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审美观举要

战国时思想家孟子关于培养审美能力的见解。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夫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这里，孟子所说的“知言养气”论，是对孔子“思无邪”说的一个发展。孔子的“思无邪”说是一个客观的评诗原则，但批评家欲正确运用这一原则，还须具备相应的主观条件，即人格修养，就是一须“知言”，二须“养气”。所谓“知言”，就是能够正确地感知不同的语言形式所表达出来的不同的思想内容，了解某“所蔽”、“所陷”、“所穷”。而“养气”，则是指将外在的思想道德原则经过持久不懈的修养功夫转化为内在的精神个性。“养气”未必能“知言”，然“知言”必须“养气”。孟子所说的“气”，即是“至刚至大”的“浩然之气”，指的是一种处于高尚道德境界所具有的精神状态。具有了这种精神状态，付之于行动，可“使其行之勇决，无所疑惮”、“事皆合义”、“无所愧怍”（朱熹《孟子集注》）；应之于审美，即可“知言”，才能辨析“辞”、“淫辞”、“邪辞”之错误实质，作出正确的审美判断。孟子的“知言养气”论，在一定意义上提示了审美能力与世界观的关系，对后世的文学批语和美学思想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后人韩愈提出“气盛言宜”说，魏了翁提出“辞根于气”说，方孝孺提出“气畅辞达”说，很明显就是对“知言养气”论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提出的文学批评原则，语出《孟子·万章下》：“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指出，“知人论世”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颂诗’、‘读书’与‘知人论世’原来三件事平列都是成人的道理，也就是‘尚友’的道理”。此话自不无道理，然“知言”与“养气”必然相连，说诗岂可与修身无涉。“知人论世”既是养气修身的内容，也是说诗知言的要事。“论世”，就是要考察诗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特点；“知人”，就是要了解诗人的生平、思想，并由此体察其为人。知其人，论其世，两者相辅相成，才能通过“颂”、“读”，理解“诗”、“书”；也就是所谓“以意逆志”。这无疑是比较客观的批评方法，可谓是现代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之滥觞。

孟子提出的分析理解文学作品的方法。语出《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以文害辞”，就是以个别字眼割裂全句的意义，结果失之断章取义；“以辞害志”，就是以辞句的表面意义歪曲其内在思想，必然有背诗之本意。因此，孟子主张根据完整的诗篇去探索作者原来的意图，去分析作品的实际内容，这就是“以意逆志”。“意”是批评家的想法；“志”是诗人的志趣。怎样才能使批评家的想法准确无误地符合于诗人的志趣呢？关键在于批评家能否“知言养气”和“知人论世”。批评家只有注重于自身的人格修养，并能具体运用“知人论世”的客观的批评方法，才能“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避免断章取义，掌握作品的实际内容，正确理解作者的本意。所以，“以意逆志”和“知言养气”、“知人论世”，是有内在联系的，三者构成了孟子自成系统的文学批评论。因此，对这三者都不能作孤立的解释。在文学批评史上，对“以意逆志”的理解历代有分歧，即：主观说，就是把“意”解释为批评家主观之意，如赵岐在《孟子注疏》中说的“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客观说，即把“意”理解为诗人本人之意；如吴淇在《六朝诗选定论缘起》中说：“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这两种说法，自不无道理；但若离开了“知言养气”和“知人论世”，乃不免如鲁迅所批评的，“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