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思想

第八章　董仲舒的思想

董仲舒，河北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生于公元前179年，卒于公元前104年。据《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新学者就其旧弟子受业，相次而学，不必亲见董仲舒。专心治学，不窥园圃。以礼行事，故受学者尊敬。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前后数百人。董仲舒对以《天人三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度，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的对策、建议，得到汉武帝的赞赏、采纳，被任命为江都相。以后又任胶西王相。后来家居著书讲学。

董仲舒虽然在家，但“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董仲舒为学、对策，皆推崇儒家，尊崇孔子，“抑黜百家”。

董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因此，他几乎招来杀身之祸。“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出，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后又因公孙弘的嫉害，而不敢久居胶西王相位，只好“去位归居”。归家后，“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1]，而成为汉代大儒。

董仲舒的著作，据《汉书·董仲舒传》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现仅存有《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里的《举贤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

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赞曰:

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筦、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认。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刘向对董仲舒的评价，实在是过誉了，所以其子刘歆认为“伊、吕不加”的评价太高、太过了。刘向曾孙刘龚则以刘歆“之言为然”。事实上，董仲舒对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有重要贡献。然而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及其被汉武帝所采纳、实行，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造成了恶劣的思想影响。由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到汉代的“儒家独尊”局面，扼杀了中国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并为后代统治者所效法，禁锢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所以董仲舒的功业，不能与伊、吕、管、晏相比。

董仲舒是汉代儒家思想的代表者，汉代封建中央集权制大一统政治理论的奠基者。因此，他的思想理论为中国以后的封建统者所推崇、推行。

董仲舒的著作，现存者主要是《春秋繁露》。《汉书·艺文志》著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汉书·董仲舒传》说百二十三篇，其中有《蕃露》之名。《蕃露》原是篇名，作为书名是后人的改题。

“蕃露”即“繁露”。历史上有三种解释:《周礼·大司乐》注云“繁多露润”，古冕之旐露垂象。《逸周书·王会解》注云:“繁露，冕之所悬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之命，或取诸此。”经过多年的苦学、精思，“论思《春秋》，造著传记”^[2]，甚至传闻“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词》”^[3]，从而撰写了《春秋繁露》一书，其宗旨、目的，乃至神秘意义，都说明他是为汉朝统治者的政治统治立论的。

为了实现这个宗旨、目的，董仲舒融合儒家和阴阳家的思想，兼采黄老、法家学说，以“天”为最高范畴，构建了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目的论，代替汉初的黄老思想，成为汉代中期以后的官方哲学，完成了汉武帝制策所提出的政治任务，以适应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政治需要。这是理解董仲舒思想的要津、关键。

两汉时期所谓“正统”的儒家思想，西汉有《春秋繁露》，东汉有《白虎通义》。这些书的出现，都是其作者为了适应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需要，以“究天人之际”而主观附会天人关系，其目的在于说明王权的绝对化，统治的合理性，为此必须严格管制思想、统一思想，使儒家定于一尊，而排斥其他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