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谭的思想

第十三章　桓谭的思想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人。生于公元前23年，卒于公元56年。

桓谭的父亲在汉成帝时为太乐令，他“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及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义。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1]桓谭17岁为奉东郎，守卫殿中小苑西门。又管理宫中的刻漏，白天参照日影，夜间观察星宿的位置以校时辰。

桓谭学识广博，遍习《五经》，精通音乐，长于文章，尤好古学，又兼通天文历算，以儒学为宗。他曾向班彪从兄班嗣借阅《老子》、《庄子》。据《汉书·叙传上》载: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庄)之术”，桓谭“欲借其书”，他给桓谭回信说:

若夫严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淡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不圣人之，不齅骄君之饵，荡然肆志，谈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贵也。今吾子已贯仁义之羁绊，系名声之缰锁，伏周、孔子躅，驰颜、闵之极挚，既系挛于世教矣，何用大道为自太玄耀?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曾未得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恐似此类，故不进。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班嗣“贵老、严之术”，他认为桓谭“已贯仁义之羁绊，系名声之缰锁，伏周、孔子躅，驰颜、闵之极挚”。意思是说:你桓谭既然以儒学为宗，又何必以道家思想来炫耀自己呢?所以你借读《庄子》，我不借与你，“故不进”。道不同不相为谋也，这是古人的风格。

东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后，征待诏，桓谭“上书言事失旨，不用”。后由大司空宋弘推荐，而任命桓谭为“议郎给事中”。他于治国方略，多有上疏。当时刘秀极信谶纬之说，“多以决定嫌疑。又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对此，桓谭上疏表示反对。刘秀“愈不悦”。“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知?’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2]由于桓谭反对图谶，而被刘秀视为“非圣无法”，几乎招来杀身之祸。后虽被免死，却被贬官，在赴六安途中病卒。

桓谭的著作，《后汉书·桓谭传》云:“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据《后汉书·桓谭传》注云:“《新论》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辅》，四《言体》，五《见微》，六《谴非》，七《启寐》，八《祛蔽》，九《正经》，十《识通》，十一《离事》，十二《道赋》，十三《辩惑》，十四《述策》，十五《闵友》，十六《琴道》。《本造》、《述策》、《闵友》、《琴道》各一篇，余并有上下。《东观记》曰:‘光武读之，敕言卷大，令皆别为上下，凡二十九篇。’”桓谭的著作，多已散佚。其主要著作《新论》，原书已散佚，只有部分散见在各家辑本、引述之中。

桓谭为人刚正不阿，不攀附帝王权贵，虽身负才德，遍习《五经》，经历哀、平、新莽到东汉刘秀朝，却一直不得重用，而为一般官吏，却因反对图谶，几乎遭到杀身之祸。桓谭著《新论》的宗旨是:“余为《新论》，术辨古今，亦欲兴治也。何异《春秋》褒贬耶!”^[3]因此，桓谭及其《新论》受到王充的称赞、肯定。如说:“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义褒贬是非，得道理之实，无非僻之误，以故见孔子之贤，实也。……观文之是非，不顾作之所起。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存于《新论》者也。”^[4]“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可褒，则义以明其行善;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5]王充认为，孔子以《春秋》一书，可以定素王之业;桓谭以《新论》一书，可以定素丞相之迹。《新论》的重要价值，与《春秋》是同等的。

王充对桓谭及其《新论》极为推崇，给予极高的评价。王充说:“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6]“桓君山……又作《新论》，论世问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词，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子为甲。”^[7]“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则桓谭之论不起。”“桓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8]在王充看来，桓谭之论，为实察、实论，为得实之论，无“虚妄之言”，故高于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桓谭的《新论》，其思想价值与孔子的《春秋》相等。王充之所以如此评价桓谭，大概是因为桓谭《新论》的形神观、无神论的理论贡献，故王充引以为同调，而视其为汉代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