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證校勘學

三、佐證校勘學

由於竹簡帛書鈔寫時代非常久遠，所以，對某些現存古籍來説，譬如《周易》、《老子》、《尉繚子》及《孫子》等，竹簡本及帛書本的出土，無疑的立刻成爲最古舊的一種版本了。這些最古舊的版本，除了小部分明顯的錯字之外，對校勘學來説，都有着莫大的價值和貢獻。

清代從事校勘學的學者們，每以宋本爲瑰寶，宋本不足的，乃據唐、宋古注、類書加以補足，從而解決古籍許多校勘上的問題。民國初年，敦煌寫卷重現人間，學者們看到比唐宋古注、類書所徵引的更加完整的唐寫本，譬如《老子》的敦煌寫卷即有六十種之多^[17]，對於古籍的校勘，無形中又增加一批更寶貴的資料，也解決了一些清人所没法解決的問題。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竹簡帛書，比敦煌寫卷要早上七八百年，是我們到目前爲止所能看到的一種最古舊的版本了，那麽，它們在校勘學上所能解決的問題，應該比前二者更多和更廣了。

因爲篇幅的關係，有關這個問題，只能擧出一些犖犖大者的例子來討論。

一、糾正古籍之錯字奪句

（一）《尉繚子·兵談篇》云：“量土地肥墝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

《尉繚子》此文“建城稱地，以城稱人”，義頗難通。竹簡本作“……□墝而立邑建城。以城稱地，以地稱……”，可證今本“稱地”之上脱去“以城”二字，遂將“建城”二字屬下爲句，讀作“量土地肥墝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又改“以地稱人”作“以城稱人”，義遂難通矣。今簡本出土，可知此文當作“量土地肥墝而立邑、建城。以地稱人，以人稱粟”^[18]

（二）《老子》第二章云：“故有无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老子》此節文義非常通暢，不應該有錯字奪句之懷疑。然而，帛書《老子》“前後相隨”下句有“恆也”二字，可證此二字之脱奪，爲時已甚早。有此二字，不但使這段文字自成一個小節，而且也可以説明上述那些現象都是宇宙永恆的大道理；二字之可貴，於此可見^[19]。

（三）《老子》第七十四章云：“若民恆且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民恆且畏死，而爲奇者，吾孰得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

敦煌庚本、景福本及索紞本最後一句均作“常有司殺者”，少動詞“殺”字。“常有司殺者”到底作何解？與上文有何關係？一直到今天，尚無法圓滿地講通。檢帛書，原來“常有司殺者”上，還有“若民恆且必畏死”一句七字，“若民恆且必畏死”與上文“若民恆且不畏死”“若民恆且畏死”相儷，都是假設的話語，語氣也一節比一節加重。脱奪此句，“常有司殺者”語義未完，後人乃於句末加一個動詞“殺”字，以掩飾其脱奪的痕跡^[20]。

（四）《戰國策·趙策》云：“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而臣衰，……”

鮑彪注説：“久不見，宜得罪，今自寬，而求見。”金正煒説：“恕，疑當作‘怨’；言以病足，久不得見，私以爲恨也。”兩家對於‘恕’字的解説雖有不同，不過，對於‘恕’‘怨’的原因，都歸諸“久不得見”之上。帛書作“竊自□老輿，恐玉體之有所郄也”，“輿”爲語助詞，缺文當是“恕”字，有“老輿”二字。此觸龍衰其老，推而及太后之老也；觸龍老而自寬，恐太后老而自苦也。戰國策奪“老輿”二字，遂生歧説^[21]。

又帛書無“臣”字；“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衰；竊憐愛之”，數句皆對舒祺而發；謂其年少不肖，體又衰弱，故私心愛憐之也。若作“而臣衰”，則所憐愛者除舒祺外，亦憐愛自己；焉有是理哉！

二、糾正古籍之錯讀誤分

（一）《老子》第三十九章説：“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貫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

這段文字一共分三節，第一節和第二節行文相呼應，非常契合，因此，歷來學者對本章的分節都没異議。到了劉師培，他認爲第二節最後一句“貴高”和第一節最後一句“貞”不相應，所以，他認爲“貴”是“貞”字之錯，“高”爲衍文，如此的話，上下二節“貞”字就互相應和了。

實際上，帛書“貴高”非但没錯，“高”上還多一“以”字，作“侯王無以貴、以高，將恐蹙”；根據筆者的淺見，這段文字應該節分如下：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侯王無以貴、以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第一節談天、地、神、谷、萬物及侯王，第二節談天、地、神、谷及萬物，獨不及侯王；侯王的事太多，所以，單獨於第三節來討論。另一方面，第三節首句提出“貴”“高”，第二節第三句即就此而論之，亦前後相應^[22]。重新句讀節分之後，本章文脈就非常的清楚。

（二）《老子》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无。”第四十一章：“上士聞道而勤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道隱无名。夫唯道善貸且善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歷來學者對這三章的次第，向來都無異議。帛書甲本無今本四十一章的文字；乙本有，却在四十章之前。今本四十章所論者爲宇宙本體的道；萬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无即道之本體。四十二章所論者也是道；道生有、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因此，今本四十章及四十二章的文字，極可能就如帛書乙本一樣，没有四十一章的間隔，而成爲一章的^[23]。今本都把四十一章插入中間，文義隔絶，又誤分一章爲二章矣。

三、解決古籍難通之文句

（一）《孫子·九變篇》云：“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絶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孫子明明説是“九變”，應該只有九件事才是；然而，圯地、衢地、絶地、圍地、死地、塗、軍、城、地及君，却是十件事！歷來注疏家無法解釋得通，經文“知用兵矣”下，杜佑説：“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李荃注：“謂上之九事也。”賈林注：“九變，上九事。”梅堯臣注：“達九地之勢，變而爲利也。”明明是十事，歷來注疏家却言九事。

銀雀山出土《孫子》佚文有《四變》一文，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這個難通的句子。《四變》云：

徐（塗）之所不由者，曰：淺入則前事不信，深入則後利不椄（接）……

軍之所不擊者，曰：兩軍交和而合，計吾力足以破其軍，獾（權）其奬……

城之所不攻者，曰：計吾力足以拔之，拔之而不及利于前，得之而後弗……

地之所不争者，曰：山谷水□无能生者，□□□而□□……虚。

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變者，則弗行也。

細讀這段文字，可知孫子是以“君令不行”來總結前文，只要違背上述塗、軍、城及地四事，即使國君有所命令，也不聽從，易而言之，所謂四變，是不包括“君令不行”的。根據這個道理，《九變篇》“君命有所不受”也應該是句總結的話語；少了這麽一句話，從“圯地”至“地有所不争”正好是九事，和下文“通於九變”的意思正好相符合。從杜佑到梅堯臣，全都説錯了。宋代何延錫在注裏説：“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圯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熟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争，亦不受也。”何説極是^[24]。

（二）《史記·秦本紀》云：“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衰絰，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

據《秦本紀》，秦昭王卒於五十六年秋，子孝文王在他卒的同一年十月即行即位；即位後第三日，孝文王不幸又逝世；所以，太史公特意詳記即位和逝世之干支。

《史記·年表》秦昭王卒於五十六年，次年出“孝文王元年”，又次年出“莊襄王元年”；據此，孝文王至少在位一年；這一年，或許是昭王五十六年秋至次年的十月，或許是次年（即昭王五十七年）元年至同年的十月，所以，年表才出“孝文王元年”一欄。

《秦本紀》和《年表》的説法是有差異的。據本紀，孝文王之即位和崩卒似乎就發生在昭王五十六年，根本没跨越第二年；據年表，孝文王似乎是第二年十月才崩卒，所以，年表才出“元年”。

這兩個説法到底那一個正確呢？梁玉繩《志疑》曾折衷此二説，云：“則此所謂‘子孝文王立’者，正嗣子之位也。昭襄卒于庚戌秋，喪葬之事皆畢斯數月中，《紀》不言既殯正繼體之禮，秦省之而不行也。所謂‘孝文王元年’者，正改元之位也。所謂‘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者，正踐祚之位也。是年歲在辛亥，三年之喪廢，胡孝文期年便除，而因以知昭王之卒，必在秋九月。”梁氏認爲，昭王卒於五十六年（庚戌）秋，孝文王發喪行禮，明年（辛亥）十月即位，三日而薨。梁説若可從，秦自五十六年秋至次年十月，豈不是没有國君嗎？

雲夢睡虎地《大事記》的出土，對於此一疑難之處，給了很圓滿的解決，《大事紀》云：“五十六年後九月，昭死。”所謂“後九月”，即次年之九月；原來昭王是卒於五十七年九月，而不是五十六年九月。昭王五十七年九月卒，孝文王立刻即位，改元元年，時在十月己亥；所以，史家們以昭王五十七年爲孝文王元年。孝文王即位只三天，就駕崩了。《史記·年表》限於體例，無法把這件事表達出來；《秦本紀》“五十六年後秋”又譌作“五十六年秋”，孝文王即位年代卒隱晦不清^[25]。

四、解決古籍聚訟多時之文句

（一）《老子》三十一章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關於“佳”字的解説，自河上公以下，無慮十多家，有的解釋爲“善”“美好”，有的解釋爲“作”等等。帛書作“夫兵者，不祥之器”，根本就没有“佳”字；大概古本《老子》一本作“夫兵者”，一本作“隹兵者”，“夫”與“隹”皆虚字助辭（隹，今作“惟”），其後“隹”改作“佳”，鈔者乃合爲“夫佳兵者”，於是，這句話就糾纏了千多年而無法圓滿講通^[26]。從帛書的立場來看，這個“隹”字是衍文。

（二）《老子》七十九章云：“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

高亨認爲古時尚右，此文“左契”當作“右契”；聖人拿着自己所應當保留的右契，不向對方索債。高亨發現三十一章“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明明老子書是以“左”爲貴，他怎麽把此文的“左”改爲“右”呢？這不是和老子書其他文字相反了嗎？高亨解釋説：“蓋《老子》作成之時代以左爲貴。”

蔣錫昌認爲“左契”不誤，他認爲立契之後，聖人保存了自己所當保存的右契，又把應當交給對方的左契留下來，兩契都自己保留，表示永遠不向對方索報。如果蔣氏的説法被接受的話，我們不禁要問：兩契都在聖人的手上，那麽彼此還有什麽立契的關係呢？

《老子》這兩句文字的講法，争訟的人相當多，上面只擧出完全相反的兩家。檢證帛書，此文“左”字未誤；又考《左》桓公八年《傳》云：“楚人尚左。”可知楚人以左爲尊貴，孔子説過：“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袵矣！”荆楚自稱蠻人，尚左是蠻人的制度；老子乃楚人，所謂“聖人執左契”，那不是很合理嗎？三十一章且云：“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正是尚左制度之反映^[27]。

上面所擧四項，都是竹簡帛書對於勘古籍的貢獻，小焉一個字的糾正，大焉整個句子的補充，都無不顯示出七十年代出土竹簡帛書對於古籍的助益。校勘方面的例子非常多，本文只選録一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