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识宇宙”的新探索

四、“文化意识宇宙”的新探索

文化领域确实是唐君毅着力最多、取得成果也最为丰硕的领域。牟宗三将其一生高度总结为“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如文化意识宇宙这般宽广的领域，我们自然难以面面俱到，而择其与现代精神尤有关联者。如前述的唐氏之结论，现代人类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不但要用科学来解决，同时也要用宗教来解决，所以他提出了未来“人文宗教”的设想，并构建起其独特的道德理想主义思想体系。这里我们仍要拈出具有现代意义的一例，即其立于现代视角对船山思想的探究;唐氏对船山思想中特重“外王”的实学精神，确有透彻之把握。

唐君毅是能立于现代而整体把握船山学并直透船山精神的儒者。其对船山学的探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承宋明儒而补其不足;开六经生面;涵润中国历史文化之全体。

治中国思想史的现代学者中，以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熊十力及其弟子唐君毅、牟宗三最为重视船山学，并能直透船山精神。此三人都对船山有较多论述，本节拟对唐君毅的船山论作一初探。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从第二十章至二十四章的整整五章大篇幅，分别述及“王船山之天道论”、“王船山之性命天道关系论”、“王船山之人性论”、“王船山之人道论”、“王船山之人文化成论”;唐氏又于其《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的第十六章中，专辟三节述及“王船山之道、善、性三者之大小义”、“船山之尊生尊气与尊情才义”、“船山之易教与大往大来义”;再于其《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第二章中专设“王船山及清儒与事理”一节、第十八章中专设“王船山之命日降与无定命义”一节。可见唐氏探究之深，而其散见于各书与文章论及船山哲学思想者亦甚多。唐君毅先生曾感叹整体地把握船山思想并非易事，而我们对唐先生船山论的把握，亦同然。

从时代特色中透视人物思想，是治中国思想史的必然归趋。唐君毅在历史脉搏的跳动中把捉到，晚明清初的儒者，无不因历史的巨大变化而极度重视建制立法，以明外王之学。他以为：“明儒阳明之学，至末流而弊。其弊盖在言心性而遗经世之学。……故明末儒者，无不重经世致用之学。”^[89]船山哲学，承宋明儒而深契于张载，他不仅对程、朱、康节有所弹正，更重矫王学之弊。此中原由之一，是其时风已偏重经世致用。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其实表征着一种极为深刻的历史转向，并决定着一个时代的思维取向;而一个时代的思维取向，又体现出这一时代的总体精神特征。唐君毅正是从“精神所注”而洞察到船山所处时代的历史动向：“至明末清初之大儒，如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等，则其精神所注，皆由内圣之学转至外王之学。其中如船山、梨洲，虽亦深究理学中问题，然皆意在以内圣之学为立本之资;至言达用之学，则宗在经史。”^[90]这里已然传达出船山的“达用”之学，是以内圣之学为本的。而这正与唐君毅本人的理念最为相契;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而似乎有着类似的现实情境。故唐君毅对船山心领神会：“船山本其哲学思想之根本观念，以论经世之学，承宋明儒重内圣之学之精神，而及于外王，以通性与天道与治化之方而一者，惟船山可当之耳。”^[91]此评价不可谓不高。船山是唐君毅一生最为折服的哲学家之一，其理由首在船山是能内圣而及外王，通心性天道与治世之道而一之，从而能承宋明儒而补其不足的旷世大儒。

唐君毅以其广博的学术胸怀与思想史通识，极为充分地揭示了船山对宋明诸儒的接续而有进于诸儒之处。与他人不同的是，他清醒意识到船山即便对自己最为相契的“张横渠之正学”，也能“取横渠之言气，而去横渠太虚之义”。^[92]其实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即为这种既能上承历史而揭其深义，又能兼具批判眼光从而不断出新的颇具“现代性”之思想家，船山即为这种思想家：

在朱子之后儒中，其重在以气说太极，谓太极为阴阳之混合，而具乾坤健顺之理者，则以王船山为巨擘。后之颜元之言太极，亦相类似，而不如船山之宏大而真切。船山之以阴阳二气之混合说太极，乃重在更由二气之流行，以畅发宇宙人生历史之日新而富有之变化，有非成型之理之所能限者。故人亦惟当即事以穷理，而不可立理以限事。……船山虽力主人不可立理以限事，固未尝不谓阴阳之混合，及此阴阳二气之流行，涵具乾坤健顺之理，而主“乾坤并建”。船山固亦未尝否认此使一切宇宙人生历史之日新富有之变化得“成为可能”或“根据”，之乾坤健顺之理之自身，为万古不易，而不加以建立也。是知船山之言太极，虽以气为主，而其言或有进于朱子之处，然亦非与朱子之言太极必然相冲突者也。^[93]

这段话中最具实质性的内涵不仅在提示船山“有进于朱子之处”，更在展显出船山不以“成型之理”限制“日新而富有之变化”的先进理念，其先进性尤在“不可立理以限事”一语。此中鲜明的对比性即在：朱子善言成型之理，即理在先而成绝对之主导地位;而船山则更重由阴阳二气之流行，而畅发宇宙人生历史日新而富有变化的相继之理。必须指出的是，唐君毅以极其阔大的学术气度，反复提示船山此论并不与程朱陆王有必然冲突，诚如其所言：

船山所立之新义，皆由于其重在本客观之观点，以观理或道之相继的表现流行于人与天地万物之气中而来。此与程朱陆王之自另一观点所立之义，亦无必然之冲突。船山之所以重此理之相继的表现流行于气，则由其学之上承横渠之学之精神，而又特有得于易教之故。其言易道之别于先儒者，要在以太极只为一阴阳之浑合，力主乾坤之并建，以言宇宙人生历史之日新而富有之变。^[94]

这里透露出的重要信息，是船山创立新义而有别于宋明先儒，不仅在其重客观之精神，在根柢上还由于其“特有得于易教之故”。此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君毅已然洞见了船山言宇宙人生历史之日新之变，与其力主之“乾坤并建”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的。

客观上，船山之学对宋明儒确有补其不足之功，唐君毅对此多所陈述，此中他亦反复提及船山的“客观”态度。他以为船山之所以有重客观的思维取向，实质上是为矫宋明儒者过于偏内“乃重取客观的观点”，唐氏从宏观的思想史着眼而得出结论是：“当明清之际，能上承宋明儒学之问题，反对王学之流，亦不以朱子之论为已足，而上承张横渠之即气言心性之思路，又对心性之广大精微有所见，而能自树新义，以补宋明儒之所不足者，则王船山是也。”^[95]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唐先生同样也立于思想史之视角而多次提及：并非船山之新义一立而程朱陆王之义可废也。故其更愿以“充实扩展”之类的术语来表述船山与宋明儒的关系。唐氏重要著作《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的自序中有一个总体评价：“明末顾黄王诸儒，乃直承宋明理学家之重德性之精神，而加以充实扩展，由‘博学于文’以言史学，兼论社会文化之各方面。其中王船山之论礼、乐、政教，尤能力求直透于宇宙人生之本原。”^[96]就船山如此广博而达至“社会文化之各方面”而言，似不仅有补宋明儒不足之功，而且也确当得起儒学史上孔子、朱子之后的集大成者。

船山哲学，涉猎极其广博，从天道论至人性论，从历史哲学至经世哲学，从伦理学至性命学，从宇宙论至人文化成论。唐君毅曾指出：船山于中国之学术文化各方面，经史子集四部之典籍，皆有所论述;而尤邃力于六经之训释。在唐君毅看来，船山虽与顾、黄二人同向经世方面用心，而从思想史视角作一评价，唯船山当得起最具通识的哲学家。他曾在一部“不是为人写的，而是为己写的”书中深长感叹：“王船山大气磅礴，开六经生面。”^[97]船山开六经生面，于其自颜其堂之联语“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中亦可见一斑。须知，能开六经生面，固有其对六经的详解授义;而于理论上亦当有不断的新的建构。故船山于四书作有读大全说，周易作有内传、外传、大象解，诗亦作有广传，尚书则作引义，春秋则有世论家说，左传有续博议，礼记则更为章句。晚年又作读通鉴论、宋论等著作。然而，船山“开六经生面”的建构毕竟承宋明儒而来，其直接源头为宋明儒。对此，唐君毅的评价始终如一地保持了儒学史的视角。他说：“宋代儒学初起，乃以经学开其先，……至明末王船山出，得承此宋初重春秋之传统，而重经史之学。宋明儒学始于重春秋，终于重春秋，实有一保存华夏文化之民族精神贯注其间;其学说理论的背后有一真实生命的要求。”^[98]

就六经而言，唐君毅特别看重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一书，这当然与他在根本上极其重视儒家的心性之学有关。他说：“今观船山于读四书大全说等，言人之率性修道之功，亦未尝不本于此性之内原涵具善与道以立论。”^[99]唐氏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既高度赞扬船山的“开六经生面”而不断“自出新义”;而同时更看重船山的学有所本，毕竟，内圣之学为立本之资。至言达用，则宗在经史——这就是唐先生揭示的船山精神。唐先生曾断言：船山之学，归在论史。这不仅可从船山的《尚书引义》，更可从其评价历史人物是非得失的大著《读通鉴论》《宋论》等书中可见出这一旨归所在。然而船山哲学体系的建构，则是从《易经》入手的。从起点到终点，这之间的内在关联何在?此中我们还是要先看船山所得易理精神之所在。唐君毅于此反复强调的是：

船山之言之进于汉宋诸儒之言易者，则在其不以太极为至高之一理或元气，而以太极为阴阳之浑合，而主吾人方才所提及之乾坤并建义，以说理气之关系。其意是谓二气虽浑合为太极，然不可视此二气为一气之所分，或一理之所生。船山之旨，乃重在言乾坤阴阳之恒久不息的相对而相涵，以流行表现，即以说理之相继的表现流行于气之事，而缘是以畅发宇宙人生之日新而富有，以成一相续之历史之一面。故船山之学，归在论史。^[100]

进而言之，船山极富时代色彩的“事理观”，亦基于其历史观。唐君毅的这一看法，实质上已揭示出船山历史观中的“事理”内涵。唐氏由衷地推崇船山：

中国由明末至清之思想家，最能了解事理之所以为事理者，莫如王船山。依于上所谓事理之本性，凡论事理皆当分别论，又当论事之承续关系，事之顺逆成败之故。船山最能兼擅此三者，而又能本仁义礼智等性理，以义断史事之是非。……但船山此类之言，亦只是在从历史之观点或事之观点看理，而后能立。^[101]

综括地说，唐君毅已然察识到船山最为著名的离器无道、离事无理之观念，唯从“事理”立场方有立论根据，唯落实于历史观，才是最终的理论旨归。这不能不说是唐氏深探船山学说的一种高论。

六经中的礼诗乐，船山多所涉猎，其礼诗乐论均与船山重气、重才情之论相关。唐君毅如此评价道：

曷言乎船山之重气而表现才情之诗乐，在文化中之地位确定也。盖诗之意义与韵律，与乐之节奏，固皆表现吾心之理。然徒有理在心而欲显之，不足以成诗而成乐。于此，须显理，兼达情方有诗乐。盖情原于心有所期，有所志而又与具象会。^[102]

而对于船山的礼论，唐君毅审之尤细。他说：

曷言乎一重气而船山哲学中礼之分量重也?上述之祭祀，亦在礼中。今当泛论礼，皆为人德行之表现于形色;则不重形色之气，礼之分量自不得而重。……威仪者，礼之昭也。其发见也，于五官四支，其握持也惟心，其相为用也，则色声味之品节也。……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船山四书义训注曰：礼仪经礼，威仪曲礼。礼仪必见于威仪，威仪即礼仪也。^[103]

唐君毅的高超还在透见了船山言礼乐之极者，治之于视听之中，而得之于形声之外。声入心通，全气皆心，全气皆理，船山是真知诗、礼、乐相异而相通的大儒。

唐君毅更以其特有的学术敏感而洞察到船山“尚情才”之论的价值所在。他以为船山“尊生”而重情才，实由其重性之客观的表现于气之流行而来。重要的是，他仍从儒学的发展趋向而看重船山此论：

船山继尊理尊心而言尊生，更尊此理之表现于生命之气之情才。……此即必先有程朱陆王之尚德之教，树立于先，方宜有此船山之尚情才之论，继之于后。然尚德之教既立，则自亦当更言如何使此德有充量之表现，则亦不能不有此船山之尚情才之论。此中先后贤者所言之轻重之不同，正所以成其为一圣教之相继，以成此儒学之发展者也^[104]

尚德之教一立，要使此德有“充量”的表现，就不能不尚情才;故此尚情才之论正是圣教之相继而成就了儒学的整体性及其历史发展。在唐君毅看来，这也正是船山之尊生尊气与尊情才义的价值所在。

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船山的六经之论，唐先生最为看重的是其“开六经生面”从而对儒学史发展特具近现代意义的新论。

唐君毅立于现代角度，发掘船山“日新富有”的现代人文理念，并以此而把握到船山精神涵润中国历史文化之全体。唐君毅于《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专辟二章以论述“王船山之人文化成论”，实则此论亦为唐氏船山论中最富特色的二章。此章开篇唐氏即点明：“船山之学，得力于引申横渠之思想，以论天人性命，而其归宗则在存中华民族之历史文化之统绪。”^[105]唐氏命名此章为“人文化成论”，其深意既在涵括船山所涉人文历史领域之广，更在其承上启下之“文化统绪”四字上。故唐氏于船山一生著作陈述罗列之后，深切感慨而言：

吾人但就其所著书之体类以观，即知其精神所涵润者，实在中国历史文化之全体。秦汉而还，朱子以外，更无第二人足以相拟。象山阳明良知之教，高明则高明矣。然徒以六经注我，而不知我注六经，终不能致广大。……唯复知我注六经，乃上有所承，下有所开，旁皇周浃于古人之言之教，守先以待后，精神斯充实而弥纶于文化之长流。此乃朱子船山精神之所以为大也。^[106]

中国是最早对“人文”加以考察并得出这一概念的国家。儒家的“人文化成”观之所以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不仅是由于它从基本的原理入手，更由于它是对经验观察的一种抽绎与提升;儒家的“内圣外王”其实就始于对“人文”的认识。在儒家的经典文献《易经》中，早就开始了它对“人文”的特殊内涵与意义的关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人文化成”一语即从此段话中提炼而出。古时“文”通于“纹”，即纹理，是指交错而不乱的线条和色彩，同时又喻变化多样的修饰表现。进而言之，所谓“文”正是一种“符号”及其交错而成的形象;其实文化的开端，正在于符号及其组合变化之中。中国古人何以要通过自然纹理来喻指人为意义上的“人文”呢?《易传》如此解释道：“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的奥秘就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一句，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察与思考，从大自然的自身符号悟及“人文”符号的同构性及其意义，中国古人开始感觉并认识到“人文”的功能，因为人文符号可以成为真实世界的表征，通过符号，人才能认知历史与文化。这使中国古代的智者利用符号的人为建构来透视世界，从而使符号成为文化的最基本因素，这无疑为自己打开了人文意义世界的大门。钱穆先生也曾指出：“易经一书，尤其是十翼便是古人用来探讨自然与人文之相通律则的。”^[107]船山深通易理，亦深知仅言理言心，于历史文化终未为足也，故于人文历史各领域，广成其论，广构其说。对此，唐君毅与船山似心心相印，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故朱子之言理，阳明之言心，于论道德为足者，于论文化历史，则皆未必足。”而“王船山则不然，王船山之学之言理言心，固多不及朱子阳明之精微。盖犹外观之功多，而内观之功少。然船山之所进，则在其于言心与理外，复重言气。……船山言心理与生命物质之气，而复重此精神上之气，即船山之善论文化历史之关键也。”^[108]唐君毅以其特有的洞察力透见到：善论文化历史之关键，除了须把握儒家心性义理，还须把握“气”论，尤为重要者是“精神之气”。以船山之深刻与广博，当得起以此气论而广涉乎人文化成之各领域者。这是唐先生的结论，故其以“船山精神涵润中国历史文化之全体”一语概括船山，实为中的之论。

唐氏坚认：船山之所以力主乾坤并建，宗旨毕竟落实于宇宙人生历史之日新而富有之人文演变。他深中肯綮地阐述船山此论“如乾之既继坤以更起，而坤亦自寄于新起之乾。日新富有，相依而进，日生者日成，日成者亦日生，但有新新，都无故故，方可见此天地之盛德大业也”^[109]。此亦即人文化成之深义所在。更有进者，船山“缘是而其命日降、性日生之说，乃得以立，而更有其人之精神之死而不亡之义”^[110]。死而不亡之义究何在?其对人文化成之大业有何意义?对此，唐氏自有卓见：

人之性命日生日成，其日新富有，相依而进，故船山又有死而不亡之义。船山谓人亡之后，其气或精神，非一逝而不还，恒能出幽以入明，而感格其子孙;圣贤英烈之逝，即以其精神，公之来世与群生。^[111]

此日生而日成，日新而富有，尤其是其气或精神，可大往大来于此世界，这真正造就了世间人文化成之大业。所以唐君毅极赞船山重精神上之气，即为船山善论历史文化的最关键之处。唐氏以人文化成之视角进一步阐释了船山所以重乾坤并建之旨：“船山所谓乾坤并建之义，乃谓此天地之健皆存乎顺，天地之顺皆存乎健;天地之阳皆存乎阴，天地之阴皆存乎阳;……与此阴阳乾坤之德，乃时在日新中，一切生人之命之性之德之道，亦时在日新之中，以益归于富有之实义者也。”^[112]日新而富有，合以成事业，有此理念乃有船山之精神，乃有船山精神涵润中国历史文化之全体也。

更为重要者，是唐君毅极为出色而到位地论述了船山以一生学力凝结而成的“历史文化意识”^[113]。诚如其所言，此种历史文化意识的价值所在，能使“我之心量日宏，我之气得真浑合于天地古今之气，使我之为我之特殊个体之精神，与天地古今中其他特殊个体之精神，融凝为一，使我之精神真成绝对不自限之精神;然后我此心此理之为一普遍者，乃真贯入一切特殊之个体，成真正具体之普遍者也。斯义也，阳明朱子之哲学中，实尚未能具有之，而船山则深知之”^[114]。所谓“具体之普遍”，实为黑格尔揭示具体真理与普遍真理关系时作出的一个新命题。而在唐君毅的眼中，船山与黑格尔不期然而同之“具体之普遍”，其最为紧要的精神实质即在以“我此心此理之为一普遍者，真贯入一切特殊之个体，成真正具体之普遍者也”。实际上，这也就是成就普遍的人文化成之大业的一个根本前提。此为船山亦为唐君毅的根本理念。眼光之同、精神之同，此所以船山、君毅为不同代之大儒也!然而他们同为自己的时代注入了“现代”精神。

以此“具体之普遍”，我们便能很好地透入并理解唐君毅为何要极力倡言“所谓文化教育道德之进步，乃所以改进个人”^[115]。没有个体便没有整体，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是整体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前提;此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君毅、船山同具此现代性深识，然唐君毅更为深重的感觉当在个体基础上的人类发展之趋向，他似乎担忧这一趋向或路子走歪，所以他要说：“人类的精神之向外扩展膨胀，如吹胰子泡，在泡上花纹，次第展开，若兴趣无穷，而实际上内部之空虚愈来愈大。”^[116]据此，他大力强调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从而成为一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创造者与施与者，此处笔者想说的是，唐君毅所说“真正精神上的施与者与创造者”，其实也正是他自己的最好写照：

如何成为真正精神的施与者、创造者，我想还可有许多话可说，多少工夫可作。吾思之，吾重思之，我相信，我们一切知识分子之病痛之免除，系于知病痛，而由反求诸己以互相赦免中，互相施与中，另长出一积极的通贯古今、涵育人我的精神，而此精神表现之形态，则不能全同于过去，而须兼照顾到由中西社会文化之相遇所发生之新问题的的文化要求。而且须转化一切由西方传入而表面与中国儒家思想不同而冲突的思想，以为展开儒家精神之用……^[117]

处在现代的知识分子，要能真正“知”其病痛之所在，要能关照中西文化遭遇中的新问题，更要能创造性地“转化”不同思想，以成现代之“用”。

【注释】

[1]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页。

[2]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页。

[3]唐君毅：《诺斯罗圃论东西文化之遇合》，见唐君毅：《哲学概论》(下)，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726页。

[4]唐君毅：《哲学总论》，见唐君毅：《哲学概论》(上)，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50—51页。

[5]唐君毅：《哲学总论》，见唐君毅：《哲学概论》(上)，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205页。

[6]唐君毅：《哲学总论》，见唐君毅：《哲学概论》(上)，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204页。

[7]唐君毅：《二十世纪西洋哲学之一般的特质》，见唐君毅：《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415—416页。

[8]唐君毅：《论中西哲学问题之不同》，见唐君毅：《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73—416页。

[9]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197页。

[10]唐君毅：《中国文化之创造》，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页。

[11]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页。

[12]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自序第5页。

[13]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4]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5]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页。

[1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

[17]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18]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19]唐君毅：《人生之体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20]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21]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22]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23]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24]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自序第5页。

[25]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

[26]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

[27]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3页。

[28]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3页。

[29]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30]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页。

[31]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页。

[32]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9页。

[33]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9页。

[34]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9页。

[35]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83页。

[36]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83页。

[37]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自序第7页。

[38]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见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1、24页。

[39]涂尔干：《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见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40]涂尔干：《现时代的宗教情感》，见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41]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见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页。

[42]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53页。

[43]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87页。

[44]唐君毅：《人生之体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45]唐君毅：《人生之体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46]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53页。

[47]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7页。

[48]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页。

[49]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268页。

[50]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29页。

[51]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52]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页。

[53]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页。

[54]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267页。

[55]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见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页。

[56]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见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页。

[57]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53页。

[58]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57—58页。

[59]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478页。

[60]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见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页。

[61]唐君毅：《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页。

[62]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页。

[63]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页。

[64]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76页。

[65]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0页。

[66]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74页。

[67]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页。

[68]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76页。

[69]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76—777页。

[70]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77页。

[71]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页。

[72]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页。

[73]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445—446页。

[74]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444—445页。

[75]唐君毅：《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页。

[76]唐君毅：《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页。

[77]唐君毅：《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267页。

[78]唐君毅：《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

[79]唐君毅：《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页。

[80]唐君毅：《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页。

[81]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530页。

[82]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530页。

[83]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539页。

[84]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538页。

[85]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541页。

[86]唐君毅：《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页。

[87]唐君毅：《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见张祥浩主编：《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

[88]曾昭旭：《唐君毅先生之生平与志业》，见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局1989年版，第322页。

[89]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页。

[90]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91]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页。

[92]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页。

[93]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307页。

[94]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

[95]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

[96]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自序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97]唐君毅：《人生之体验》(导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

[98]唐君毅：《哲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552页。

[99]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

[100]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

[101]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102]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0页。

[103]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420页。

[104]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

[105]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页。

[106]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411页。

[107]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5页。

[108]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2—413页。

[109]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110]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

[111]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112]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

[113]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页。

[114]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

[115]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116]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1页。

[117]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台湾：正中书局1988年版，第258—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