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扬中！

大哉，扬中！

1959届／冯亦同

一

恰逢九九重阳，扬州中学1949、1959两届高中毕业生相约重返母校。这一天阳光特别灿烂，来自五湖四海的斑鬓学子在品字楼前的大草坪上围成了一个硕大的新月形，合影人数之多超出了原先的估计，“逼”得不断拉长焦距的摄影师退后、再退后……有道是，积聚了近半个世纪的师生谊、同窗情，无数思念和回忆，都要在这一刻“定格”和“显影”，再大的草坪、再宽的镜头，也难以容纳啊！

拍过照，在扬中校友捐建的新图书馆楼内举行了集会。新老校领导、老教师代表在主席台上同大家见面，接受同学代表的献花和赠送字画，气氛特别热烈。久别重逢的校友坐在一起难得安静，也听不清主席台上的发言者说了些什么，但现任校领导的一段话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百年扬中，桃李满天下，有位校友曾回来激动地谈起在美国西雅图一所著名大学的巧遇。他在那里同时见到了相隔两代的扬中毕业生，他因此感觉到了“世界何其小”，但随即的领悟便是“扬中何其大”。复述者的话音还没有落地，会场上就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

是啊，扬中何其大！从树人堂前走出的每一辈人，谁的心中没有投下它巍峨的身影？在扬中大操场和体育馆内开始了人生竞技的少年，有谁不怀念这属于我们的“奥林匹斯”荟萃着古今中外无数名著和知识读物的图书馆、阅览室，同那些学识渊博、循循善诱的师长一起，以丰富的乳汁每时每刻地哺育着我们。当我们在阔别母校四十年后，重新坐进品字楼内的高三（7）班教室时，那复建于50年代的宽敞教室和高大窗扉，仍使我们亲切地感到当年治校者所具有的“超前意识”和胸襟气度。尤其是黑板上方书写着的“正直向上，热于求知”八个大字，既是扬中的老传统，也是她的新校风，可以说是母校给予她的每一个儿女终身受用、取之不竭的精神之光！能在这样的神州名校里度过人生最宝贵的年华，接受她的锻造与熏陶，我们才有了青春无悔的今天。

我的这点感慨，也是在高三（7）班的教室里重新获得的。我班有30名同学参加这次聚会，大家回到当年的座位上，畅谈别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有从新疆赶来的育种专家，有来自钢都攀枝花的建筑设计师，有踏遍祖国江河的水利建设者……我不禁想起四十多年前在同一个教室里召开的主题班会《我的理想》，岁月终于将那一个个年轻的憧憬和缥缈的梦幻变成了眼前的事实。也许它还不够辉煌，更缺少了当初的浪漫，但正像一位同窗说的“平平淡淡才是真”。唯其真实，扬中之“大”和母校的教养之恩，在我们留下了心血和汗水的长长来路上，得到了最好的阐释和证明。

二

以上短文，是我在三年前回母校参加校友聚会后写下的，曾发表于当年11月11日《扬州日报》上，也曾被《扬中校友通讯》转载过。前天晚上，家姐冯怀同从北京打电话来说，扬中沈校长为迎接百年校庆专程去了首都，在同北京部分校友座谈时说起扬中正在筹编校庆纪念专刊，嘱校友们惠稿。家姐系1957届扬中毕业生，虽远离家乡，但对母校感情特深，在同沈校长见面的座谈会上她也发了言，讲到我们一家三代人都曾在扬中读书，还提到我写散文诗剧《朱自清之歌》的事。母校所给予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巨大而深远的，因此她建议我能“响应”沈校长的号召，为纪念文集写点东西，最好以“跨越六十年，三代扬中人”为题。家姐的热忱自然也感染了我，我首先想到《大哉，扬中！》这篇“旧作”，姑且将它当作我献给母校百岁华诞“祝寿文”的引言吧。我想这标题中的四个字，最能表达我对于母校百年树人辉煌历程的认识与理解，以及此时此刻一个“扬中家庭”成员的感念与祝福之情。

我们家的第一代扬中人是我父亲冯立生，他是扬中前身江苏省立第八中学1924年毕业生（1918年入学），同年考取上海交大（当时叫“南洋大学”）电机系。父亲出身于里下河农村（宝应县郭桥乡赵家河）一个贫穷塾师之家，扬中六年是他世界观形成和知识积累的重要时期，据我母亲回忆，她曾听我父亲的老同学说，“立生是个书呆子，扬中图书馆的书他全读过”。予生也晚，无法判断此话的可信程度，但从我父亲后来从事教育工作所表现出来的知识面和实际能力来看，他早年学问的基础是打得既深且广的。在扬中经历了“五四运动”、在交大又直接参加了“五卅”反帝斗争的他，也是一个正直、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交大毕业后，他不愿在外国洋行里做事受气而转入教育界，曾任教于盐中、如中、南京中学等江苏省内几所名校。抗战爆发后，他从南京携妇将雏回苏北老家避难，因不满国民党政客的腐败作风，他辞去“二临中”的教职，更拒绝汪伪政权邀他回南京编教材的拉拢利诱，宁愿在乡间“挨饿受穷”。1941年初，应家乡失学青年之请，父亲以一人之力在水乡柳堡办起了“冯氏补习团”——这是一所非常特殊的战时农村中学，开始只有十几个学生，后来发展到六七十名，学生来自四乡八镇，甚至外县，程度不等，高初中都有，有一段时间六个年级的全部课程，从英、国、算到数、理、化，全由父亲一人“包揽”。他以深厚的学养、过人的精力以及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一套“复式教学”，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带出了一批成绩优秀的好学生，有的考上西南联大、北方交大，更多的后来成为解放区的军政文教人材。父亲本人也在新四军东进、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成为党在宝应地区团结争取的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他曾任二分区工农干校、安宜师范教导主任、副校长，并在1945年、1948年宝应县城两次解放后，两度出任宝应县中学校长。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北撤和游击年代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幸的是，父亲因战争环境的艰苦、长期的积劳成疾，44岁的英年病逝于1949年3月，那正是大军南下、戎马倥偬的日子。据说，在当时解放区领导层拟订的南下接管干部人选中，经常有人提到我父亲的名字，从接管扬州中学，到筹建华东机电部门、接收上海交大或做统战工作，都曾考虑过或是怀念起他来；而那时，父亲已弥留在位于淮阴湖心寺的后方医院里了。母亲说他临终前最大的遗憾，是未能亲手教育自己的子女，但他安慰母亲说，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他希望安葬在离宝应中学不远的县城东门外。大概因为他的老家和冯氏补习团的诞生地都在县城东南方向的缘故吧，他的心中始终牵挂着故园的桃李。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不仅自父亲死后，宝应中学的师生们年年清明去烈士陵园祭扫父亲的墓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科教事业的勃兴，他留给后人的“背影”越来越鲜明。1995年柳堡乡将横跨在柳堡河上的一座新建双曲拱桥命名为“立生大桥”，以纪念父亲爱国从教、服务乡里的业绩，继承和发扬他的革命精神。1997年宝中建校75周年，由父亲的学生们捐资树立的一座铜像落成校史展厅里。宝应县志、党史和扬州地区教育史册上也都记录着父亲的名字和事迹。宝应县文史资料委员会为保留父亲创办冯氏补习团、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珍贵史料，还专门征集、编印了《烽火岁月桃李情》一书。每当人们回忆起父亲的履历，“求学扬中”这一段自然是少不了的。

三

我们家的第二代“扬中人”是我们排行三个：哥哥冯大同、姐姐冯怀同和我。

三人中，在校“知名度”最高者，当数大同。大同兄是1949年古城解放后最早跨进扬中大门的第一批干部子弟中的一个。那时的干部子弟，跟后来的“同类项”有很大不同，不但服装很土（一身灰制服）、囊中羞涩（供给制），毫无飞扬跋扈之气，而且自律很严，事事要走在同学前头，起模范先锋作用。他在解放区的老同学孙家蓉、符孟华也同在扬中就读。当时给他们上课的教师中，有不少是我父亲的同学或同事，如侯湘石、方剑岑、江轸光、许仲苌、胡季洪、徐仲纯等，后任扬中副校长的厉志云先生曾做过我父亲的老师，因此哥哥称他为“太老师”。

1950年冬天，战火烧到鸭绿江边，青年学生中掀起参干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刚读高一、才满15岁的大同兄也成了树人堂下十分活跃的一员。当时我随调动工作的母亲住在淮阴，尚未走出丧偶悲痛的母亲在接到大儿子要报名参军的来信后，毅然支持他的爱国行动。记得当晚一盏油灯下，母亲在一边写回信，我也在一边稚拙地写了我生平第一封信，内容当然是向哥哥学习，支持他“打美帝”。哥哥、母亲和我的三封家书，被他的一位同班同学、《苏北日报》通讯员范承祚看到了，送到报社很快发表出来。

1951年7月大同兄参军，先去长春受训，于年底入朝，同时参军的也有孙家蓉、符孟华等，在我童年的心目中，他（她）们是新中国的“青年近卫军”，是我这个红领巾学习的榜样。很长一段时间里，哥哥的战地来信、他所寄来和后来捎回的苏联小说、新文学作品，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毁灭》、《静静的顿河》到《艾青诗选》、《马凡陀山歌》……成了我少年时代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我的文学启蒙和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服膺，除了学校教育外，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我家庭中这位同胞兄长的直接影响。

大同兄的扬中学业并未结束，1955年春天，复员回来的他又回到高中部读书。他的部队生活经历、组织才能和文艺特长，使他成为学生中的“明星”，被推选为学生会的文娱部长，并担任了扬中话剧团团长。由他主演的话剧《海滨激战》曾在树人堂的舞台上连续上演，深受观众欢迎，产生过不小的反响，以至于多年以后，扬中校友聚会时有人还会对我姐姐和我说，“我们曾是你哥哥冯大同的‘追星族’”。1956年底，尚未毕业的哥哥报名去徐州煤矿参加工业建设。作为家中的长子，他自觉地帮助母亲分担责任，支持妹妹、弟弟读书；多年后他又从徐州调回来照顾年迈的母亲。在“扬中家庭”中，像大同兄这样为国为家都做出了奉献和牺牲的热血青年，恐怕不在少数，因此直到今天，早已退休的哥哥仍在老同学、老同事和亲友们中间广受敬重，也可以说他是这群先进者中的一个代表吧。

家姐冯怀同和我一样，在扬中读了六年，她比我高两届，毕业后考入南京工学院机械系。家里人都说她继承了父亲的数学头脑，是学理工的料子，选择机械专业恐怕也跟父亲在交大读电机多少有些“渊源”。她是个品学兼优的模范生，做过班上的团支书，196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几十年的辛勤工作和刻苦钻研，使她成为我国钢铁研究事业中成绩突出的佼佼者。她当上了教授级高工，领取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所参与的“非晶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科技奖，并被列入“十五”期间钢铁工业的重点项目。目前，她虽已从“非晶研究”和生产的领导岗位上退休，但仍然担任着技术顾问，为这项倾注了她大量心血和汗水、处于高科技前沿的重点工程发挥着余热。我曾到过怀同姐主持的实验工场，亲眼看到她和她的同事们所创造出来的“非晶化”新工艺——冶炼和轧制特种钢材的一次成型：从高速旋转的轧辊下，经过特殊处理后喷吐出来的超薄钢条，厚度不足一发丝，犹如银色绸缎般轻盈、闪亮，真像古人说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且在顷刻之间……然而如此富有“诗意”的钢铁奇景，却是得来不易的。我曾在怀同姐写的一篇文章中，读到她的一段内心独白，才多少了解到她所从事的工作、所付出的艰辛。

“三十多年来，我为炼铁高炉、轧钢机械、一系列新型金属材料装备的研制，绘制了无数张蓝图、设计过许多项目。每当我在温度高、烟尘大的高炉台上感到不适，或是在噪声隆隆的轧钢机房里精疲力倦，或在科研攻关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只要想到父兄们为了民族的兴亡、国家的安危，曾经冒着抛头颅、洒热血的危险付出过，心里就会说：‘眼前的一点尘烟、高温、噪音和前进中的一点障碍，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我一次次地坚持了下来，一次次地跨越过去，直到完成任务。……当母亲得知我晋升为教授级高工和领取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时，无限欣慰地对我说：‘你父亲奋斗了一辈子，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早逝，没有能得到这个称号和待遇，你要珍惜今天的荣誉。’我记住了母亲的叮咛，始终在激励自己继承父志，努力奋斗。”

在涌现了无数理工人才、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一代代“扬中学子”中间，曾做过扬中合唱团成员的怀同姐，将自己报效祖国的忠诚与才智，熔铸进了振兴中华的“钢铁奏鸣曲”，名副其实地绽开了一朵“铿锵玫瑰”——这，当然也是母校之光。

四

我的文艺爱好，是在哥哥、姐姐的影响下，从扬中这个人文气息很重的学习环境中培养出来的。虽说“数理化”在扬中的课程表和成绩单上始终唱着“主角”，但文学、音乐、美术以及体育，从师资到教学设施、课外活动，仍占不少的优势。初中语文课上，最令我难忘的是王板哉老师。作为齐白石的弟子、后来也成为名画家的他，教我们这班毛孩子的初中语文，实在是“屈才”了，而且他的“口才”欠佳（山东口音也很重），难以“压阵”。但只要他的粉笔在黑板上挥洒，课堂上立刻鸦雀无声，所有的视线都投向他的“板书”——确切地说，应是“板画”，因为他常常以画代言，或解释词语，或交代课文情节，或刻画人物、场景，若是有心人将它们描摹下来，简直就是一本“芥子园画谱”。

高中语文课，最难忘的是高一语文“分岔”，改为“文学”和“汉语”两门。1956年开始试用的名叫《文学》的课本，使我们这届高中生受益匪浅。它按文学史的编年摘选历代名篇，让学生系统地掌握文学知识、真正地进入文学教育和审美鉴赏的殿堂；它使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得以发挥所长，使重文或重理的学生都各有所得。记得当年张福华、陈忠献、田如衡、江寿慈等几位老教师的文学课都很受学生欢迎，特别是张福华先生，一口京腔和绘声绘色的串讲，更令崇拜他的学生倾倒。然而这样的好景不长，1957年以后频繁不断的政治运动，将文科教学变成了“重灾区”，教材和课堂上的“百花齐放”局面，也日渐衰微了。

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是我步入中年以后才开始的。毕业于南师中文系的我，在南京中教界服务二十年，在“从教”这一点上也算是继承了父志，然而二十个春秋，一半时间被“文革”浩劫吞噬了。不仅无书可教，还因“文革”前的一点业余创作，被打成了“毒草”和“修正主义苗子”。80年代初我调入南京市文联，成为作家协会的专业干部，在忙于南京市文学组织建设的同时也写了一点东西，出了几本书，但比起文艺界许多年轻有为的同行和成绩卓著的前辈来，我的收获是很小的。去年年底，我荣幸地作为江苏文学界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中国作协代表大会和第七届文代会，亲耳聆听了江总书记在开幕式上鼓舞人心的讲话，在两会代表和中央领导的联欢晚会上，还观看了江泽民同志手敲渔鼓、吟唱道情，他淳厚的乡音和对扬州传统文化的弘扬，深深感动了我这个同样出发于树人堂下的扬中之子。总书记在演唱了家乡道情后，又唱了两首外文歌曲，并且勉励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既要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又要学习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不断丰富自己，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这些话，自然也鼓舞着虽已退休，但仍笔耕不息的我。

前面提到的散文诗剧《朱自清之歌》，就是我为纪念朱自清先生诞生100周年、逝世50年而作，曾发表于1998年年底的《东方文化周报》，并于第二年改编为同名广播剧在江苏文艺台播出，获省委宣传部颁发的第四届全省“五个一”工程奖。在写作准备过程中，我曾远赴云南采访西南联大旧址和朱自清先生的学生，也曾去北京参观了清华校史馆、拜会了朱先生的公子乔森，当然也时时想到扬中，想到母校办公楼前冬青树丛中那尊朱自清校友的纪念铜像……如果没有母校的栽培，以上的这一切也是无从谈起的。

五

都说“距离产生美感”，身为扬中人，我对母校的认识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母校九十年校庆纪念册，让我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上，重新认识了她的创业之路和树人真谛。每一期《扬中校友通讯》和我的大学同窗、扬中资深教师张贞忠兄所主编的《新苗》，都给我带来大汪边浓浓的春色和四海学子的扬中情。去年，我曾萌动过为母校百年的历史写一部“传记文学”的念头，并因此跟台北扬中校友池振千学长联系，承蒙他热情寄赠他们远在宝岛所编撰的一巨册“六十年校庆”纪念文集。其中的许多前辈校友的文章都令我感动，但终因时间和能力所限，我未能遂愿。眼前的这篇文字，只能算是化“整”为“零”的一种“聊胜于无”了。

因为我相信，像我们这样的“扬中家庭”，别说一百年间难以计数，就是眼下也有许许多多。唯其众多，也就有了一定的“代表性”。虽然，我也清楚地知道，我匆匆走笔记下的这些，是多么的平常，犹如一滴水、一片绿叶，但它们所联系着的，却是绕过绿杨城廓的那条汇纳百川的大河，那片葱茏百代、绵延千秋的大树浓荫——扬中。

最后，该交代我们家的第三代“扬中人”了。那是我的侄儿、大同兄的长子冯晓锋。晓锋70年代后期毕业于母校，教他的老师是新时期的园丁，其中也有我的老同学、当年南师高材生、古文功底深厚、能文擅书的张贞忠兄。晓峰是个忠厚老实的学生，毕业后参军，他像他的父亲一样，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国防事业。如今，晓锋在扬州交通部门工作，是苏北高速公路建设大军中的一员，长年奔走在外，调运筑路材料，默默无闻地为家乡明天的腾飞充当“马前卒”。转眼间，昨天还是孩子的晓锋侄，也快到“不惑”之龄，他在梅岭小学读书的儿子过了暑假就六年级了，一年后如果能考上扬中，我们家的“扬中缘”还会继续下去——用怀同姐前天在电话中转引的范承祚大使的话来说，那将是“四世同校”了，虽然范大使的原话是指沈校长在北京召集的四代扬中校友而言的。

顺便说一下，范承祚兄就是前面提到那位做《苏北日报》通讯员、哥哥的同窗。他不仅是我的扬中学长，也是我的宝应同乡，与我们家是世交。因为他初中在宝应中学就读，是解放后第一届宝中学生，那时正是我父亲做宝中校长，父亲的学识和革命者风范曾给这位后来做外交官的宝应后生以很深的影响。承祚兄经常提起我父亲1948年冬在他纪念册上的留言：“学习、学习、再学习，做新中国的担承者。”他说这十七个字曾伴随他几十年，走过许多国家。我想这也是两代“扬中人”的心声所至吧——仅此一例，也足以佐证“扬中何其大”了。

（2002年立秋之夜，写于金陵鸡鸣岗下）

注：本文第一部分曾发表于《光明日报》（2002年10月），全文刊载于扬州中学校刊《新苗》，亦部分收入扬中百年校庆纪念文集《扬中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