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党的理论事业不断创新

三、推动党的理论事业不断创新

在社会主义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是内在关联的：党在每一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上升到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从而使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具有了马克思主义所赋予的历史和政治合理性。这也在实践上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与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相结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主题、表述形式乃至基本范畴上的演化和变迁，形成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等），构成党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理论事业，这一理论和政治思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着集中的表现，即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每个时期，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所建立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根源于党在该时期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或者说，党在社会主义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国家层面便转化为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各项制度、体制和机制。所以，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的制度过程同时表现为党的政治过程，党在各个时期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与国家在该时期所建立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是社会主义政治过程的一体两面，在理论上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基本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理论、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策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历史展开，是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政治主线；而国家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又是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创新的现实源泉。所以，在新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史上，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理论形态，以及它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基本理解，直接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的政治实践史，以及国家在各个时期的制度变迁史的基础性理论变量。

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指南和研究方法的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与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是高度相关的，这种相关性集中表现为作为党的理论事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为党的理论事业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即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改革开放至今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段时间，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1.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成为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台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毛泽东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第一个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32]正是基于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学说，党开始形成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中宣部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最完整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33]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政党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还没有真正确立，党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和政治使命就是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化。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党在过渡时期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2.党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贡献。1956年以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提前完成，新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标志着党开始形成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观点和基本论断，并以此为基础达成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共识。党的八大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34]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的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落后的具有资产阶级等多重性质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那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社会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已经全面确立的建设时期，党的历史使命就是一面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一面继续推动生产关系的革命化，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党和毛泽东看来，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建设，必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辩证法中，在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中把握新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在这一时期，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也逐渐受到“左”的逻辑和政治的支配^[35]，以致形成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右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进程。党在这一时期提出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至今对我们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和警示意义，例如，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过渡性质？如何把握社会主义在整个过渡阶段的基本矛盾？如何看待共产主义理想对社会主义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等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解，也关系到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苏联没有解决，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没有解决，只有留到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等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予以了解答。

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认识就开始“左”倾，如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激进判断，对社会主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严重估计^[36]，等等，这些都构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理论和路线的思想渊源。1966—1976年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左”的理解最终演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37]，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理论被写进了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之中，载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成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宣言，是毛泽东“左”的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集中体现。这一“左”的理论主要是集中在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极左判断的基础上的，即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政权仍然面对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的对立与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对立与斗争的背后，是过去和未来两大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殊死斗争。这一理论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解，是按照教条主义理解阶级、革命、解放和共产主义等理论，还是从马克思主义本身出发理解这些理论，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生活是否健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否正常的重大政治和理论问题。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形成反映时代需要和现实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理论基础，是至关重要的。

（二）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时期

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建设时期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1.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提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38]，党的政治路线开始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在组织路线上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得到恢复。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39]。关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40]作为党在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所开展的改革开放事业，建立健全商品经济秩序和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范畴，仍然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进程，仍然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当性。党正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上，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根本任务和历史使命等重大问题作了回答，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1]这一理论为党在改革时期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42]奠定了理论基础。

2.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发展。如果说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都属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政治事业必须完成的社会工程，那么，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要解决的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建立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性质和宗旨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早在1995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便开始探索新时期党的建设这一重大实践问题，并于1996年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三讲”教育运动^[43]。2000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44]，为新时期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历史任务作了全面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遵循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如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目标和前进方向）已经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并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肯定下来。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回答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从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肯定了这一回答，从而完成了党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基工程。

3.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和发展。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始终面临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标志着党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历史方位、现实任务的认识趋于成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发展，标志着改革开放时期党对自身的性质和宗旨有着符合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需要的认识，标志着党在政治和理论上的全面成熟。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经到了攻坚阶段，发展正在经历关键时期，中国面临着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45]，为此，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46]，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47]的战略任务。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党开始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标志着党在改革开放时期对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党的改革事业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全面深入展开，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体制已经全面确立和逐步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渐趋成熟，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便成为新世纪党面临的一项战略任务，“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础上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党在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时期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