洞穿力，清醒而深刻地回答了斯诺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