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儒家在生态资源中的作用

五、在生态资源的保护手段上，儒家既强调教化的功能，又注重法律的作用

涉及如何保护生态资源时，儒家十分重视生态伦理道德的社会教化功用，“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荀子·富国》）。据传黄帝时期就曾教导百姓要按“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史记·五帝本纪》）。要求依时植树造林，种植五谷蔬食，适时采猎，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另一方面，儒家又不排除用法律的手段来约制人们的行为，“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礼记·礼运》）。因此，重视用教化的功能与法律的手段来保护生态，就构成了儒家生态意识的又一特色。

首先，儒家重视对“圣王”行为的生态作用的评价，并以此作为社会价值取舍的导向。“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也。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无他也，好生故也。”（《孔子家语·好生》）这是从正面颂扬舜的行为。但舜也有破坏生态的不良举措，《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因此，《左传》昭公五年（前5 37年）记载说：“火焚山，山败”。

其次，儒家又以“利”导之于民，说明保护生态是获取丰厚的财富回报不可或缺的条件。儒家认为，要获得更多的财富，必须要像对待万物之灵的“人”一样待之于一切生物：“君者，善群也。君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认为只有包括爱护生态资源在内的“君道当”，才能“相食养者，不可胜数”（《荀子》之《王制》、《富国》）。在农业文明时代，限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加之以自然灾害的掣肘作用，儒家对社会的发展始终存有忧患之心，即为《孟子》所载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儒家又认为，只要以“仁”等道德伦理观念约束人们的不当行为，做到“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鰌鳣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人与自然共生同存，协调发展，使人欲和物产“两者相持而长”，那么，将来的财货一定会“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荀子》之《礼论》、《富国》）。

再次，儒家十分注意用伦理道德的教育手段来保护生态资源。儒家伦理道德范畴，如孝、礼、义等等，都含有十分丰富的生态伦理内容，起着对人们进行生态保护的宣传教育作用。如儒家认为，孝有大、中、小三种表现形式，“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何谓不匮？“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也就是说，要向包括各种生态资源在内的万物普施惠举，使之皆备，做到诸如“林木不可胜用”、“百姓有余材”，这就是不匮；而乱杀、乱伐等不当之举，势必导致资源匮竭，自然就是不“孝”：“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其他如礼之“理万物者也”（《礼记》之《祭义》、《礼器》）、义之“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和“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荀子·强国》），以及“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礼记·乐记》）等等，无不在实践中很好地起着对人们进行生态资源保护的教化作用。

复次，儒家主张用刑罚作为教化的补充，以强硬的手段限制人们的不当生态行为。儒家注意到，一方面，人有饮食等基本生存之需，“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非相》）；另一方面，人又有仁义之心，这就是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之心。《大学问》曰：

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怜悯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王阳明全集·大学问》）

但人“体不得利不能安”（《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在利益的驱动之下，有人常将仁义道德忘却，不顾一切地追求物质利益，“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王阳明全集·大学问》）。因此，需要有比礼仪道德更强硬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这种手段就是法律。否则，“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只有“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才会“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之《富国》、《性恶》）。如在保护山川泽渊时，儒家主张在生态职官——虞——的指导下，“以时禁发”，违者处以刑罚：“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礼记·月令》）。尤其是对破坏后果极其严重的乱垦滥伐行为，愈益要绳之以严法：“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次之，辟草莱、任土地次之”（《孟子·离娄上》）。辟草莱、任土地是指辟田垦种的使用土地行为，古时处“善战”、连诸侯者以死刑，而《孟子》主张将任意伐木垦草辟殖的土地利用之举处以仅次于前二者的刑罚，足见其以法律保护生态资源的态度是多么的严肃和坚决。

《伐崇令》中也留有此一方面的记载：“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死无赦”。这与《孟子》的主张如出一辙。在儒家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历史上甚至出现了保护生态资源的专门法律^[27]。

最后，在礼与法的具体权衡方面，礼具有“绝恶于未萌”的超前性，起到法律所无法起到的预防作用，“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因此，在“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大戴礼记·礼察》）观念的支配下，在礼、法之间，儒家更注重礼的事前社会教化功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