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的目标

3．修身的目标

在上面提到，修身就是社会规范和心灵之术契合度上显示出的功夫。对个人而言，这种切合度往往是通过具体的行为来彰显的，在这个意义上，推重言行的一致则成为儒家的修身目标追求。

（1）行的涵义

在儒家看来，人的行为是人情感的外显，诸如居于社会上层的人对他人必须宽宏大量，行礼时必须严肃认真，参加丧礼时表情必须悲哀，如果不是这样，这在心理上是无法接受的，即“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第34页）；人的行为与情感的一致，其支点在情感，不在行为；如果情感跟着行为跑，势必出现伪情；而行为依归情感，势必成真行为。无疑，与情感统一的行为，势必表达行为主体的情感，在这个意义上，行为主体与行为是无法分离的，所以，“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第27页），孔子如果不能亲自参加祭祀，也绝对不让别人去代理参加。

儒家一方面强调行为与情感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推重行为的正义性，“正义而为谓之行”（《荀子·正名》，第413页），行动必须符合“正义”，不合“正义”即使是为也称不上行。对儒家而言，道德的大门始终对人是开放的，因为人性内置着道德的因子，“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第74页）。所以，对人来说，不惜努力是最重要的，好比堆土成山，如果停止在再缺一筐就成功的时点上，就是你的责任了；又譬如平地堆土成山，才倒下去一筐土，还需不断进发，只要不懈努力，仁德总是能够修得的，即“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第93页）。

（2）言行的关系定位

在言行的关系中，其重心在行而非言。当然，这个问题有一个过程，在孟子的阶段，明显存在道德至上的倾向性，《孟子》里谈到古代君子决定是否出来做官的三种情况，其中两种就与言行相关。一是待人礼貌到位，笑容可掬，声称实行自己的计划，就应该就位；虽然礼貌未衰，但不实行自己的计划，就应该离开即“言弗行也，则去之”。二是虽然没有言行一致，但是待人礼貌到位，就应该就位，即“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孟子·告子下》，第2761页下）；礼貌不行的话，就不需要看其他了，应该离开。孟子虽把礼貌和言行一致作为首位的选择，但他又把唯一的礼貌与否作为次要的选择，仍然不能排除道德空洞性的嫌疑，这也可看出孟子过分强调作为符号的道德，而把对此的履行置于次要地位的倾向，即注重形式性，而非实际的效益性。

后来的荀子，则在两个方面展示了知行关系的图画。一是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既含间接经验（闻之），也包直接经验（见之），两者相交，直接经验又是间接经验的基础，所以，“闻之不若见之”、“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在静态的意义上，人没有知识就无法行动，也就是说，行动必须有知识作为指导或以知识作为价值评判的依据乃至参照，“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因此，知识对行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动态的意义上，人在实践里，通过感性经验可以获取知识，这正是上面所说的知的后天的部分，不断的新知识的获取，才能激活原有的知识框架，以便最大限度地生成智力。二是感性经验本身并不是知识，只是形成知识的资源。所以，“见之不若知之”，也就是说，对感性经验还必须进行认知，在真正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知识，这就从感性知识的阶段进入了理性知识的阶段，所以，“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三是知的终点是行，“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第142页）。因此，学只有达到了行以后才能停止，而且只有实行以后，才能“明”，实现了“明”，就能成为圣人，“知明而行无过”（《荀子·劝学》，第2页）。总之，无论是感性知识还是理性知识，都是知识，它们的获得虽然与人的生活实践有一定的联系，但与人按照知识的指点去亲自行动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只有具体行动以后，才能在更为深在的层次上理解深化已有的知识，而不断的行，将不断地推进知识深化的历程，所以，“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四是知行的价值依归。圣人是能“齐言行”的“明”，在价值论的意义上，圣人的行为之始终能毫无差失地“本仁义，当是非”（《荀子·儒效》，第142页），就是具有正确合理的是非观，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依据仁义而行为的结果。所以，仁义是圣人的行为指针，在这一意义上，荀子视野里的知行，具有局限于道德之知、道德之行的嫌疑。这又不仅仅是荀子的局限，而是中国哲人的普遍的弱点^[1]。

（3）言行的当有之方

言行的一致是当有之方。古代人不轻易出言，就是怕自己不能亲自去做，即“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第40页）。君子言语非常慎重，而勤勉于具体的行动，即“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第41页）。由于言行在生活中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孔子通过“宰予昼寝”的事情，告诫人对物事进行具体评价时，一定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第45页）；对人进行观察时，还必须“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嘹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牦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叟哉”（《孟子·离娄上》，第2722页上），察言观色的话，这样人就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了。

在言行的问题上，荀子的视域值得重视：不仅自己能够言说，而且能够身体力行，这是最高形式的“国宝”；虽然不能言说，但能够身体力行，这是次高形式的“国器”；虽然能够言说，而且这种言说对他人、国家有一定的效用，这是再其次形式的“国用”；言说虽然比较完美，但身体力行的比较恶劣，这是最低形式的“国妖”。这四种情况，是一个逐渐递降的程式。对这四种不同情况，应该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即“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荀子·大略》，第498页）。总之，言行必须一致，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如果言行不一致的情况在生活中存在并成为现实治理的一个实际因素的话，要想实现治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最终的层面，“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