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是“诚信”的基础

正像法学家会考虑违法的成本、风险和收益一样，经济学家会考虑失信的成本、风险和收益。哲学家要考虑的问题是，社会失信事件的频繁发生，是否有哲学的根源？为此，我接下来就从哲学角度来解读和检讨社会失信现象。

实在具有内在本质。真理与实在相符合。真理是诚信的基础。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追求真理是哲学家的首要美德。上述命题构成一幅有关哲学和哲学家的经典图画。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经过康德和黑格尔，一直到最近的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大多数哲学家都可以纳入这幅图画中。

“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织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3]“至少现代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道德和法律的基础，并将理论要求与其陈述联系起来。由于哲学通过普遍主义的问题和强大的理论策略把自己展现出来，因此，它与科学保持着一种紧密的联系。虽然如此，哲学并不仅仅是专家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它同样也和总体性的生活世界以及人的健康理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4]当罗素和哈贝马斯就哲学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关系作上述阐明时，这两位分别属于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哲学家表达了相似的意见：就像中世纪欧洲人无法想象没有神学的社会，没有僧侣的教会生活一样，现代人无法想象没有哲学的社会，没有哲学家的公共生活。哲学可以无关乎个体的私人生活，但必定关乎我们大家的公共生活。用德沃金的话来说，“期待法官和律师至少应熟悉当代最主要的法律、道德和政治哲学学派，这应该是合理的要求，因为这对于他们正确评价任何他们需要思考的哲学争议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5]

哲学研究既是学院的和专家的，又是社会的和大众的，既是科学的，又是生活的。一边是客观世界的“真理”，另一边是社会生活的“真诚”，哲学试图把“真理世界”和“情感世界”联结起来。正如罗素指出的那样，“哲学在其全部历史中一直是由两个不调和地混杂在一起的部分构成的：一方面是关于世界本性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关于最佳生活方式的伦理学说或政治学说。……从道德上讲，一个哲学家除了大公无私地探求真理而外若利用他的专业能力做其他任何事情，便算是犯了一种变节罪。”^[6]“大公无私地探求真理”是哲学家的使命。哲学家是整个人类的模范。这一切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由于知识同权力具有密切的联系，对“真理”和“正义”的裁定是两种不可分割的权力。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家主张应赋予不同的知识等级拥有者以相应的权力等级。在从事不同社会活动的个体身上，体现出不同的社会等级。在哲学的、科学的语言和伦理的、政治的语言之间，有一种密切的互惠关系。在传统诚信中，事实是价值的基础，知识论是价值论的前提。真理是诚信的基础。把握客观真理是维持人间真诚的根据。

到了19世纪后半个世纪，尤其是进入20世纪，由叔本华和尼采开其端，经过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一直到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有关哲学和哲学家的经典图画一再面临来自哲学内部的强有力质疑。^[7]在利奥塔那里，真理知识不仅是一套客观陈述，而且包括操作、生存、理解的技术和观念。知识是一个能力问题，不仅涉及真理标准的认识和实践，而且涉及效率、公正和快乐，声音和色彩之美等标准的认定和应用。

知识（真理）、权力（正义）和人生（真诚）是福柯一生探讨的三大问题。福柯认为，知识是权力的眼睛。凡是知识所及的地方也是权力所及的地方。知识总是以真理的形式为权力作辩护。知识为权力划定范围，权力为知识确定形式。两者互相支撑。知识是无处不在的，权力也是无处不在的。权力要求知识的承担者即知识分子不断地去发现真理和创造真理。真理再生产是权力再生产的基本形式。因此，以权力为中心的知识是高度政治的。“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和其他社会中，有多样的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机体中去，构成社会机体的特征，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我们被迫生产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权力的真理，我们必须说出真理；我们被命令和强迫了去承认或发现真理。权力从不停止它对真理的讯问、审理和登记：它把它的追求制度化、职业化，并加以奖励。”^[8]福柯对知识与人生、“真理”和“真诚”的关系表现出深刻关切和忧虑。“知识确实改变了世界。”^[9]一方面，知识能改造人。知识不仅解释世界，而且改变世界。人一旦掌握知识，就会得到改变，甚至得到解放。另一方面，当知识或真理与政治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前者仍然是软弱无力的。“政治权力有可能会'毁我们，而世上所有的知识都阻止不了这件事情的发生。”^[10]由于“知识”、“真理”容易和“权力”、“正义”走到一起，形成共谋，个体总是“知识”、“真理”、“权力”和“正义”的被动接受者。

至少在福柯看来，在“真理”诱导之下的人是被动“真诚的”。福柯把“真理”和“真诚”对立起来，希望人在生命中发现一种新的观看方式，一种新的行为方式，希望个体能摆脱权力的注视，摆脱权威话语的包围，达到一个新的生活境界，达到主动的“真诚”。但是，面对强大的理性、知识、真理和权力的联合体，福柯的“非理性的”或“理性的他者”的希望只是一种绝望。试图摆脱离知识和权力的“真诚”仍然是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