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之“直道”

一、修身之“直道”

如果从上述马一浮“正直是心之本相”的命题来上溯《周易·坤卦》六二爻辞云“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就能很好理解六二爻辞为什么要说“不习无不利”一语。在马氏看来，人之生也直，自然而然、不费安排，所以才是“心相本直”。但不要忘了马氏后两句话更重要，“非涵养用敬之久，亦不能体会到心相本直”。所以从这两句话来上溯《坤·文言》所曰“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也就能更好理解“敬义立而德不孤”了。其实，借助于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我们也许更能入其堂奥，程颐在解释“不习无不利”一语时说的是“不习谓其自然”^[12]，而不像朱子释“不习”为“不待学习”^[13]。程颐如此解说：

由直、方、大，故不习而无所不利。不习谓其自然，在坤道则莫之为而为也，在圣人则从容中道也。孟子所谓至大至刚以直也。……于坤，则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14]

这个“习”，在程颐眼中大致是“人为”之意，因为就坤道而言，其“自然”就体现在“莫之为而为也”。然而紧要的是“直、方、大”是“不习而无所不利”的前提。所以程颐对上引《坤·文言》那段话，他的解说是：

直言其正也，方言其义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义形于外，非在外也。敬义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为疑乎?^[15]

马一浮的“非涵养用敬之久，亦不能体会到心相本直”恰好应合了程颐“敬义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这一解说。在程颐看来：“直”是说品性纯正，“方”是指应事合理义。君子以恭敬的态度使内心正直，以合理义的行为随时处事。只要能做到内有恭敬之态度，外可适当地处事，便自然广布美德，不致孤立。所以正直、端方、宏大者，自然不会常处不利局面，其立身行事也就不必过于多疑。所以，“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句话中的“直”为动词，意在保持内心正直，即以敬来直内;而“义”亦作动词，意在义以行事，将这个“义”来方正外面。朱子说得好：“敬立而内自直，义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内，以义要去方外，即非矣。”^[16]朱子的深意仍在涵养纯熟，自然而然，从容中道。所以他倡导涵养主敬之工夫，要于人“未发之际”，要在未应事接物时便存养主敬。因而洒扫应对进退等所谓小学之功，实质上已被朱子视为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本。所以儒家讲德，若不能得之以内，得之以心，而是每遇事都要作意强充，便不得要领，正如朱子所言“即非矣”。这也正是马一浮所说“非涵养用敬之久，亦不能体会到心相本直”的旨意。现代新儒家大多人物都接续并肯认宋儒的“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17]一说。

值得强调的是：直、方、大——直是基础。没有直，也就没有方;而没有直、方，更无“大”可言了。所以程颐指出：“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朱子更进一步地说：“惟直方故能大。”^[18]程、朱都已然洞见由直发展到方、由方继而为大的过程与特点。朱子还特别强调了直与方的特点所在：“‘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无纤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19]所谓“直上直下，胸中无纤毫委曲”，当然是简易的修身之道。程颐就视“敬以直内”为：“此道最是简，最是易，又省工夫。”^[20]“居敬则自然行简。”^[21]所以牟宗三说：“简易才能‘直、方、大’，不简不易，弯弯曲曲，出小花样，做小手脚，这种人没有什么意思，这种生命没有意思的。”^[22]牟宗三认为全部儒家的道德修养都在《坤·文言》所讲的“直、方、大”、“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几句话上，这是了解中国哲学最核心的地方。所以这也正是二程、朱陆等极有人格的大儒，都喜欢讲直、方、大的本旨所在，程明道的修身诀就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八个字。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有两个概括性的说法：“直内而修身”^[23]，“立心以直也”^[24]。所以，对儒家而言，中正方大君子人格的根本性基础就是一个直——修身之直道。因而儒家的“修道”观，首修其“直”;《中庸》“率性之谓道”，即循本性善之道而行，可谓“直”在其中。据此，无直道亦无公道与正道可言。这一实践指向的逻辑通路值得高度关注，这点我们后面还要加以论述。

质言之，人生直道亦即是人格成长中最为重要的“正直”要素与过程。《大戴礼记》中就倡导“君子直言直行”^[25]与“信而好直”^[26]的人格，这种人生直道是保证人立于社会中而能够“置方(周书作直方)而不毁，廉洁而不戾，立强而无私，曰经正者也”^[27]的前提。高明注译的《大戴礼记》解“不毁”为“不瓦合，即不随便阿附他人”。解“立强”为“直道而行”^[28]。可见，这个“直”，与“正”是直接关联的。《论语》中的“直”论，多有正直之意。从最具始源意义的“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杨伯峻解为“人的生存由于正直，不正直的人也可以生存，那是他侥幸地免于祸害。”^[29])，到人格早期成长过程意义指向的“友直”(《论语·季氏》)(同正直的人交友，则能知己之过)、“质直而好义”(《论语·颜渊》)(品质正直，遇事讲理)，到人群相处中的“以直报怨”(《论语·宪问》)(拿公平正直来回答怨恨。陈荣捷解为：“无论如何，儒者所说的直，是指绝对的不偏不倚，它是从义理之当然，而不是从个人之嗜好着眼。”“所谓直者，绝非如西方人之所解释为报复之义，或为《圣经》旧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之义。夫不念旧恶，为孔门明教。此所谓直者乃‘人生也直’之直，即合乎道德正义之意，不外谓报怨应以道义为主，不应以感情用事耳。”^[30])、“直道而事人”(《论语·微子》)(正直地处事处人)，再到社会政治运行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论语·卫灵公》)的说法，都极其充分地证明了“直”与“正”的内在关联，终而导致孔子“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命题的出现。

然而，极为重要的关键之点就在“人之生也直”，并不能保证人格成长过程始终处于直道之中，始直与终直的境界是不同的(正如黑格尔说的小孩与老人的境界，后者需要终身持敬涵养)。所以就有了孟子的“直养而无害”(《孟子·公孙丑上》)之养气说。实际上，从始而陶养正气到终而铸成正义人格，也正是《易经》所表征的直而方大之深意。孟子意在养“浩然之气”，认为养成德性的过程皆需要靠后天不断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31]

“至大至刚”、“直养无害”、“配义与道”、“集义所生”，是这段话中重要的旨意所在。至大至刚之气，是要用正义正理去不断加以培养的，而且一点不能伤害，它才会充塞天地。可见它作为刚大之正气，是要匹配于正义并积累道义才会产生的，偶然的自外窃取一二正义之行为不足以获得这刚大之正气。然而重要的是，只要做了一件不道义而有愧于心的事，这种刚大之正气便会疲软了。这其中深刻的意蕴即在于：生命之气当直循天地的正理而鼓荡，集义而鼓荡才能至大至刚;发动之端在我，在天地的直理中行，积累之久便自然浩然充塞、流行无碍。要言之，生命之气与道义的匹配，也即是心、气交养的合一。钱穆说得好：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那浩然之气如何养的呢?孟子说：“此乃集义所生。”何谓集义?只要遇到事，便该问一个义不义，义便做，不义便不做。故说：“勿以善小而弗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起先，行一义与行一不义，似乎无大区别，但到后便不同。孟子又说：“以直养而无害。”平常所谓理直气壮，也只在某一时，遇某一事，自问理直，便觉气壮些。但若养得好，积得久，无一时不直，无一事不直，那就无一时无一事不气壮。如是积到某阶段，自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如火候到了，生米全煮成熟饭，气候转了，春天忽变为夏天。内心修养的功候到了，至那时，真像有一股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乎天地，莫之能御了。那一股浩然之气，也不是一旦忽然而生的。《中庸》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浩然之气近乎是神了，但也只是过去集义所生。因在过去时，以直养而无害，积义与直，积得久而深，一件事一件事地过去，好像都化了，不再存在了，却突然觉如有一股浩然之气存积在胸中，那岂不神奇吗?^[32]

汉语成语中的“理直气壮”，在钱穆的释义中淋漓尽致。其实，我们从孟子的“直养无害”说切入到他的“不直，则道不见”(《孟子·滕文公上》)的命题上，更可理解从修身之直道过渡到治政之直道的必然性。

这里还需稍加指出的是，人生直道的过程并非完全不出现偏离的情况，这就是“枉”的状态。汉语成语中“矫枉过正”，亦称“矫枉过直”，虽指纠偏过头，但其中都涵有一个“举直错诸枉”(《论语·为政》)的必然举措与过程在内。孔子的深意在以德化人，即谓人君能举直而置之枉之上，如把正直之人选拔出来置于邪曲的人之上，那百姓就服;反之，百姓就不服。这就涉及我们下面要说的治政之直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