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委与上医矣

此生委与上医矣

杨秉辉

我在读初中二年级时，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查出患了肺结核。那时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肺结核在当时甚为流行。时人对于肺痨病当不下于今人对于癌症的恐惧。而我亦已读过鲁迅先生的《药》，心中自是十分紧张。但幸而已是科技进步的时代，家人带我去了福州路上一栋大楼，即后来的图书发行公司大楼中的张去病医师诊所，拍了肺部的X光片，又请肺痨专科的刁友道博士诊察。刁博士看了胸片，开了一种名叫PAS的药给我，并嘱咐好生休息。我怀着不安的心情休学在家，遵医嘱服药。3个月后复查，居然“吸收好转”，又3个月竟至全部纤维化，算是治愈了。一家人如释重负。我深感医学之神奇，于是有了学医的志向。家人亦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而表支持。

转眼到了1957年高中即将毕业之时，同学们都收集各高校寄来的招生广告，我自然注意医科学校的资料。记得其时看到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资料上写着，大意是本校培养高级医务人才，能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作的话。其时我的理解便是除了做医生还能做老师，中、小学生对于老师总是很崇敬的，心想又能做医生又能做老师当然好。于是便与同桌的李秋生同学商量，我们便以“第一志愿”报考了上海第一医学院。有趣的是尽管当年以第一志愿报考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考生甚多，据说录取率为8∶1，我与李秋生却都被上医的医疗系录取。李君毕业后分配在北京酒仙桥医院工作，并成了一位超声诊断的专家。

初进大学当然什么都觉得新鲜，但是在记忆中有3件事印象最深。一是1957年恰逢上医30周年院庆，新生入校便得缘参加庆典。是日上医高朋满座，许多医学名流都是上医的毕业生或曾在上医任教。新生们都以能跻身为上医的一员而自豪。二是开学后没几天，新生被集中听钱惪副院长训话，钱院长大致是先讲了上医的历史，讲了国家对医务人员的需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你们考进上医不容易，要好好读书。这几句话记得最清楚，是因为我们刚刚见识了上医的辉煌，心想许多医学界的名人之所以成功，皆是因为在此“好好读书”的结果啊，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第三件事是大约在第一学期快结束的1957年年底吧，学校召开学生大会，由颜福庆副院长宣布开除几名品行不端，大约也是屡教不改的流氓阿飞学生。对我们的教育是不但要好好读书，还要品德优良。

可惜好景不长，到第一学期结束时，在一年级学生中也开展了“反右”斗争。而且要抓个右派分子来“锄了毒草做肥料”。一位江苏同学说了些家乡农村干部欺压民众的事，成了右派分子，时时要开会批判。接下来“大跃进”开始，我们也被派下乡去参加“人民公社”的建设去了。开始时是间歇性地去，后来索性停课下乡去帮人民公社割稻了。秋收之后我们又被派到普陀区去从事以“除四害”为主的爱国卫生运动了。我们借住在华师大的学生宿舍中，除了到居民家中帮助除四害外，还跟随社区的医生家访。记得那些医生当时常用一种叫“大力克”的磺胺合剂，很有效，病人也很敬重医生。带领我们的医生对我们都很客气，他们称我“杨医生”，生平第一次被人称为医生，使我很是得意。其实当时我们才二年级第一学期，不过只学过一点解剖、生理的知识而已。我想这些社区医生对我们重视，是因为我们是“上医”的学生吧。不过这些活动事实上影响了我们医学基础课的学习。我记得我们的生化课只读了一本油印的小册子，除了三羧酸循环等主要内容外，其他都被精简了。思想教育是必需的，大学生参与一些社会政治活动也是应该的，但是这类活动太多，也必定会影响业务学习。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过许多折腾，上医也未能幸免。

不过到了1960年前后，执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学秩序恢复正常，我们也进入临床学习阶段，总算有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由于各级领导重视教学工作，加上临床课程主讲老师都是学识渊博的临床医师，而学生亦明白所学的课程都是今后毕生要从事的事业，所以学习热情高涨，倒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等到五年级直接进入临床实习，在上医各附属医院里得到了有着丰富临床与教学经验的老师们直接指导，颇有如鱼得水之感。我自知天资不高，但我信勤能补拙，所以我亦分外努力。应该说，这一阶段得益于上医严谨的学风，得益于老师们辛勤的教导，我们的学识才有所长进。

毕业后我有幸留在上医，分配在中山医院内科工作，继续在上医优良的学术、人文的环境中成长，我觉得我是十分幸运的。我从进上医读书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从一份招生简讯开始，与上医结下了不解之缘。上医教给我知识、教给我能力、教给我做人的道理；我作为一个上医的学生、上医的教师，“上医”这两个字已经印入我的骨髓，对于上医，我无限热爱，无限眷恋。

上医如今已经并入复旦大学，相信上医的事业一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的上医精神，则是应该永远传承下去的。

作者杨秉辉，中山医院内科学教授。1962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毕业。曾任上医附属中山医院院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