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子“与点”的不同理解

对孔子“与点”的不同理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写孔子聆听四弟子言志，至曾皙说出春风沂水一番话来，孔子喟然而叹：“吾与点也。”孔子缘何“与点”？朱熹《四书集注》的看法最有代表性：

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

朱子之注，讲了三个方面：一曰曾皙其人“胸次悠然”，一曰曾皙理想“气象不侔”，一曰曾皙之志孔子“深许”。朱子之说，千载而下，许多注家视为圭臬。假使将引文中理学家那些迂腐的说教剔除，可以看出，时下流行的许多评注，正是朱子之说的翻版。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的解说亦不例外：

曾皙表示不愿做官，但他所描绘的师生暮春郊游的美好图景，正是儒家所向往的“礼治”社会的景象，是“礼治”的最高境界，集中而形象地体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孔子对他的话非常感慨，当即表示赞同。

“暮春郊游”和“礼治”境界究竟存在多大程度上的联系？上述分析，是很难令人折服的。其实，朱子之说早就遭到前人质疑。王符《丹铅录》针对朱子上引说法即有三疑：

曾皙在孔门中不过一狂士，孔子不应轻许引为同志，一可疑也。既许之矣，何不莞尔而笑而乃喟然而叹？二可疑也。果系夫子与之，何以后来又被训斥？三可疑也。可见夫子之意，完全感慨身世自伤不遇。所谓与点者，不过与汝偕隐之意。

王符所发“三疑”，需要作一点解说。其一，曾皙虽为孔门弟子，却是一位“狂者”，“孔子之所谓狂矣”（《孟子·尽心下》）。“归欤归欤，吾党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这位狂者虽为孔门弟子，但其行为并不为孔子满意，故王符曰“孔子不应轻许引为同志”。其二，“复礼”是孔子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如果曾皙描绘的果真是什么“礼治”社会，那么孔子的态度应当是欣然而喜，至少也应暂不动声色——如对待冉有、公西华言志一样——没有理由情感外露报以一声沉重的叹息。其三，正因为曾皙不明孔子缘何叹息，不明孔子对三子言志的真实态度，方紧随于后探问究竟，不意遭到孔子的严辞训斥。“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如此语气冷峻的反诘之词，针对的不是别人，正是曾皙。平心而论，王符这三点疑惑不能说没有道理。如此，孔子“赞同”曾皙理想之说也就不能不打上一个问号。

朱熹“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这一评论，认为孔子对三子之志作了否定，显然是看走了眼。四子侍坐，孔子问以“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要求他们回答的问题是用于当世如何作为。子路言为兵，冉有言足民，公西华言行礼，三子所言各有侧重，然皆邦国之事。三子的回答完全符合儒家的治国标准和治国理想。不错，孔子对子路作了批评，但批评的是“其言不让”。《曲礼》“侍于君子，不顾望而对，非礼也”注：“礼尚让，不顾望，若子路率尔而对。”孔子了解子路的才华，所“哂”不是子路之才具不足当其任，而是子路“不顾望而对”的“非礼”行为。对冉有和公西华，夫子则在对曾皙的训斥中作了充分肯定。特别是肯定了公西华，“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用这样的言语高度评价弟子，实不多见。所以，三子的回答是符合儒家“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这一入世精神的，也是孔子深为赞许的。

曾皙则答非所问。曾皙浴沂归咏之言，偷换了孔子“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这一话题。近人程树德指出，曾皙描绘的沂水春风一歌一浴情境，其实就是古代“三月上巳祓禊水滨”的一种游乐活动。（《论语集释》第810页）曾皙的回答所要暗示孔子的，正是脱离仕途无意用世这一思想。所谓“异乎三子者之撰”，是说自己的才具志向与子路等三人有所不同：三子所言为邦国之事，自己所言则不关邦国之事。岂止不同，三子主张入世济世，曾皙主张出世避世，简直是南辕北辙。所以，曾皙的回答，不仅乖违孔子希望弟子实现自身价值为世所用的初衷，而且明明白白表示，自己的理想与儒家的治国理想并不搭界。孔子清楚曾皙的为人，也清楚曾皙讲这番话的用意，不禁大失所望，喟然而叹。

问题的症结在于：曾皙浴沂归咏之言与所谓“礼治最高境界”是否吻合。讨论一位“狂者”对礼治社会的态度，无须援引远例，只须关注《侍坐》章透露的信息即可了然。首先，三子与师郑重其事进行人生理想对话，曾皙却无所顾忌地在那里“鼓瑟”，旁若无人固然显示了曾皙张扬的个性，或许也能得到夫子的宽容，然与“弟子之礼”实不相符。其次，“二三子欲学宾客之礼者，于赤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这是孔子对公西华行礼执礼的评价。曾皙继倾心礼治的公西华发言，即申明“异乎三子者之撰”，可见曾皙对公西华所执之礼不以为然，至少缺乏兴味。最后，师生一番耐人寻味的问答明确昭示了孔子对曾皙的态度。孔子对三子“为国”态度的充分肯定，意味着对曾皙“避世”态度并不赞同。既然如此，一位漠视“礼”的“狂者”，怎么可能描绘出一幅“礼治社会的美好图画”呢？何况，孔子讲求的“礼治社会”，并不虚无缥缈，而是有着实实在在内容的。可以肯定，“暮春郊游”和“礼治”境界二者之间，难以划上等号。

但是，曾皙的回答偏偏触动了孔子的心思。孔子一方面主张积极从政，另一方面，在无法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情况下，又主张“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孔子与弟子坐而论志之时，已是孔子的晚年。孔子奔走列国，企图复礼，四处碰壁，回归鲁国，只得授徒讲学著书立说。此时，孔子为时不我遇道之不行而悲哀，尝言“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吾道穷矣”（《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在这样的情况下，曾皙无意用世之言引起了孔子的共鸣。正如南宋黄震《黄氏日钞》所云：

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而时不我与，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授于寂寞之滨，乃忽闻曾皙浴沂归咏之言，若有得其浮海居夷之意，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所感者深矣。

“所谓与点者，不过与汝偕隐之意。”“吾与点也”，正是夫子从个人情感际遇出发，对曾皙之言作出的反应。换句话说，孔子认为，政治理想难以实现，也只有走“无道则隐”这条路了。这样说，丝毫也不意味着孔子一生坚持的复礼归仁政治理念的改变，丝毫也不意味着孔子对弟子“为国”济世理想的否定。所以，孔子之叹是对自己命运的一种叹息，所谓“与点”，是政治理想难以实现之后，不得已而求其次，无可奈何欲走归隐道路的一种表白。孔子一面叹息，一面肯定，叹息的是自己，叹息见其“无道则隐”之念，肯定的也是自己，肯定其“浮海居夷”之心。

综上所述，孔子的“与点”，并非肯定和赞赏曾皙忘世知乐的想法，恰恰相反，孔子肯定和赞赏的是子路等三人积极从政以礼治国的政治态度。孔子周游列国处处碰壁后思想消极，曾皙之言触动了夫子的痛处，夫子乃黯然心伤喟然而叹。尽管如此，孔子并未改变自己劝导弟子积极从政的政治态度，对曾皙这样的“狂者”，孔子并不欣赏。在这个问题上，明代性灵派文人袁枚《小仓山房文集》中的一段见解极有见地：

三子之言毕，而夫子之心伤矣。适曾点旷达之言冷然入耳，遂不觉叹而与之，非果与圣心契合也。如果与圣心契合，在夫子当莞尔而笑，不当喟然而叹；在曾点当声入心通，不违如愚，不当愈问而愈远，且受嗔斥也。

孔子缘何“与点”？行文至此，读者不难看出，说曾皙之言“非果与圣心契合”这一结论应当站得住脚。

下面一则材料引自明代杨慎《升庵全集》，说到晚年朱熹对“与点”这个问题的重新审视：

朱子晚年，有门人问与曾点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说此语，《论语》自《学而》至《尧曰》，皆是功夫。”又易箦之前，悔不改浴沂注一章，论为后学病根，此可谓正论矣。

“后学病根”，朱子“易箦之前”这一自悔之言，对视《四书集注》为圭臬，“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杨慎《升庵全集》）的评注家而言，应当不无启示。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