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记李觏的学说》中提到：“我从前读北宋和尚契嵩的文集，见他特别注意李觏的言论，当时我就很想研究他（李觏）的著作。”[42]
契嵩（公元1007－1072年），字仲灵，俗姓李，藤州镡津人，北宋中期禅宗云门宗的名僧。他善于交接当世名士，与欧阳修、韩琦、富弼等朝廷重臣多有交往，曾被朝廷封为“明教大师”。他“庆历中入吴中，至钱塘，乐其湖山，始税驾焉。当是时（指庆历时期公元1041－1048年），天下之士学为古文，幕韩退之排佛而尊孔子。东南有章表民、黄聱隅、李泰伯尤为雄杰，学者宗之。仲灵独居，作《原教》、《孝论》十余篇，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其说”[43]。
1．契嵩身在佛门，他从儒佛会通的角度为佛教辩护。针对李觏等人以佛老不在四民之列的“冗食之人”，契嵩驳道：
“夫先王之制民也，恐世敝民混而乱，遂为之防，故四其民，使各属其属。岂谓禁民不得以利而与人为惠？若今佛者，默则诚，语则善，所至则以其道劝人舍恶而趋善，其一衣食待人之余，非黩也。苟不能然，自其人之罪，岂佛之法之谬乎？孟子曰：‘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生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儒岂不然邪？尧舜以前，其民未四。当此，其人岂尽农且工？未闻其食用之不足。周平之世，井田之制尚举，而民已匮且敝。及秦废王制，而天下益扰，当是时也，佛、老皆未之作，岂亦其教加于四民而为厉然耶？”[44]
这指出佛者劝人为善与儒者行仁义相同，并类比孟子传食于诸侯及其“食于人者”之论，说明佛徒不是冗食之人。又举东周、秦朝未有佛教之时，也有社会凋敝的现象说明不应把财政问题归咎于佛老[45]。
2．针对李觏等排佛论者认为释老之教无父无君，不忠不孝，与杨墨之为我兼爱相同，所以要止度人而禁修寺观等思想，契嵩反驳道：
“儒者以佛道为异端，恶其杂儒术以妨圣人之道行，乃比杨墨俗法而排之，是亦君子之误也。而佛老与孔周，自古帝王并用其教，以治其世俗，几乎百代。是佛之教巍巍然关乎天地人神，岂以杨墨为比？盖论者未思其所以相妨之谓也。大凡其事异而意异者，鲜能济事，意同而事不同者，鲜不济事。夫于事不济，乃谓相妨，而济事岂谓相妨乎？今佛者其教固同导人而为善，虽其所作者而有前后，盖以前后而相资也。孰谓有妨圣人之道乎？”[46]
契嵩认为佛、老、儒“意同而事不同”，并强调：“古之有圣人，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圣人各为其教，故其教人为善之方有浅有奥，有近有远，及乎绝恶而人不相扰，则其德同焉。”[47]契嵩把儒、佛、道甚至诸子并列，一方面说明他对各家学派的推重，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认同儒学独尊[48]。
3．李觏认为释老也是诸子之一，和儒家相比皆属偏颇，不如儒家周备，有过犹不及的缺陷。他比喻道：“譬诸良医之治疾，实者则泻之，虚者则补之，热者则使之服凉，冷者食之服暖，故天下之疾无不治也。圣人之道如此。诸子则不然，见泻而愈者，则谓天下之疾皆可泻；见补而愈者，则谓天下之疾皆可补。于热于冷亦然。故用药失宜，而疗病多死也。非谓其方不与良医相似也。”[49]
对此，契嵩的答辩是：
“古今之儒辩之者多矣，皆不揣其本以齐其末，徒以佛为者谓过与不及，而因之云云，其相訾百端。嗟乎，舜乐取于人以为善，禹闻善言则拜，孔子择其善者而从之，颜子得一善言则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之。古圣贤人如此以帅于后世，而后之人尚不能从之，至有悖乱丧性，灭身破家亡国者也。况复妄斥善道，沮人为之，如此，则何以劝于后世邪？呜呼，使后世之人不尽为善，亦妄辩者之罪也。”[50]
契嵩指出佛教与儒家是相同的，不存在全与偏之分，所谓“有过有不及”是不揣其本以齐末的说法。此论明显替佛教辩护。
4．李觏曾说过释氏的性命之学不出与儒家的《易系辞》、《乐记》、《中庸》数句间，可见儒重于佛。对此契嵩反驳道：“或曰：‘佛止言性，性则《易》与《中庸》云矣，而无用佛为。’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与世书一也，是圣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异者何以处之？水多得其同则深为河海，土多得其同则积为山岳，大人多得其同则广为道德。”[51]契嵩进一步认为，《中庸》所言虽是性命之说，却有所不足，而佛书正能弥补其不足。他说：
“《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岂不与经所谓‘实性一相’者似乎？《中庸》但说其诚，未始尽其所以诚也。及乎佛氏演其所以诚者，则所谓弥法界、遍万有、形天地、幽鬼神而常示，而天地鬼神不见所以者，此言其大略耳。……又曰：‘惟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尽人之性则尽物之性，以至天地参耳。’是盖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岂不与佛教所谓‘万物同一真性’者似乎？《中庸》虽谓其大同，而未发其所以同也。及佛氏推其所以同，则谓万物其本皆一清静，及其染之，遂成人物也，乃与圣人者差异，此所谓同而异、异而同者也。……”[52]
契嵩又另作《中庸解》五篇，对这种看法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以证明他所谓的儒经有待于佛经而发明之的观点，这是在援儒入释，以佛会通儒道[53]。
契嵩针对李觏等人的批评，反映了李觏排佛老思想对当时佛教界的冲击，充分证明了李觏辟佛老对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和价值。尽管李觏并未从道德性命的理论上展开对佛老的批评，但他首次揭开了宋儒性命之学的序幕。李觏一直是个忧国忧民的学者，他的为学方向始终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因此，无论他对儒学的发明还是他对佛老的批评都一直侧重政治与经济方面，形而上学问题涉及的不多，这与他的学术性格有关，也与历史之时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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