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周易》等典籍的整理

孔子，名丘，字仲尼。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春秋末年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出生、生活在鲁国陬邑。史载：周公被封在鲁，以曲阜为都，因要辅国，以长子伯禽前往就封。周公是周王室中先祖文化的集大成者，周公作礼乐，办学校等。这无异于将周王室可以公开的典籍尽可能地传播给他的后人和子民。周公封地的子民，自然享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可以说，孔子就是他的封地中的一个受益者。自幼就受到周礼熏陶的孔子在年轻时不自觉地将“礼”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公元前518年，孔子与南宫敬叔等人曾到东周王室京畿——东都洛邑考察、学习周朝的文物礼仪制度，并曾请教过老子。

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孔子四十六岁，周天子派人到楚国杀了王子朝。“天子失官，学在四野”的局面由此出现。或许是为了搜集和整理遗失的周王室典籍以用来端正“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的社会风气，孔子后来放弃从政，开始聚徒讲学。《史记·孔子世家》载：“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传世的《诗经》、《书经》、《礼经》大概就是成册于这个时期的。

鲁定公九年，“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也就是在孔子五十岁之时，他发出了学《易》后的人生感悟。《论语·述而》载：“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结合本书前文对周公为培养高尚德操而作《象辞》的阐述，以及对《左传》所载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晋侯派韩宣子聘鲁，到太史处观书，所见《易象》即为《象辞》的释读，可知鲁国王室存有其先祖周公所作的《象辞》。孔子五十岁时恰值为鲁定公重用之际，孔子完全有机会看到《象辞》。《论语》所言“五十”应非虚指，正因为此时孔子为鲁国高官才有了接触王室绝密藏书《易象》的机会，他的感言也才有了触景生情的外在原因。只不过与韩宣子发出的“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所以王也”这一极具感染的溢美之词不同，以知礼著称的孔子受身份所限只是发出了谦逊的“可以无大过矣”的委婉之词。

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孔子后因定公沉湎于女色、“怠于政事”等而去职。去职之后，孔子带领众弟子周游卫、曹、宋、郑、陈、蔡等国。楚昭王还“兴师迎孔”，欲“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

在楚国，孔子还结交了一位备受后世非议的人物——白公胜。白公胜是楚平王之孙，公元前487年，“令尹子西不听叶公子高劝阻，召王孙胜回楚，使为白县县公”（《楚国历史文化大辞典》）。据清康熙年《慈利县志》载：“周，楚平王之孙白胜为白县尹，僭称公，筑城于阳山之麓，零水之旁。”

孔子与白公胜的交往有史为证。《列子·说符篇》载：“白公问孔子曰：‘人可与微言乎？’孔子不应。白公问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吴之善没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渑之合，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何为不可？唯知言之谓者乎！夫知言之谓者，不可言言也。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末也。’”

与白公胜的交往在后人眼中却成为孔子人格的一大污点。《墨子·非儒下》载：“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齐景公曰：‘以孔丘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晏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戮。……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行也。……婴不知孔丘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呼！骗寡人者众矣，非天子，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

晏子所言差矣！从历史记载和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孔子之所以屈身而就白公胜，最大的可能就是为了追寻散逸的周室秘学典籍。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春龙在《慈利楚简概述》一文中介绍了在今石板村36号春秋战国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和兵器，包括著名的白公古钺。他写道：“M36出土的竹简是湖南省所发现楚墓中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次。这次慈利竹简为文书性质，记载有楚、吴、越等国的历史事件，如‘黄池之盟’、‘吴越争霸’等残简。后来的整理发现有（春秋时左丘明撰写、孔子整理的）《国语·吴语》一篇。”辅以孔子学生石乞为白公胜心腹家臣之说，看来，孔子对白公胜是付出了不少心血和代价的。孔子之所以如此用心，原因在于白公胜从王子朝随臣处购买并拥有孔子志在必得的由王子朝被杀后散逸的《彖辞》和《说卦》等秘学典籍。而白公胜之所以愿意用此等重要文献换取孔子之书等，有几大原因：一是《彖辞》为文王在羑里城狱中所作，文辞隐晦，一般人根本读不懂，白公胜也不例外。第二就是当时社会公认《易经》是筮占之书，《经文》、《系辞》、《文言》是在社会上公开流行的，作为筮占的《易经》在当时人的眼中本就没有什么稀奇之处。第三，当时人读不懂《彖辞》，《象辞》又隐晦于世，如此背景之下，单单看《说卦》篇（包括后世流传的《说卦》、《序卦》、《杂卦》三者一体的《说卦》篇）绝不会觉得有什么高深。当然，对通读了《象辞》的孔子而言，肯定会对它们生出别样的感觉，如获至宝。是年，孔子六十三岁。获得周王室至宝的孔子遂启程由楚返卫，一年后返鲁。

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彬彬矣。’”显而易见，周游列国后的孔子对《周易》的态度发生了更为重大的转折。马王堆汉墓帛书《要》篇载：孔子认为“史巫之筮，乡之而末也”，“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他甚至否定占卜的指导意义。为了便利学习的需要，孔子还对收集的所有散乱的《周易》典籍进行了全面整理。孔子对《周易》态度转变之大曾引起弟子子贡“何以老而好《易》”的责难。“孔子解释说，他并不是好《易》之卜筮，《要》篇载：‘《尚书》多阙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1]从帛书《要》篇所载孔子之言和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来看，孔子编辑整理的《周易》已然是完整的。

相对于对各部分都有明确的记载而言，《史记》独独没有提及《序卦》、《杂卦》两个部分。但从史书关于西汉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说卦》的记载来看，当时的《说卦》应包含传世《说卦》、《序卦》、《杂卦》三个部分。李学勤先生在《周易溯源》一书中写道：“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河内女子所得的《易》是《说卦》，见于《隋书·经籍志》：‘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2]可为一证。

此外，李学勤先生在《周易溯源》中的另一发现亦可从侧面佐证这一说法。书中写道：“荀子善为《易》，在《荀子》中有多方面的表现。”“一种表现，是书中直接引用《周易》的经文。”“第二种表现，是引用《易传》。例子见于《大略篇》：‘《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这几句话，实际援用了《易传》中的《彖传》、《说卦》、《序卦》三篇。”^[3]由此可大体推知，至荀子之时，《说卦》、《序卦》等已然存于传世《易经》之中了。

编辑整理了《周易》之后，孔子就沉浸在对《周易》的研读之中。帛书《要》篇载：“夫子（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读《易》多有心得，他不断将自己的研《易》心得和感悟传给门生，这些都可见于传世《易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