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主张“法先王”

（品读史之四）

1958年11月20日，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陶鲁笳等四人，到他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开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详细地谈了自己对商纣王、秦始皇、曹操这三位历史人物的评价。

谈到秦始皇，毛泽东说：

人们从书中得知，秦始皇有焚书坑儒的恶行，因此把他看作是大暴君、大坏人。焚书坑儒当然是坏事，它把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但我们对什么事都应当有分析，秦始皇并不是不问什么书都焚，也不是不问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实只有460人。孟子主张“法先王”，所以孟子一派的书是“以古非今”的。而荀子一派则相反，主张“法后王”，推行法家一派的学说。秦始皇是主张“法后王”，反对“法先王”的。所以，他并不坑荀子一派的儒，也不焚荀子一派的书。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主张值得赞赏，当然，我并不赞成秦始皇的滥杀人。当时，要由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不实行专政是不行的。但对孟子一派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太过火了。政治上要实行专政，文化上要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这一条秦始皇是办不到的。（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104页）

1964年8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毛泽东又发挥道：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460人，是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陈晋：《毛泽东之魂》，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87页）

这两次谈话，涉及内容广泛。这里我们只关注毛泽东对孟子的评价。两次谈话都认为孟子有“法先王”的思想和政治倾向。

“法先王”是厚古薄今的，“法后王”是厚今薄古的。毛泽东认为，“法先王”的是儒家，“法后王”的是法家。毛泽东所指的“法先王”还是“法后王”，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也就是遵守祖宗成法还是创新变法。

儒家是崇奉先王之道的。孔子就“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与孔子一样，孟子崇尚古圣先王，开口“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闭口必“法先王”。 这体现了他的圣人历史观。

孟子所崇尚的古圣先王有：尧、舜、禹、稷、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在《孟子》一书中，赞扬古圣王的道德和功绩有很多处，其中以称道尧舜为最。“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孟子之所以崇尚古圣先王，其目的是在道德上学习尧舜的高大德行；在政治上，效法尧舜实行仁政治民，两方面都以尧舜作为效法的榜样。

孟子一方面抬高了圣人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贬低人民群众的作用。说什么：“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认为众庶百姓，只知道去做而不明白做的道理，习惯于去做而不去考察它的所以然，一生都从这条道路走去，却不知道走的是什么道路。孟子的一褒一贬反映了他的英雄史观的唯心史观。

但是，他提出“法先王”是借古言今，而不是复古，他所说的“法先王”，是借用远古先王的典章制度来治理国家。所以，“法先王”是孟子仁政王道的思想根源。他以远古的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作为最高标准，劝告当时的国君效法，提醒当时的统治者要吸取商汤、武王与夏桀、殷纣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孟子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

有一次，齐国的大夫陈贾来见孟子，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周公是怎样的人？”孟子回答说：“古代的圣人。”

陈贾又问：“他派管叔监督殷国，管叔却率领殷遗民造反，有这回事吗？”孟子明确回答说：“有的。”

陈贾说：“周公是早预见到管叔会造反，却偏要派他去的吗？”孟子纠正说：“周公是不曾预见到的。”

“这样说来，圣人也会有过错吗？”陈贾提出这一尖锐的问题。

“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难道弟弟能疑心哥哥会造反吗？ 周公这种错误，难道不也是合乎情理的吗？ 而且，古代的君子，有了过错，随即改正；今天的君子，有了过错，竟将错就错。古代的君子，他的过错，好像日食月食一样，老百姓个个都看得到；当他改正的时候，个个都抬头望着。今天的君子，不仅将错就错，并且还编造一套假道理来为错误辩护。”孟子借古言今开导陈贾说。

孟子认为，治理国家不依据先王之道是极为笨拙的。孟子的“法先王”有积极的一面，只是把它作为推行仁政的号召力罢了，而不是复古。

应当说，孟子的政治主张有进步的积极的一面，但是不可否认，他也有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一面。

战国时各诸侯国为了强盛，纷纷掀起变法。商鞅为秦变法，开阡陌，行法制，讲究用兵，讲究富国，使秦孝公称霸。而孟子游说列国诸侯时，则主张恢复井田制，大官有世代相传的田土。（《孟子·滕文公上》第五章）这就是把封建地主制退到封建领主制，不论井田制在滕国能不能实行，在当时各大国是不可能实行的。井田和商鞅的开阡陌正是针锋相对的。孟子在经济上，提出的“井田制”，显然这种主张带有保守色彩，未免迂阔。

孟子把孔子的仁学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去，在政治上，提出“法先王”。齐宣王喜好“齐桓晋文之事”，期望富国强兵，在争战中获胜，进而由称霸走向图王。而孟子却要效法先王，大谈他的“仁政”主张。（《孟子·梁惠王上》）在“政事”方面，他严厉批评王公大臣，斥之为“污君”“不肖者”，并且声言对无德之君可以“易位”，有时竟弄得齐宣王或“勃然变色”，或无言以对，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认为“仁者无敌”，还告诉梁惠王“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第五章）孟子重视民心，这是正确的。但战争时期，民心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孟子所说的梃，即是木棒，用木棒和人多数众并着坚厚的盔甲、执锐利的戈矛的敌兵相战，除非敌兵倒戈，木棒是无战胜希望的。可见，孟子的木棒制胜，这种比喻恐怕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

孟子主张“仁战”，反对不义的战争。齐将匡章领兵伐燕，五十天几乎灭亡燕国。（《孟子·梁惠王下》第十章）可是孟子却说“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第十四章）“善战者”，指包括法家、兵家在内的诸侯发动兼并战争的人。因为他们“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因此他们应当受到最重的刑法。

孟子接着说“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连诸侯者”，指纵横家公孙衍、张仪而言。他们为当今诸侯“辟土地”“求为之强战”，他们对诸侯发动兼并战争，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孟子称他们是诸侯的“良臣”，“古之所谓民贼”，因此他们应当受到次一等的刑法。“辟草莱，任土地”，朱熹注：“辟，开垦也。任土地，谓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责，如李悝尽地力、商鞅开阡陌之类也。”辟草莱，指开垦荒地；任土地，指分土授民，都是“尽地力”，乃是富国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富国；不富国，不足以强兵。孟子却以为这些主张和措施虽然意在发展生产，但并不是为百姓着想，而是为了统治者的私利，所以持反对态度，甚至也认为是有罪的，当受再次一等的刑罚。这和当时情势不合，与诸侯所希望的恰恰相反。

由此可见，孟子“法先王”的一些政治、军事、经济主张是保守的，甚至是倒退的，至少是不合当时形势的。所以，毛泽东对孟子这种厚古薄今的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孟子一派主张“法先王”不对的。毛泽东认为儒家是“法先王”，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毛泽东还对儒家进行了区分。谈到过这样的意思：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儒家的左派。显然，毛泽东认为儒家中的右派是孔子、孟子。这种划分的依据在于是取法先王还是取法后王。

毛泽东对孟子的“法先王”持否定态度，这与他一生坚持革命而不保守，坚持向前看而不回头看，坚持理论创新而不思想守旧的政治思想立场有关。但是在今天，对孟子的“法先王”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孟子的“法先王”是看到了社会问题而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而回过头去向古人求法，这就易于厚古薄今，抱残守缺，实践上也是消极促退的；有时，孟子的“法先王”只是一种躯壳，一种形式，骨子里是着眼现实，是扫荡社会的腐败黑暗污泥浊水，有积极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两者有时搅和在一起，不细致区分往往不易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