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绝圣弃智”

《老子》第十九章“绝圣弃智”一语，历来的注解很混乱。如有人以此为根据，说老子主张愚民政策。这是望文生义，没有联系上下文弄懂文义就下结论。其实，这是老子“道法自然”理念在治国使民上的反映。

《老子》第十九章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大意是，杜绝和抛弃聪明巧智，则百姓可以得到百倍的利益；杜绝和抛弃仁义，则百姓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杜绝和抛弃巧诈私利，则盗贼就不会存在了。圣智、仁义、巧利这三种东西，作为文治法度，不足以治理天下。所以，要使百姓有所归属：表面单纯内在质朴，减少私心和欲望，杜绝世俗之学，就不会有忧患了。

本章重点论述大道治国的方法。

“圣智”“仁义”“巧利”本是儒家所推崇的美德，老子却主张彻底抛弃。老子认为，儒家的圣智、仁义、巧利是统治者扰民的“有为”，是欺骗百姓的“文饰”，是搜刮民利、六亲不和、产生盗贼的起因，是造成道德沦丧、世风败坏、社会混乱的根源，应该坚决杜绝和抛弃。由此，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

从本性上说，人是真纯质朴的，是清静淡泊的，只是后来随着人类知识和智慧的产生，随着人类欲望的扩大，人类的本性被污染、被损害了，所以才形成追逐名利、尔虞我诈，甚至刀枪相加的局面。

老子发现社会在强调仁义礼智的同时，那些不仁不义、非礼非智的人和事反而有所增加，一些口口声声满嘴仁义的人却做着不仁不义的事情，说明仁义礼智有自私性与虚伪性，因而老子从人性清静的本源出发，主张绝弃“圣智”“仁义”和“巧利”。只有这样做了，人们才能回归到清静不争、无知无欲的本性中去，人类质朴虚静的本来面目才会得以复苏。

《老子》第十九章“三绝三弃”这几句振聋发聩的话，很容易引起误解，认为老子对圣智、仁义、巧利深恶痛绝，要彻底铲除，是在主张愚民政策，主张苦行僧主义，等等，这就曲解了老子的意思。他只是针对当时社会的时弊，意在将人心导入正途。反复拟比，是为了寄意后世要返本还璞。

既然如此，仁义之类不足以治国，只会乱国，因此说，“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六十五章）老子认为正确的办法是让百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即让百姓持守质朴，减少私欲，杜绝圣智、仁义、巧利之类所谓学问，才能没有忧患。人要朴朴素素，真真实实，少私寡欲，不要贪心不足，这才是老子主张的本意。由此可见，在“文”与“质”的对立中，老子强调的是“质”，返璞归真，才是治国的出路。

“绝圣弃智”，是说抛弃人们认为的圣明，扔掉人们认为的才智。弃绝聪明才智，返归天真纯朴。这是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本章老子提出“绝学无忧”，即杜绝学问没有忧患之意。绝学无忧的“学”，亦指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之学。《老子》第六十五章曰：“古之善为士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意思是说：古代善于行道的士人，并不是让百姓聪明巧智，而是将使百姓质朴淳厚。这里老子说得更为明白。老子是针对奸诈虚伪之风横流的社会现实，而提出“愚之”，即回归到质朴纯真的天性，目的在于“民利百倍”“民复孝慈”“盗贼无有”。老子这里所说的“愚”，指的是“道法自然”，符合自然规律的质朴纯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愚民政策，那是曲解老子的意思。

但是，老子“绝圣弃智”的社会理想观念，不是进化论，它的返璞归真毕竟是向后看，这也反映了老子思想保守倒退的一面。他的社会理想在实际生活中难于实现。

毛泽东对老子“绝圣弃智”的社会理想持批评态度。

1917至1918年，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年）所著《伦理学原理》这本“心物二元论”的书，写下了大量的批注。这些批注是了解毛泽东早期思想的重要资料。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杨昌济先生曾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为教材。毛泽东在听课和阅读该书的过程中，做了大量批注。这些批注的内容，有的是提要，有的是表示赞成或否定的态度，而大量的则是结合书中有关论述发挥自己的见解。此书曾被毛泽东“一师”的同学杨韶华借去，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才归还。据周世钊回忆，当他将此书交给毛泽东时，毛曾对他讲过如下一段话：“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伦理学原理》第四章“害及恶”，其中有一段内容是这样写的：“是故吾人苟于古今历史中，删除其一切罪恶，则同时一切善行与罪恶抵抗之迹，亦为之湮没。而人类中最高最大之现象，所谓道德界伟人者，亦无由而见之矣。”泡尔生认为消除了一切罪恶，所谓善行也就同时湮没了。因为没有了恶，也就没有善。那么，人类历史也就不存在什么道德高尚的人了。毛泽东读至此，发挥自己的见解批注道：“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毛泽东认为这种纯粹的平等自由博爱的大同之说，是不存在的，除非仙境。明确提出大同说是“谬误之理想”的主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批语批评大同理想，主要是从人生好奇变、善恶抵抗相斗的角度立论，从而推及历史发展总是一治一乱，相循无始终的。这主要反映毛泽东看待历史时喜欢“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个性。

所谓大同之说，是儒家所宣扬的一种社会理想。语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泡尔生在文中接着描述道：邻国无侵略之谋，则何事军备，国民无不轨之行，则焉用法令。军备法令，国家之所以与外交内政之阻力相竞争者也。使一切阻力悉去，内而人民，外而国际，无不以正直、平和、慈祥、乐易之道相接，则战争，外交、裁判、警察、行政界一切进取之气象，悉为之消失，而圆满之国家，亦不可见矣。宗教者，亦不外善恶相竞之形式，使诸恶不作，人类悉为神圣，则宗教亦随之而灭焉。

这段描述是作者对人类社会的“大同之境”的构想，它与儒家所宣扬的大同之说的社会理想，如出一辙，颇为相似。青年毛泽东读到这些新颖的观点，跟中国传统思想作对比，自然联想到老庄的说教，他在批注中写道：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

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

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页）

这里提到的“绝圣弃智”，是老子见世道衰败，人心每况愈下，所以要人们抛弃聪明才智，远离儒家倡导的“圣智”“仁义”“巧利”，保持愚昧无知，这样就不会滋生事端；老子主张回到原始状态，要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让百姓持守质朴，减少私欲，返归天真纯朴，共享无为安静，没有争斗、没有罪恶的大同社会。

“老死不相往来”，是《老子》第八十章里的话：“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意思是返回到上古的“小国寡民”社会，就能彻底避免人们滋生事端。这种“大同之境”实际上是倒退，“徒为”而已，行不通。

东晋诗人陶渊明写了一篇传诵至今的名篇《桃花源记》，表达了他对社会黑暗的不满，反映了人民摆脱贫困和离乱的愿望。桃花源是在其名作《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太平境界。在这一点上，老子和陶渊明的思想系出同源。

老子看到了社会的黑暗衰败，揭露了统治者的巧取豪夺，这是他思想进步的一面。但是，他把巧取豪夺的原因，归结为圣智仁义，以至鼓吹“绝学无忧”，回头向远古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则是空想“徒为”而已，这是他思想落伍的一面。所以，为青年毛泽东所批判，所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