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晋文之事《孟子》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日：“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财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郑。’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一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术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日：“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子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子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赏析］

孟子是“性善论”者，这是其学说包括政治主张的根本出发点。孟到认为人性的善良是一种先验性存在，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仁义礼智皆发源于人本善之心，只不过由于后天的遮蔽，人们往往忘却了自己心灵的本质。但是，一旦人们“反求诸己”，给自己一个反思的机会，就会发现“我本善良”的本质。孟子主张，王者如果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出发，推己及人，化成天下，推行仁义礼智，则世间就会是一篇仁义和谐的乐土，这样的治国方式，被孟子称为“王道”。

在本文中，孟子耻于言说齐宣王所说的“齐桓晋文之事”，对他而言，齐桓晋文所崇尚的“霸道”相比于儒家所提倡的“王道”，二者间有着天壤之别。“霸道”相信武力，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王道”提倡仁治，以德治民，“保民而王”。在孟子看来，齐宣王之所以会倾向于“霸道”，主要是因为他失却了人之本心，因而当齐宣王提到齐桓晋文之时，孟子话锋一转，向“王道”的话题转移，开始对齐宣王进行心灵的“去蔽”。

齐宣王是一代王者，孟子不可能生硬、直接地对他推行“保民而王”的主张。针对齐宣王“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的发问，孟子决定因势利导，首先确立齐宣王实行“王道”的信心。孟子首先要做的工作，是让齐宣王认识到自己“人性本善”的事实，因为这是孟子所认为的推行王道的根基。他通过“以羊易牛”的小事，抓住齐宣王“吾不忍其觳觫”这句话，层层启发齐宣王之所以这样做的缘由，引出他的“不忍之心”，进而用百姓的误解，让齐宣王陷入窘境，进而代之澄清，肯定齐宣王“是乃仁术”，水到渠成地让齐宣王迂回地接近孟子“人性本善”的论点。

在建立了“人性本善”的根基之后，他指出，既然齐宣王可以以自己的仁心推及禽兽，为什么不可以将这样的恩泽也推及到百姓的身上呢？为了启迪齐宣王，孟子用“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比喻说明不能与不愿的区别，用“挟泰山以超北海”和“折枝”的比喻，来说明“假不能”与“真不能”的区别，让齐宣王认识到是他主观意愿的不足，造成了仁政的不能推行。在这些铺垫之后，孟子正式提出了他的仁政蓝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人性本善，人同此心，推己及人，以仁心治国，则“天下可运于掌”。

孟子深知，经过劝说的齐宣王，虽然在理论上已经不得不承认王道学说的合理性，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存在着以战图霸的“大欲”，换言之，齐宣王还存在着对于以“霸道”取天下的幻想，而这是行王道的巨大障碍。因而，孟子用“缘木求鱼”的比喻，点出根据齐国国力，图霸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现实，让齐宣王断绝了推行“霸道”的念头。有破有立，在堵塞了霸道的幻梦之路后，孟子进而阐述了推行王道、天下大治的美好愿景，迎合了齐宣王好大喜功之心，以致于他说了一番诚恳请教的话，表示愿意推行王道，至此，孟子的论辩取得完全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