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其前提条件必须是道德自身成为一种信仰。儒家对“人文”精神及其道德教化的极端重视导致其“道德信仰”的最终确立。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钱穆、唐君毅在深入研究儒家思想的宗教特质和儒家与宗教关系时，都认同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维取向与思想特质，并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三阶梯”。然而历史与现实都告知我们，当道德作为信仰而步入一个极端时，悖论就开始出现了。
儒家“以道德代宗教”，这是梁漱溟先生的一个重要观点。钱穆、唐君毅在这一问题上，比梁漱溟走得更远，似乎形成了一个“三阶梯”。然而他们均未关涉或提及一个根本性的前提，这就是“以道德代宗教”，首先必须是道德自身成为一种信仰。在整个儒家的思想历程中，孔子的仁政、孟子的性善、朱子的天理、王阳明的良知，都包含着道德信仰的特质。
道德与宗教是相通的。人类的道德起源一开始就涵具某种宗教经验的因素，也可以说二者是互涵互摄的。人们对于道德的无条件责任，最早就是以某种神圣的宗教体验为前提的，而这种前提性的宗教体验，又是后来发展出人类更为深入的无限道德责任感之基础。可见二者的互融互摄造成了二者互为前提。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任何道德都被融入了宗教性。甚至对于世俗心灵来说，义务和道德律令也都具有了威严神圣的特性。”[1]然而由于宗教与道德互涵互摄的特征，宗教生活又源于“良知的融合”。涂尔干正是从宗教生活之源上溯到道德良知：“在所有教义和宗派之上，都有一种同人类一样古老的、永不枯竭的宗教生活之源;这种生活来源于良知的融合，一整套共同观念的融合，在一项工作中共同协作的融合，道德鼓舞和激励作用的融合，所有人类共同体都把这种作用强加在它们的成员身上。难道这还不是我们能够达成共识的命题吗?”[2]这一深层的互涵互摄的逻辑导致涂尔干得出的结论为：个人道德信仰的确立，是“个人从社会那里获得能够将他神圣化的道德信仰”[3]。这当然是从文明进化史的角度透见了“社会”对“个人”的意义。必须指出的是，对注重整体的社会因素的儒家而言，哲学与宗教的相通——思想学说与宗教信仰的相通，是通过人文主题而达致的。儒家的人文精神及其教化的推扩(从个体修身到社会伦理准则)，其目标当然在解决人类生存的价值取向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古代中国的儒家在其文化背景中，要彻底地探讨价值取向问题，是无法完全脱离宗教的。然而，儒家毕竟是在人文理念的架构及其历史展开中，将道德替代了宗教，从而使道德本身成为一种信仰。这决不等同或类似于西方世界中的人格神的基督信仰。梁漱溟曾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指出：“西方之路，基督教实开之;中国之路则打从周孔教化来的;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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