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国之本的政治论

第二节　民为国之本的政治论

王符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的民本思想，他生当衰世，目睹民之苦，深知民之重，故对民为国之本的政治论，作了精详的论述。

王符明确地认识到，国之所以为国在于有民，民为国之本，国之基的道理。他从各个方面阐发了“民者国之基”、“国以民为本”、“天以民为心”的民本论。

从这种思想认识出发，王符认为，明君贤臣，治国理政，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心”，遵天意，顺民心，这样国家方可昌盛。反之，国家必然危亡。任何人都不能为了求取个人的私利而不讲道义，不顾民生，尤其是天子更不能为一己之利而违天、逆民，而要以民为心，顺天应人。他说:“人皆智德，苦为利昏。行污求荣，戴盆望天。为仁不富，为富不仁。将修德行，必慎其原。”^[18]任何人都不可为一己私利而不顾民众利益，却利令智昏，为富不仁，所以要“遏利”。这便是他写作《遏利》篇的宗旨、目的。所以王符说:

是故天子不能违天富无功，诸侯不能违帝厚私劝。非违帝也，非违天也。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是故无功庸于民而求盈者，未尝不力颠也;有勋德于民而谦损者，未尝不光荣也。自古于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义而不彰者也。^[19]

王符所讲的天意，实为民心、民意，民心决定天意，“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就是此义。天立君，是为了利民，为民除害，不是为了私君，役民而害民。“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20]天以此为民立君，君要遵从天意，要重民心，合民意，这才是合天心，顺天意，如此便可以使天下太平。

王符此论，意在说明人君为政，要顺天应人，天以民为心，故为政在以民为本，顺乎民意，使国家安宁，万民和乐，这是人君治国为政的根本。王符说:

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君以恤民为本，臣忠良则君政善，臣奸枉则君政恶。……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故君臣法令善则民安乐，民安乐则天心慰，天心慰则阴阳和，阴阳和则五谷丰，五谷丰而民眉寿，民眉寿则兴于义，兴于义而无奸行，无奸行则世平，而国家宁，社稷安，而君尊荣矣。是故天心、阴阳、君臣、民氓、善恶相辅至而代相征也。^[21]

人君为政之本，治国之要，就在以民为本，以民为心，以民生为要务，以利民为功效，以善民为政要，不可违天心，违民心。其必须如此，就因为“民为国之本”，“国以民为基”。王符说:

夫民者国之基也，君者民之统也，臣者治之材也。^[22]

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23]

且夫国以民为基。^[24]

就此而论，没有民，哪有国;没有民，哪有君。所以治国为政，必须以民为本、为基。否则，便失去了本根、基础，当然国也就不成其为国了。

基于这种思想认识，王符阐发了治国“以富民为本”的为政富民思想。他说:

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25]

民为国本，本固邦宁，故治国必以富民为本，国治而民富，富而教，教而善，善而安。“富”与“教”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大务。“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爱育者人也。”^[26]帝王之所以尊贵，在于有民，没有人民，何言帝王!所以帝王的本务、要务，是爱民、富民、养民，为万民着想、计虑、筹划。“王者以四海为一家，以兆民为通计。”^[27]要关心民生民隐，爱惜民力，崇本抑末，不夺农时，发展农桑，使男耕女织，丰衣足食。王符说:

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28]

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阨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29]

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所以人君治国的根本要务是因天时，尽地利，用人力。只有使民务农桑，事本业，才是爱民、养民。“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于时，百物聚于野，此富国之本也，游业末事，以收民利，此贫邦之原也。”^[30]因此，必须务本而发展本业，禁止游业而巧取民利，否则国贫民穷。因为“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受其寒者”^[31]，所以为政治国，必须以民为本;富民利民，必须以农桑为本。切不可使末业游手好闲之人得利，浮侈不实之风盛行。王符对当时浮侈、虚假、不务本、不务实的世政、世风进行了中肯的批评:

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安能不为非?为非则奸宄，奸宄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32]

王符指出，由于当政的统治者不爱惜民力，不务正业，不务本业，故使人们舍农桑而求浮侈，弄虚作假，游手好闲之人，“什于农夫”，“什于浮末”，这样一人耕地，百人吃饭，一妇桑织，百人穿衣，结果是饥寒并至，奸宄从生，官吏严酷，百姓愁怨。王符的批判，真是切中时弊要害。

为了务本救弊，兴利除害，治国安民，王符提出了明君贤臣治国论。他说:

人君之称，莫大于明;人臣之誉，莫美于忠。此二德者，古来君臣所共愿也。……夫明据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则利断金。^[33]

要使国治民安，必须君明臣忠，君明臣忠，君臣同心，其利断金。人君明暗与否，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安危、存亡，所以人君要做明君，不可当暗君。因为“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34]所以君必须明。治国不仅君必须明，而且臣必须忠，所以明君必须用忠臣，不可用奸臣。因为只有忠臣才能扶危定倾，所以要“进忠扶危”。^[35]只有如此，才能建立功业，获得成功。“是以明君……致其治而成其功。功业效于民，美誉传于世，然后君乃得称明，臣乃得称忠。此所谓明据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也。”^[36]这就是明君用忠臣所以为安、为治、为功的道理。

王符指出，作为忠臣，必须是贤者，亦只有忠直贤能之士与明君相知、相和，才能做到上下同心，共治国政，取得成功。王符说:

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忌危。此古今之常论，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岂世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尔。

夫明君之诏也若声，忠臣之和也当如响应，长短大小，清浊疾徐，必相和也。

夫高论而相欺，不苦忠论而诚实。且攻玉以石，治金以盐，濯锦以鱼，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贱治贵，以丑治好者矣。智者弃其所短而采其所长，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犹是也。物有所宜，不废其材，况于人乎?……是故选贤贡士，必考核其情素，据实而言，其有小疪，勿强衣饰，以壮虚声。一能之士，各贡所长，出处语默，勿强所兼。……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则庶官无旷，兴功可成，太平可致。^[37]

国以贤兴，君以忠安，明君治国安民，必用忠臣贤才，明君贤臣共同治国，和谐共济，上下同心，如同声响相应，形影相随。用贤不可求全责备，而要用其所长，用其所宜，量材授任，方可成功。考核、观察一个人是否为贤才，不在高谈阔论，而在诚实有功。

据此，王符主张用贤在知贤，知贤在考功，有实功实绩者，为真正的贤者，真正的贤者方可选之、用之。做到名实相符，使“忠贤进”，则国可治，民可安，这才是“治国之道”。王符说:

凡南面之大务，莫急于知贤;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功诚考则治乱暴而明，善恶信则直贤不得障蔽，而佞巧不得窜其奸矣。

古者诸侯贡士，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尚贤，三适谓之有功，则加之赏。其不贡士也，一则黜爵，再则黜地，三黜则爵土俱毕。……其受事而重选举，审名实而取赏罚也如此，故能别贤愚而获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代于世，皆致太平。^[38]

依法选贤，“以选为本，选举实则忠贤进”^[39]，以贤人治国，使奸侫失位，这便是善政。行善政则阴阳和，五谷丰，民安乐，国家宁，社稷安，君尊荣。三代之治，就是如此。为此，国君治政，必须尚贤、任贤，去奸除邪。反之，国家就会乱亡和危机。王符说:

何以知人之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国之将乱也?以其不嗜贤也。……乱国之官，非无贤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于亡也。……尊贤任能，信忠纳谏，所以为安也，而暗君恶之，以为不若奸佞阘茸谗谀之言者，此其将亡之征也。……是故养寿之士，先病服药，养世之君，先乱任贤，是以身常安而国永永也。^[40]

治国如治病，经常注意身体健康，预防疾病，才不会生病;经常注意国家的治乱，安不忘危，思贤用贤，才不会危亡。这正是老子所说:“夫唯病病，是以不病。”^[41]《周易》所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42]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否则，听谗言，用奸侫，去贤能，“此其将亡之征也”。因此，“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乱者国之病也。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夫治世不得真贤，譬犹治疾不得真药也。”^[43]治病不得真药则死，治国不得真贤则亡，所以明君治国，必须“思贤”、“求贤”、“尚贤”、“任贤”。

王符指出，古之圣王设立百官，旨在承天治地，治养万民，故有天子和百官之称，名实相符，官无废职，位无非人。《六韬·文韬·举贤》篇云:

文王问太公曰:“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世乱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

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举贤之实也。”

文王曰:“举贤奈何?”

太公曰:“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也。”

按照将相分职，百官任职的举贤之道，用人原则，做到贤者举之、用之，不肖者下之、去之，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名实相符，举而用之，这才是真正实行了用贤之道。否则，举贤而不用，用而失其当，则“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徒有举贤虚名，当然不能得举贤之道，亦不会获致其功的。王符继承了姜太公的“举贤”思想，主张“举贤”而“考绩”，“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非人。夫守相令长，效在治民;州牧刺史，在宪聪明;九卿分职，以佐三公;三公总统，典和阴阳:皆当考治以效实为王休者也”。^[44]“知贤”而“用贤”，要“知贤”就必须以实绩“考功”，不“考功”则不能“知贤”而用“真贤”。为此，王符《潜夫论·考绩》篇专论此事。

王符此论，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之论。东汉末年，由于贵戚、宦官轮流专政，相互弄权，结党营私，而使贤者蔽而不用，从而造成了“贤难”的局面。王符说: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贤难也。所谓贤难者，非直体聪明服德义之谓也。此则求贤之难得尔，非贤者之所难也。故所谓贤难者，乃将言乎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而必遇患难者也。^[45]

君主不明，贵戚当权，奸侫弄权，贤者受蔽，不得荐举，即使个别贤士得到荐举，进入朝廷，亦处境艰难，才非其用，故为“贤难”。

王符进一步指出，当世君主之昏庸，朋党比周之固位，各级官吏之贪鄙，结果造成官场贪腐，名实不相符，政治荒乱。王符揭露道:

今世主之于士也，目见贤则不敢用，耳闻贤则恨不及。……夫众小朋党而固位，谗妒群吠贤，为祸败也岂希?三代之以覆，列国之以灭。……呜呼!时君俗主不此察也。^[46]

汉朝当时庸君，见贤而不敢用贤，却重用奸侫之人，使众小在位，谗妒贤能，朋党比周，为祸国家。三代就是这样灭亡的，汉代如此用人，亦离灭亡不远了。可悲的是“时君俗主不此察也”。王符继续分析道:当今各级官吏，不思立功，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聚敛为奸，政务荒废，结果造成“尚书不以责三公，三公不以让州郡，州郡不以讨县邑，是以凶恶狡猾易相冤也。……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47]王符的见解是独到的，预感是正确的，东汉王朝终于在庸君奸臣的操弄下，走向覆灭的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