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委运任化，心与道冥

——陶渊明的生存智慧

一、由热恋到冷漠人生

委运任化、心与道冥的人生态度与人生境界，无论竹林名士，还是东晋名士，一直没能将其圆满地化为人生的实践。魏晋时代，只有陶渊明做到了这一点。他将庄玄精神和委运任化的人生观具体化、肉身化，变成了自己的生命与生活。他不仅实践了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而且的确达到了心与道冥的庄玄境界。

由热恋人生到冷漠人生，是古代隐逸文人共同经历的人生历程。早年陶渊明也曾有过仗剑远游、大济苍生的人生理想：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八首》）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拟古九首》）

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

淡俗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

（《闲情赋》）

这不正是屈原式的自居为历史、自居为社会的价值自居的精神吗？不就是孔孟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的济世之心吗？这种匡时济世的人生价值关怀是儒家入世主义人生观的精神内核。

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涉世日深，陶渊明感到了人生的苦涩，感到了理想与现实矛盾带来的焦灼与苦闷。他的心肠渐渐地由“热”变“冷”。他的《闲情赋》和《感士不遇赋》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写出来的。赋中流露了诗人人生理想的幻灭感，是他从热情关切人生到冷漠人生心理转换过程的真实写照。且看诗人对人生苦短、世道艰辛的哀叹：

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

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

（《闲情赋》）

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象形。

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

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

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

望轩唐而永叹，甘贪贱以辞荣。

（《感士不遇赋》）

人的自然生命是短暂渺小的，如果能在有限的一生中实现凌云雅志，也不枉此一生。但现实是冷酷艰难的，它使得每一个以价值自居的人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使一切价值关怀化为徒劳，化为泡影：“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感士不遇赋》）

陶渊明既不同于为信念而自杀的屈原，也有别于徘徊于“名教”与“自然”矛盾中、以狂放求解脱的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他在经历了人生信念由热变冷之后，终于发出一声长叹——“归去来兮！”踏着庄子的脚印，走进了“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世外桃源。自然田园的牧歌成为他心灵的唯一寄托。《归园田居五首》首篇云：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他走出了官场和仕途的樊笼，回到山远地偏的田园。就像笼中鸟飞回了旧林，网中鱼回到了故渊。听着深巷中的犬吠，桑树上的鸡鸣，沉醉在自然的怀抱里。他不仅找到了安身的家园，而且找到了心灵的寄托。

二、自然田园的第一歌者

魏晋士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大体说来，均是在自然中求得一席安身之地，安顿自己的身心。细究起来，却是颇有不同。竹林名士遁迹山林泉间，是借山水的纯真自然、鱼跃鸟啼来排遣心中的压抑与苦闷；西晋金谷宴集的名士们，是带着一种占有者的心态，让山水林泉为他们的歌舞宴集增加一点情趣，使他们过于物质化的生活添加一点雅兴；兰亭修禊的名士们，怡情山水，流连忘返，是为了借山水之美启迪灵性，使他们的文学艺术天才得以极致地表现。他们与山水的关系，比起金谷名士，当然要亲切得多。但是，他们仍然是欣赏者，他们站在自然山水面前，赏心悦目，从中得到美的享受。自然山水的美，在他们生活中虽然占有重要位置，但是究竟还有一段审美与被审美的距离。自然山水的美与他们对自然山水之美的欣赏之间总归还隔着一层。这种境界还属于有我之境。

陶渊明与他们的不同，在于他与自然之间没有了距离，哪怕是一层薄薄的审美距离也已经消失无迹。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完全冥一的诗人，是在精神上彻底超越了主客观的对立、进达无我之境的诗人。他成了自然间的一员，不是旁观者，不是欣赏者，更不是占有者。在他的诗文里，很少专门描写山川田园的美，也不用专门叙述从山川之美中得到的感受。山川田园，一草一木，就在他的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里：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瘦，庶无异患干。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五首之三）

在会稽名士的诗文言谈里，我们看到的是草木如何蒙茸，山川如何明秀，天地自然如何引发了人生的感慨。听到的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兰亭集序》）。那是充满雅趣和自我欣赏意味的士人眼里的美。陶渊明写的山川，却全是农家景色，是淳朴的村民野夫活动于其中的山川，或者说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环境。他并没有也无须对山川作纯粹的审美鉴赏。他是写山川田园在他的生活里，在他心中的位置，而旁人尽可以体味到他在其中的美的感受。上面所引的《庚戌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只写气候，写山中秋气来得早，写秋气中的自然景色，只此而已。但我们读它的时候感同身受。因为他写的是心灵与自然的交融；山间景色是他心中的景色。他没有写它美，也没有说它不美，没有说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没有像他的前辈会稽名士们那样，在山水秀色中不可自已，说一些“情何以堪”的话。但他的诗文饱透着诗人对山川田园的眷恋。那是他的山川，他的天地，他的田园，和他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和他在生命本真的意义上是完全冥合为一的。

《归园田居》中的景色也是如此。村落、炊烟、田野、月色、山涧、榛莽，都和诗人的心灵息息相通。他就生活在这寂静的山野中，一切是那样的自然，仿佛原本都是应该如此存在着，是那样合理，那样真实，那样的永恒。心灵与自然界完全融合在这永恒的真实之中。试想在那夕露沾衣的山野小径上“带月荷锄归”的情景，是怎样的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在陶诗中我们处处感受到这种充满生命韵致的和谐：

平畴交远风，良苗永怀新。

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

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

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

这样的心境，只有在领悟到大自然不息生机乃是自己生命的最好安归之所时才可能出现，只有生活在其中，才能写出来。他实在是完全融入到自然中去了，一切都生生不息，都各得其所地存在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

草木飞鸟，微风细雨，各得其妙。诗人在这和谐的大自然中自得其乐，仿佛也化作这天地大和谐的一个音符。这种和谐之美本是“天籁”之音，是难以用语言来说出的。《饮酒》二十五首之五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描写的是极度的和谐。历代谈诗者论此诗，谓其不知从何处着笔，关键就在这心与道冥、物我泯一的天地大和谐上。一片心绪，不知着落在何处。人与菊，与山，与鸟和谐地存在着，仿佛宇宙原本就是如此安排，日日如是，月月如是，年年如是。何以如是呢？“天籁”本不可言说，也无须言说，一落言筌，便会破坏了这心物交融的和谐之美。这正是庄子所悟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最高最美的境界。魏晋人和文学都追求这种境界，但只有陶渊明达到了这一境界。

三、形、影、神的对话

陶渊明所以能达到心与道冥，关键在于他真正做到了委运任化。

玄学思潮兴起之后，道家自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孔孟儒家伦理责任，士人纷纷以老庄哲学为精神依归，追求自然适性、心与道冥的生活方式，但在事实上他们都没有达到。嵇康、阮籍没有达到，会稽名士没有达到，更不用说中朝名士了。他们之所以没有达到，恐怕是因为他们做不到委运任化。人生活在社会中，衣食住行都受到各种关系的制约。出处去就，时运好坏，吉凶泰否，不可能事事如意，因之便会有失意，有困厄，有苦闷，有悲哀。当生老病死、祸患困厄到来时，不能以委运任化的态度去对待，必然会陷入痛苦与怨愤之中，这样要达到心与道冥是不可能的。陶渊明在精神上走出了人生的困缚，是因为他真正做到了以委运任化的态度去对待出处进退、穷通泰否，去对待世网重重的羁缚与纠结。

陶渊明生活在社会乱离的魏晋时代，与当时所有的人一样，也为岁月匆匆、人生漂浮不定的心情意绪而苦恼，这原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无论是战乱年代还是太平时期，人都有生死无常的神伤与苦闷。但陶渊明终于以委运任化的态度摆脱了生死无常的苦恼，走向了精神的超越与心灵的宁静，他著名的人生哲理诗《形影神》正是对这一永恒主题的解答。“形”代表实际有限的生命，它在为自己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而悲哀。《形赠影》云：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

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

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

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

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

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

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

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在这个问题上，“形”对人生的理解并不比建安以来的其他文人前进一步。死亡之悲哀意识始终贯穿在玄风笼罩的两晋士人心中。无论是石崇辈的歌舞宴乐，胡母辅之的放情纵欲，还是王羲之辈的风流潇洒，他们都为人生之匆匆而感伤。陶渊明借“影”回答了“形”的人生叹息和疑惧。《影答形》云：

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

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

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影”显然是儒家信念的象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固有一死。只有在生前有限的时间中“立德”、“立功”、“立言”，留取身后名，才能弥补生命之短促，使生命的自然时间在“意义时间”中得以延长。但是，这种思想在魏晋之时不符合士大夫所追求的精神时尚，在老庄思想看来，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这只是用一种苦恼去取代另一种苦恼。人生如朝露，已引发无数士人对生死之悲哀；而为名利奔波，将使他们陷入更深的幽怨与苦闷。陶渊明比他的前辈朝着庄子人生哲学走得更远，他从生之匆匆的苦恼中解脱出来，放弃了对意义世界的追求，走向价值否定与价值虚无。他借“神”回答了这个问题。《神释》云：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

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

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

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正是庄子所描述的“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境界。陶渊明做到了委运任化、心与道冥，所以获得了心灵的宁静。

人是离不开社会的。一旦离开了淆乱的世俗而离群索居，虽然可以获得精神宁静，但宁静淡泊中总伴随着孤独与悲哀。陶渊明在“归去来”后，其心境并不总是天真活泼，有时不免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孤独、寂寞与哀伤。“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转声悲。厉响且清晨，远去何所依？”（《饮酒》二十五首）类似这样表达孤独而且怆然的诗，《陶渊明集》中还有不少。他的确是心系田园的，在走出官场樊笼后，他快活得像一只小鸟，飞向山川、田园的自由天地。一篇《归去来兮》完全出自心底，无半点伪饰。一旦生活在僻乡孤壤，他又确实感到了孤独与寂寞，感到自己被社会遗忘，如同失群之孤鸟一样顾影自怜，孤鸣无应。这与其说是陶渊明未能彻底脱俗，不如说那是以“隐”为逸的必然结果。

无拘无束地轻歌曼舞固然是美妙的，但能够带着镣铐跳舞的人，才是真正的高手。带着镣铐跳舞不是以“隐”为逸，而是以“逸”为隐。只有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做到了这一点，清代大画家、诗人郑板桥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