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年代的基本渴望

黑格尔身处革命动荡年代，当时几个重大社会、政治和文化事件对黑格尔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年轻时，黑格尔曾经受到德国“狂飚突进”运动的重要影响。黑格尔既源自浪漫派，又把自己规定为反浪漫派。^[2]1789年法国革命使黑格尔“对革命既充满了热情，又掺杂着朦胧的恐惧”。^[3]黑格尔哲学尤其是他的政治和法律思想表现了想要同对法国大革命之痛苦而纷乱的道德经历达成妥协的需要。这种需要构成黑格尔时代的基本难题，这一难题的哲学表述就是人的主体性及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首先，当时发生在欧洲的启蒙运动发展了把自然包括人性看做一系列对象化了的主体务必在求知活动中去处理的世界观。作为其各个部分完美地交织在一起的和谐的全体，自然既代表着人的模型或蓝图，又为它的实现提供了素材。但是，在自然和意志之间存在着隔阂。表现主义理论创始人赫德尔及后来的浪漫派都无法容忍这种隔阂。他们感到启蒙运动的世界观破坏了事物的统一，在那个统一中，自然原本是思想和意志的愿望和动力。自然为意志提供蓝图仍然是不够的，自然的声音还必须通过意志而得到传达。

因此在表现主义那里存在着对于统一性和全体性的热忱要求。表现主义者驳斥启蒙运动思想家对人的剖析以及对人生真实形象的歪曲；他们认为启蒙运动者分裂了心灵和肉体、理性和情感、理性和想象力、思想和意义、欲望和谋划等。所有这些二分法都歪曲了人的真正本质，人要么应该被看作单一的生命之流，要么应该被看做艺术品原型，每一个部分都不可能脱离于其他部分而得到规定。表现主义理论竭力反对二元论。它扬弃了笛卡尔的肉体和心灵二分法或精神与自然二分法。对任何脱离肉体的精神现实的拒斥，对肉体与精神同一性的追求成为黑格尔哲学基本原则。黑格尔工作是表现主义努力的继续。

其次，表现主义理论使自由成为人生价值，自由变成具有重要价值的近代主体性观念。表现主义理论既改变了自由概念，又强化了其重要性。它修改了卢梭的自由观，即自由是摆脱外力控制的、主要是摆脱国家和宗教权威控制的、自我规定的主体独立性。

自由是人的基本目标的自我实现。黑格尔自由观与表现主义自由观是一致的，而与卢梭自由观是相反的。表现主义理论包含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渴望，而启蒙运动坚决地破坏了那种融洽性。对生命的表现主义渴望被想象为表现，它无法忍受肉体和心灵、思维和感觉的二元划分，无法局限于肉体的疆界。表现主义渴望自我与自然的统一，肉体与灵魂的统一，意志与自由的统一。在这种渴望的强烈影响下，黑格尔把他所处时代的哲学基本问题归结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黑格尔认为法国启蒙运动、德国狂飚突进运动和德国古典哲学都从不同角度对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尝试，但是都没有成功。

第三，在18世纪后30年里的德意志文献中，对古典希腊的敬佩甚至崇拜是最强有力而且最动人的主题之一。古希腊人代表了人在最崇高状态下的生命样式，其塑造、表现和呈现的渴望与人的自然融为一体，与自然的一切融为一体。古希腊是自然与人相统一、相和谐的时代。思想和情感、道德觉悟和感知能力在那里是浑然一体的。古希腊城邦成了当时德意志青年知识分子羡慕的伦理之国、德治之国，重建如此美妙的德治之邦曾经是当时德国青年的梦想。

这样，要求统一，要求自由，要求与人相融合，要求与自然相融合，这四个要求反映了黑格尔时代的基本渴望，也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渴望。假如人既要做宇宙精神的手段，又要保留他的自主性，那么精神及其自我实现的观念必须为理性开辟地盘。这是只有黑格尔完全清楚地理解并得出了充分结论的一个核心见解。诚如查尔斯·泰勒指出的那样：“黑格尔发展了一个在时间上和抱负上与其他所属的那一代人针锋相对的创造性立场。他没有放弃他们的渴望——把主体的最圆满道德自主性同内在于人的、人与人之间的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最高表现的统一性结合起来。他分享着这样一个希望：只有当人能够成功地确立为自然奠定基础的某个精神现实、某个宇宙主体——人可以把自身同它相联系，并最终可以在其中发现他自身——的见解之后，他才能实现这个史无前例而又承前启后的合题……黑格尔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和感人至深的彻底性坚定不移地探索着这个合题的各种要求。结果，他创造了一些鸿篇巨制来迎合他的时代——那是现代文明的初创时代——的渴望。”^[4]

因此，黑格尔哲学是对当时欧洲思想界一些基本渴望进行调和努力的结果。基于对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的自由理论的片面性、以歌德和赫德尔为代表的德国狂飚突进运动表现主义理论的片面性、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哲学思想的消极主体观和以雅各宾派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可怕后果的深刻反省和批判，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法哲学思想。这给予黑格尔宪政思想以鲜明的时代感。其中两个强有力渴望——表现主义统一性和激进的自主性——构成黑格尔理性宪政思想的基础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