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的划界

四、理论与实践的划界

面对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合一所带来的种种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问题，一种极其自然的解决方案就是以某种方式从学理上将二者拆分开来，为之划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这一划界工作是由徐长福首先进行的。有感于理论与实践高度合一所带来的种种严重社会后果，徐长福开始了自己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独特探索。他的“原生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人生和社会理想从理论上看是那样的完美，那样令人信服和让人向往，可社会主义实践，包括在中国的实践，特别是头一个时期严格按照理论原则来进行的实践，又是那么的坎坷，充满那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发生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这二者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30]而“这个问题扩展开去，就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基本哲学问题: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的理论设计和追求理想人生、建设理想社会的实践操作之间究竟该是什么关系?”^[31]进而，“次生问题和原生问题在学理上内在沟通于上述那个基本问题，可以转写成:人类生动复杂的实践是否能够还原为某种单一的理论?是否应该仅由某种单一的理论开出?”^[32]据此，他提出了一个“理论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的理论。这里，“工程思维”也可以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等价于“实践思维、实践智慧”^[33]。他认为:“理论思维可称为内部非价值的逻辑化的思维方式，而工程思维则可称作价值化的非逻辑的思维方式。理论思维的价值功用在于分门别类地发现属性间的必然联系，工程思维的价值功用在于将位于不同联系系统中的属性复合为一个工程整体。前者力求有约束力的客观道理，后者力求有操作性的主观设计;前者服务于后者，后者服务于工程的实施，即实践。”^[34]而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区分又源于“实体”与“虚体”的区分:实体指一种“实存个体”，“它具有若干属性但却是一个单元”，而虚体则是“通过属性间联系而构成的逻辑性系统”^[35]。实体与虚体都是一种“体”，因此都是不可还原的。因而若理论思维僭越本分，“用理论思维去设计工程”便会“使得工程设计漏洞百出，无法实施”，而若工程思维僭越本分，“纯粹出于论证工程意图的合理性”而搞“所谓理论研究”，则必定信誉不佳。最后的“基本结论是: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必须划界——理论思维用来认知客观规律，工程思维用来筹划人类生活”，并且，“是理论就要‘讲清楚’，就要合逻辑，就要公共地验证，就要力求放之四海而皆准，就要‘同而不和’。是实践就要‘想周全’，就不能认死理——只要一家、拒斥其余，就要综合考虑一切出场的因素，并博采各家之长，以求事情本身的集成优化，就要‘和而不同’。既不能用实践的方式搞理论，也不能用理论的方式搞实践，要分工而互补”^[36]。

笔者以为，徐长福的工作对于推进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研究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他的工作有力地论证了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在活动方式上的异质性，把长期以来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的理论与实践劈分了开来，将人们熟视无睹的问题重新摆在了哲学研究者面前。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消除了前述理论与实践高度合一所导致的理论与实践诸多问题。既然现在理论与实践并非合一，便免去了对于“高度抽象理论的来源和性质”进行说明的难题，从而也避免了导向相对主义的理论困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工作使得理论与实践的合一或互相僭越失去了理论上的依据，不再具有合理性。此外，对理论与实践之根本异质性的论证，亦使得对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的进一步展开研究有了一个开阔的空间。如前所述，如果一种理论已预先设定了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或合一，那么，此二者之间的关系便无从谈起。因为既然一致或合一，便不存在关系问题，至少不存在复杂的关系问题;而只有两种不同的事物之间，才谈得上复杂的关系问题。事实上，理论与实践之间有着最为复杂的关系，但在以往的理论预设中，却被排除在视野之外了。甚至从实践哲学的立场看，即把现实的存在理解为人们的现实生活的话，那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便可以说实际上构成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过是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一种抽象表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