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研究

李宗桂对董仲舒研究方法与方向进行了反思。他指出，1949年以来，国内董仲舒研究方法有一个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具体表现为从阶级论、对子论、板块论，到圆圈论、协同论、系统论。就缺点而论，首先，由于受固定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不自觉地落脚于政治作用层面，且用一种方法排斥另一种方法，缺乏方法间的沟通。其次是研究视野狭窄。所以，要推进董仲舒哲学研究，必须做到方法论上多样性的统一，哲学的、历史的、文化学的、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都可以运用。今后的方向是“把董仲舒思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从秦汉思想文化形态的形成机制、结构、功能着眼，从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的角度，从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形成及其嬗变的视角，探讨董仲舒思想的内在文化特质和历史作用”；“点线面结合，进行具体而不烦琐，抽象而不空洞的研究”；“从社会思潮的兴衰递嬗，从中国文化的精神方向的角度，研究董仲舒思想”。^[355]

任剑涛把董仲舒思想放在儒家伦理政治化的线索上看待。他认为，孟子、荀子都未能完成“伦理与政治的完全互释或双向涵摄”的任务，汉代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使得董仲舒能够完成“将伦理与政治融进天的系统之中，完成伦理与政治的同构化任务”。^[356]董仲舒的公羊学实际上是要“将乱世中曾经发生过效用的伦理政治观念，透入汉时政治生活之中；通过对古人（孔子）的‘微言’，将中间蕴涵的由天而规定的伦理政治‘大义’伸张进缺乏保障系统的儒家伦理政治的理论建构之中”。^[357]董仲舒言天，意图在于提出天人感应。对于承天意的王者，董仲舒规定了权力的可靠保障，另一方面，由气与阴阳五行的关系，又构造出了君、臣、民的基本的伦理格局，依照伦理格局确定政治的尊卑，建立了对于君道的确定不易的形式上的忠诚。董仲舒的政治公式是“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天”把伦理和政治融化于自身，避免伦理蒙蔽政治和政治消融于伦理的缺失，保障伦理政治的顺利运行，由此完成了伦理型政治的建构，政治和伦理的同构。在实践上，从孔、孟、荀的官学疏离到董仲舒的国策咨询，伦理政治开始发生效力。

关于董仲舒的历史观，学界普遍认为是循环论。王永祥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指出，董仲舒的历史观是螺旋发展形式的进化史观。学界通常把“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董仲舒形而上学历史观的论据，但这只是他的历史观的一种情况，即“继治世者其道同”，此外还有第二种情况，即“继乱世者其道变”，所以，不能仅用“天不变，道亦不变”来概括董仲舒的历史观。汉代继秦代大乱之后，就要“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所以大乱之后必须“更化”。王永祥接着指出，“三统三正”确有一些循环论的特色，但董仲舒历史哲学中更重要的是新王制作礼乐的思想，其所谓“礼”，涉及大纲、人伦、道理、教化等内容的变化。所谓“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仅指继治世者。从董仲舒的历史哲学的实质来看，忠、敬、文的改变包含着对于前代的因革损益，是前进和进化。董仲舒赞成汤武革命，也说明他的历史观是带有螺旋式的进化论。^[358]的确，王永祥所说是有道理的。董仲舒在主观意图上是为汉立法，不可能仅仅主张不变。事实上，董仲舒有两种“天命”思想：设立君主为民的天命，立足点在民；一家一姓的王天下的天命，两者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