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国志
1942年放暑假后，我就做好了去重庆的准备。当时有一条路，就是由上海坐轮船去沈家门，再由沈家门乘扬帆出海的木船去温州。后来我便随着家里的一位朋友去沈家门。临行时，定国来码头相送。这位朋友在沈家门有一个办事处，我就住在他的办事处里。一则等顺风，二则等货源，条件具备船才能启航。我在沈家门度过1942年的“七七”纪念日，在那一天，我亲自看见日本兵枪杀了一位船民。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日军的暴行。风还未等到，却等到了温州沦陷的消息。这条路断了，我就又回到上海。当时另有一条路，就是由上海乘轮船到武汉，再由汉水、洪湖和几天的山路到三斗坪，由三斗坪乘大轮船，经巫峡、瞿塘峡到达重庆。毛家驯家有一位在武汉的朋友，可以为我们请一位向导，带着我们去重庆。于是毛家驯、贾观熙、过昂千、金邦年和我便由此路先到武汉。请了一位向导，姓宗，留着乌黑的八字胡，我们便称他为“宗胡子”。他对我们做了一系列“指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头发剪掉。他说这是洋学生的标志，被日本人看见就不得了。过了日本人的封锁线，进入洪湖。此时，眼前是目断天涯，秋水共长天一色；胸中是神怡心旷，忧愁与劳累都忘。白天濯衣濯足，晚间饭饱眠安。由洪湖上岸，便是国民党管辖区。登岸后，宗胡子领着我们去检验路条。检验后，当地的小吏让家驯等三人离开他的办公室，而把昂千和我扣住。宗胡子是个走动江湖的，于是出来打躬作揖，他们便把我们放了。我们五人中，仅昂千和我两人戴眼镜，初扣的罪名是“戴眼镜见长官，大不敬”，释放的代价是一块香皂和一支牙膏。洪湖上岸后，就得走起天山路，然后到达三斗坪。后来我写了几首七律，记述由沪抵渝的路程以及九龙坡生活片断。其中一首就是有关这“山中七日”的：
崎岖七日似登天，几见骷髅倚道边。
小店鸡鸣凉共被，酒家虎咽饱加鞭。
南来北往多商贾，山东西输半帛烟。
堪笑书生身瘦弱，行囊犹得假人肩。
当时西陵峡已经沦陷，走这七天的山路就是绕过西陵峡而到三斗坪，再乘轮船到重庆。在三斗坪遇到瞿赳和土木系的朱保如。我们自幼就耳闻三峡之险和美，今天到了三峡，但不是一般游客，而是“国破山河在，抛家作远行”的游子，心情是复杂的。保如就随口念出“江流曲似九回肠”的感叹。这是我们旅途的最后一站。买了船票后，囊中所剩无几，瞿赳便慨允即时相助。从三斗坪到重庆的过程，我也写过两首七律，以记此行：
其一
申江离别悄无言，村店惊逢对举樽。
吟罢漫看三峡水，兵荒不见两山猿。
路长人瘦金看尽，义重风高语倍温。
从此同舟更西去，谁知多雾蜀天昏。
其二
三斗坪头人怨之，携雏扶老上船时。
西陵峡畔丧沦乱，对我来前谈险奇。
宝剑兵书难却敌，牛肝马肺不疗饥。
酆都过后登天府，人鬼难分更问谁。
注：“对我来”“宝剑”“兵书”“牛肝”“马肺”都是三峡的景点。
重庆的校址在九龙坡，很简陋。但师生接触较多。校长吴保丰先生、柴志明先生和张德庆先生都请我们到他们家吃过饭。后来我和柴志明先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联系。当时生活较苦，一遇到这几位师长请客，我们便风卷残云，一扫而光。所以吴保丰校长把我们叫做“蝗虫”。
当时饭厅里没有凳子，大家站着吃饭。有一天吃饭时，突然一只碟子向我们飞来，摔碎。我们都未受伤，只是飞溅的菜羹弄脏了定国的衣襟。这是我们九龙坡生活中一支有趣的插曲。后来我写了一首七律：
饥肠辘辘野蔬香，日进三餐立桌旁。
肉味不知尊佛法，菜羹忽溅染君裳？
莫寻飞碟来何处，但笑残瓮露所藏。
终是春风常得意，一枝幽蕙满庭芳。
在九龙坡，我们也苦中作乐。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看话剧《安魂曲》（原名Mozart），由曹禺、张瑞芳主演，曹禺演Mozart。话剧晚上11时才开演，这样我们就有时间从九龙坡出发进城。后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当局对曹禺等人的刁难，却给我们带来方便。
【注释】
[1]原载：《逝波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43级同学回忆录》，1999年9月，第260—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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