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让灵魂无法安定的时代，无家可归或者漂泊不定的生活轨迹更加剧了群体的茫然感。所谓的生活也就成了一种决绝的搏杀，以亢奋的搏杀掩盖内心的慌张与无所适从。那些许诺让人间变成天堂的各类乌托邦，最后都把安静的生活搞成了地狱，我们无处可逃，这总被某些人当成一种选择，就如同总有人劝我们接受别无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七八年前曾告诫自己在张望与眺望之间恰恰就是我们所有妥协的最后落脚点。忽然想到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寻找政治》一书中曾说：这种紧张凝聚成一种渴望，就是在愿望与机会、行动与其后果之间具有一种简单、直接、明确、面对面的关系——也就是渴望世界与自我之间关系的直接性，渴望二者之间的完美统一。这一渴望被浓缩于归属感这一概念之中，由于日常生活无法可靠提供归属感，至少无法展示其切实可行之模式，因此，这一概念仍然无法有所着落，依然在四处游荡，难以捕捉。
其实，鲍曼还是没有完全看明白，对于个人而言，造成紧张的原因，除了归属感的高级层次之外，更与低级的让自我呈现得以实现的焦虑有关，这种焦虑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本能反应。由于焦虑无从化解，所以群体紧张，为了克服紧张我们需要渴望，这个链条很明确，问题是，我们应该渴望什么？中国的问题在于渴望的对象大多是异变之物而非恒常之物，所以今天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焦虑的民族。在高压之下，一旦有排遣焦虑的任何名义上的出口，毁灭性的破坏力量就成为多余荷尔蒙的释放场所。为了防止这种毁灭性的力量，只得继续仰仗维稳，由此，进入恶性循环而无力自拔：越维越不稳。从这个侧面可以反映出我们的教育至少在哲学层面上存在严重的问题。如何给这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一种离希望很近的渴望就是一道难题。免于恐惧是一种天赋人权，而设计离生活很近的温暖的渴望恰恰是一个好的国家或制度的职责所系与衡量标准，毕竟，国家与我们的契约关系决定了政府的责任。
（2012-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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