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发展环境分析

第六章　外资主导下产业集群创新模式的转化路径

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环境持续恶化的宏观背景下，长三角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产业集群发展举步维艰。为此，必须转变长三角外资主导型集群的创新模式，推动集群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变，突破外资企业在技术创新与价值链环节上的纵向控制，从而使本地集群摆脱创新乏力、升级受阻、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境。本章分别以苏州笔记本集群、杭州软件业集群、上海微电子集群为例，探索不同外部约束条件下本地集群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变的实现路径。

第一节　长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发展环境分析

一、国内环境分析

（一）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

当前我国制造业集群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成本增加，劳动力短缺等问题。表6-1为2002～201 1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从表中可以看出2011年制造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002年的3倍，工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2%，高于GDP增长率。沿海区域工资水平上涨更为显著，我国东南沿海从1998年到2010年十年间平均工资的变化，六省的年平均工资增长率都在11%以上，考虑到沿海区域工资基数较高，年均两位数的工资增长率使长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成本优势受到更大挑战。

表6-1　2002～2011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年平均工资　单位：元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www.stats.gov.cn。

表6-2　1997～2011年东南沿海六省市平均工资　单位：元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www.stats.gov.cn。

（二）土地和其他资源要素的价格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以优惠的土地和资源政策来保证沿海地区的发展，为了大力发展经济，保证沿海地区集群的发展，沿海的各省市均大规模圈地，以相当低的价格出让给相关企业，致使这些地区的储备用地迅速被消耗光，这样的结果就是可征用的土地大幅度的减少。对于一些与沿海地区生产相关的资源要素，采取保证供应的方式，且价格被一定程度控制，但当各个地区发展变快的时候，就会与沿海地区企业争夺资源要素，使得价格在市场的作用下变高。近年来沿海地区出现的“电荒”、“煤荒”正是这种情况的表现。由土地和其他资源的现状可知，沿海地区集群企业正在失去很多方面资源的优势，使得企业在提升技术能力加大难度。

（三）国内竞争市场加剧，市场萎缩

除了产权外，市场是另一种实施费用低、效率高的激励机制，市场的竞争对企业的行为有着巨大的激励作用。市场的激励机制告诉我们，面对生存和淘汰死亡的选择，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不断创新，而且需要相对完善的企业竞争环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内市场的不断对外开放，国内产品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的竞争会引入专利保护解决“搭便车”的问题，淘汰一些处于低端制造且没有创新能力的企业，高效率的企业代替低效率的企业，这对于创新来说是有着很大的帮助。但是结合我国沿海产业集群，部分产业已经进行着恶性竞争，过度的竞争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当一个产业集群进入成熟期时，企业会采取大规模生产，企业间的竞争开始加剧，过度的竞争也开始出现，这时的企业会更多地考虑同集群内的企业的竞争，通过挖取人才，抄袭技术等，这些对于集群技术升级是不利的。因此在竞争市场环境的治理过程中，要求完善维护市场竞争的动态机制。

（四）政策环境

政策一直以来引导着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随着这么多年来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战略的调整，国家渐渐将原先对于沿海地区企业的优惠进行了调整。例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的并轨对于那些外资主导的沿海产业集群都有着很大的影响。政策的环境变化影响着集群企业生存，也就对于集群技术升级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国际环境分析

（一）贸易摩擦加剧

伴随着中国国际贸易地位日益提高和出口竞争力逐步增强的是不断遭遇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与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更给中国的外贸出口带来严峻挑战。以广州为例，2010年广州外贸企业遭遇22起外贸摩擦，数量同比增长120%，这些摩擦呈现数量多、涉案金额大、涉及领域广等特点，涉及总金额合计高达1.1亿美元（许留芳，2011）。另据世贸组织统计，自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反倾销立案中涉及中国产品的调查案件占总数的1/7左右。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目前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反倾销案件针对中国（《中国工商时报》，2011年3月3日）。针对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部分技术型的壁垒是可以督促我国沿海地区企业加快科技步伐，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有利于集群内技术的升级，但大多数的贸易摩擦严重削弱了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利于我国产品的出口和企业的发展，为集群技术创新带来消极的影响。

（二）人民币升值加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币汇率成为事实上的盯住美元制度，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人民币汇率制度存在的问题日益暴露，人民币汇率面临内部外部的升值压力，在2005年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从此进入了升值的通道。从2005年开始至今人民币已经累计升值29%。人民币的升值对我国出口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本研究主要讨论对于集群技术创新的影响，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对于技术和经验引进成本的降低，有些以外国半成品为原材料的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这对于加快我国纺织产业集群技术升级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另外，人民币升值后促使国内企业努力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对于原来只依靠低价作为竞争力的企业，升值后如提价，可能失去市场；不提价，可能增加亏损。因此，只能提高生产率和科技含量，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强竞争力。

综合上述国内外环境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沿海地区产业集群企业的成本优势已经逐步消失，面临的消费市场也在萎缩，而在这一过程中，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逐步的开放，已经有取代我国一些产业集群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把握产业集群的升级，使之走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让企业不是仅仅依靠低成本或只做简单的代工，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节　长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创新模式转化的动力分析

一、基于差别化的创新领先战略内部驱动力

内部驱动力是指长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出于本身资源特征及发展战略而实施创新领先战略的内部动因，可以分为推力和拉力两种。

（一）推力

推力即必然性，指长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以价格竞争为特征的成本优先战略已不适应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变化，要求企业要转变竞争战略，实现由成本优先战略向创新优先战略的转变。

首先，自主创新能力的匮乏导致价值链的低端锁定。以突出的成本优势吸引外资，并以代工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已成为长三角区域促进产业升级加速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战略工具。从短期来看，这种基于成本领先的企业发展战略为企业带来了大量订单，并使长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得以借助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价值链体系迅速打开国际市场，扩大市场份额。但这种基于成本领先的集群发展战略主要通过学习与模仿实现产品更新与技术进步，本地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未得到有效提升。通过学习和模仿实现技术进步可以使本地企业收到获得创新收益而不必承担创新成本地的效果，但长期的模仿势必降低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并使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进而带来价值流失、风险增大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其次，对跨国公司的过度依赖使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长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通过代工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后，通常会形成以跨国公司为核心，众多长三角本土企业围绕核心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和服务的基本生产结构。这种生产结构虽然为本土企业学习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这种协作关系是以本地企业在技术、财务、产品等方面对跨国公司的依赖为特征的，本地企业灵活性和创新性不强，容易形成中小企业的过度专业化和僵化，一旦集群面临市场和技术变革压力，群内企业很难通过技术转型而存活下去。比如，20世纪90年代珠三角形成了大量以台资企业为核心的IT制造业集群，然而，随着近年来市场环境的变化，大量台资企业集体迁往智力环境和区域条件更为优越的长三角地区，致使广东福建等多处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三，对价格战的过度偏好将破坏集群的整体声誉和区域品牌。区域品牌是指产业区位成为品牌的象征，如法国的香水、意大利的时装、瑞士的手表、西湖的龙井茶叶等。区域品牌是产业集群建立营销渠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载体，将使每个企业都受益。恶性价格战不仅会影响集群产品的整体形象，而还常常会引发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等败德行为，最终将集群企业长期努力建立起的区域品牌毁于一旦，使消费者转向其他产品。比如，近两年我国长三角区域出口至欧美的产品屡遭制裁，其中固然有欧美国家不满于中国崛起而进行的恶意报复，同时，部分产品片面强调价格优势而使产品质量下降、信誉受损的情况也是不争的事实。

（二）拉力

拉力即可行性，指长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实现由成本领先向创新领先转变的可行性，由以下几种因素构成。

首先，对本土市场的熟悉为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实施创新领先战略提供充分的市场机会。根据Henderson和Clark（1990）的研究，创新可划分为四个层次：激进创新（产品的元件和建构都发生变化）、渐进创新（元件和建构都没有根本变化）、模块创新（元件改变而建构不变）和建构创新（元件不变而建构变化）。以元件技术变革为基础的激进创新、渐进创新、模块创新往往需要科学知识密集型的材料技术和复杂专用设备的生产工艺，因而给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创新设置了壁垒，而建构技术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把元件整合为一个产品系统的概念和能力，要求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和居民消费特点作出更快更准确的反应，所以为技术后发实施赶超战略提供了可能性。近年来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消费者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相较于外资企业而言，本地集群企业对于国内消费水平、市场需求特征、购买心理、价值观与审美观的了解与把握上具有天然的优势。本地企业如果能对本土市场和本土用户的需要作出快速迅捷的反应，同样可建立基于本土市场的创新优势。比如，中国的VCD产品创新之所以能够实现，就是因为本土企业根据中国市场的需求特点形成自主的产品概念，然后以建构技术借用并整合发达国家企业的核心元件技术，设计并制造出一种全新的产品。

其次，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趋势改善本土创新环境。企业创新能力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其内部的知识积累与要素禀赋，其合作伙伴甚至于竞争对手知识结构的优劣、技术水平的高低、创新意识的强弱也是影响其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硅谷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著名的创新中心，正是由于当地集聚着众多世界知名的高科技企业，进而产生了良好的创新文化与创新氛围。近年来，随着在华跨国公司逐渐由资源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众多知名的跨国公司开始逐步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也正在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展研发活动的聚集地。据统计，截至2010年7月，各类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了457家研发中心，其中不乏微软、通用、福特、杜邦、可口可乐、联合利华等世界知名企业（李建新、刘静，2010）。跨国公司研发的本土化势必为长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带来更多的创新资源和高素质的研发队伍，企业间的竞争激励效应、人员流动效应、知识共享与技术扩散效应都会大大提升当地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技术水平。

第三，本土优势品牌企业的示范效应。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优胜劣汰，其中也逐步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民族企业，这些企业在逐步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模仿学习和自主创新，逐步形成自身的核心技术和自有品牌，并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比如，一直坚持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的联想近年来牢牢占据着中国本土PC市场的绝对领先地位，这不仅让行业内的跨国竞争对手难以超越，同时也为联想走国际化的道路提供了最稳定的大本营。

二、基于差别化的创新领先战略外部驱动力

外部驱动力指长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实现创新领先战略的外部动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价值链的创新传导效应。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长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主要为跨国公司提供加工装配和外围零配件生产，属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不高，低成本的价格战是其参与市场竞争的基本竞争战略。然而，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品的不断升级，将会对长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推动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提升其创新能力。以长三角PC制造业为例，本土厂商基本上都是组装和零配件厂商，PC最重要的硬件——芯片来自英特尔等厂商，基础操作软件则来自于微软。当英特尔和微软等主导厂商实现芯片等核心零件升级时，为保证最终产品质量，必然要求配套厂商相应地提升创新能力和工艺流程，以提供优质的产品。

其次，跨国公司间的竞争激励效应。当前，全球500强公司中的绝大部分都已经在中国开展业务，并将中国作为其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和最有潜力的市场。众多跨国公司抢滩中国市场不仅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可以选择的产品，更使跨国公司丧失了一枝独大的市场垄断地位，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这就要求跨国公司提供更为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使跨国公司对本土供应商的选择和要求更为苛刻，进而对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必然选择。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加剧，欧美等世界主流经济体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直接影响到我国长三角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的订单。在世界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宏观背景下，那些产品质量不过关，主要以模仿为主的企业必然被市场淘汰，而那些坚持自主创新、拥有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创立自主品牌的中小企业，在面对冲击时，则表现出较强的应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比如，在2009年珠三角出现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中，倒闭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出口型的纺织服装、五金塑料、电子产品、陶瓷建材等传统型、低技术、高耗能行业，而一些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表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其中，广东惠州纳伟仕（视听）科技有限公司长期坚持产品创新，当业内同行们都在遭遇订单下降的不景气时，该公司当年的订单比上一年同期却激增了2到3倍，未来两年的协议订单额也达5亿元（陈冀，2010）。

第三节　外资主导下产业集群创新模式转化的一般路径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网络具有动态演化的特征，通常经历纵向一体化、纵向互动、纵横双向互动、网络互动四个不同的阶段（Christina Boari，2001）。价值链的不同演化阶段有不同的网络关系和治理模式，导致产生不同的知识转移效应。要获得最优的创新收益，企业必须根据价值链演化阶段选择适宜的创新模式。

1.纵向一体化阶段——以生产制造为导向的模仿创新领先战略

所谓纵向一体化是指在本土代工企业成长的初期，外资企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扩大社会关系网络，它们会在自己无法完成生产任务时，将一些操作简单的业务分包给本土中小企业，由于子公司的主要创新资源来自母公司，依靠跨国公司内部网络获得，因此，MNE子公司与母公司联系较强，与本地企业联系较弱，在本地的知识外溢与技术扩散效应不明显，如图3- 1所示。在纵向一体化阶段，由于外资企业寻找本地供应商的目的主要在于降低成本，本地代工企业应以突出的成本优势战略嵌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网络，才能为以后的模仿学习与技术升级创造必要的条件。如韩国三星得以为美国通用公司代工生产微波炉、如台湾宏基能够为IBM等世界品牌代工生产IT硬件等，都源于其突破的价格优势和成本优先战略，并为其日后自主创新与品牌塑造奠定坚实的基础。

图6-1　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创新模式

2.纵向互动阶段——以市场开拓为导向的模仿创新领先战略

所谓纵向互动阶段是指重复性的业务分包活动使得外资企业与本地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变得较为稳定，合作和信任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彼此的依赖性不断增强，最终形成外资企业与本地供应商的互动合作关系。在纵向互动阶段，为建立稳定的生产网络并确保产品质量，外资企业开始提供有关市场变化趋势、现有客户需求、发展战略以及相关技术培训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并开始将比较复杂的业务有计划地分包给供给商，使本土企业可以获得更多学习与模仿的机会。同时，本土企业为了获得长期而稳定的订单，则增加改进产品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的投资，从而改善其自身对于先进技术消化、学习、吸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外资企业知识外溢与技术扩散效应，使本土代工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得以跟随外资企业实现升级换代。由于此时本地代工企业尚未成长起来，对自主创新的过多投入往往会引起外资企业的警惕与防范心理，甚至引发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品牌冲突，从而使本土企业失去代工机会。因此，这一阶段应以模仿创新作为主要战略。

3.纵横双向互动阶段——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自主创新战略

所谓纵横双向互动阶段是指随着本土代工企业生产能力的增强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大多数外资企业改变原来的发展战略，将自身的核心能力定位在设计和装配方面，外购绝大多数的产品零部件，本地一级供应商开始向二级供应商进行业务分包，本地供应商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加强，本地组织基础更为稳固。此时，本地供应商不再是外资企业的被动行为者（passivedoers），而是新产品开发的战略伙伴（strategemassociate）。为更好地捕捉本地市场需求的变化，外资企业开始将部分研发环节转移到东道国子公司，对合作者进行人员培训、联合研发、技术交流等战略性投资，并利用本土研发人员对区域市场需求、消费习惯、兴趣偏好等本土化市场的熟悉与了解，与本土企业联合开发更加适合本土市场的产品，这样就使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研发成为可能。因此，在此阶段，本土企业应利用其本土化的优势，积极寻求与外资企业合作研发的机会，并利用其熟悉相关制度规则的优势，在专利申报、品牌注册等方面争取主动地位。

4.网络互动阶段——以品牌培育为导向的自主创新战略

所谓网络互动阶段是指随着本地一级供应商的技术与管理能力不断提高，外资企业可以只关注自己所认定的战略性能力，从而为本地一级供应商实现向研发和信息中心转变提供了机会。在网络互动阶段，本地一级供应商一方面与国际代工客户保持密切而稳定的合作关系，逐渐成长为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产品配件或最终产品的生产专家，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帮助本地二级供应商发展技术和提供市场信息等任务，重复性的分包活动使本地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变得较为稳定，彼此依赖性增强，合作和信任关系逐渐建立，从而使整个经济自运行系统的功能逐渐得到增强，同时也使本地一级供应商的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对伙伴识别与培育能力，以及对区域性生产网络的设计与控制能力等得到显著的提升，从而为本地一级供应商向自主创新战略转变奠定必要的技术及物质基础。此时，具有较大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本地一级供应商通常不愿意嵌入由外资企业控制的网络层级关系，而希望通过自主创新获得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进而向价值链高端环节跃进，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因此，当本地集群演进进入网络互动阶段，处于区域核心地位的一级供应商应以自主创新和自创品牌为其战略导向。

第四节　长三角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创新模式转化的典型案例

在贸易摩擦持续增多、国内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长三角外资主导型集群建立在低成本基础上的价格竞争优势正在逐渐丧失，部分集群企业开始向更具成本优势的中西部地区转移，但也有部分企业将发展战略定位于通过自主投资研发，通过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创新模式的逐步转换，最终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本章选择上海微电子集群、苏州笔记本集群和杭州软件业集群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从以上三个区域集群的对比来看，上海微电子集群的成功转型得益于其对技术创新的大力培育，通过对本土创新能力的培育以及国内龙头企业的不断引入推动集群创新模式逐步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化，因此，我们称为技术主导型的创新模式转化路径。杭州软件业集群创新模式的转型是在市场驱动下实现的，从区域性的专业化市场到全球化市场的不断拓展，推动杭州软件业不断进行技术改进，并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实现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转变。因此，我们称之为市场主导型的创新模式转化路径。苏州笔记本集群是由台资笔记本企业的群体性转移实现的，并最终形成了以台资整机厂商为核心，台资企业为二级供应商以及本地企业为外围三级供应商的生产群落。由于苏州笔记本集群的创新活动主要围绕满足台资整机厂商的生产制造要求展开，因此，我们称之为生产主导型的创新转化模式。以上3个案例发展过程表现出来的转型路径、动力和阶段性特征各不相同，符合Yin（2003）所说的“典型案例要使研究过程清晰可见”的特征要求。

一、生产主导型集群创新模式转化路径——以苏州笔记本产业集群为例

（一）苏州笔记本产业集群概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使台湾笔记本企业经营环境恶化、毛利迅速降低。为解决这一问题，台湾代工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移至大陆，形成“台湾设计，大陆生产，当地组装”的营运模式。2006年，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企业中，已有广达、仁宝、伦飞、蓝天、明基、华硕、志合、大同、全友等九家落户苏州，不仅带来了原来在台湾的供应商，也带动了本地一大批生产配套型企业的兴建，逐步形成以台资笔记本系统厂商为中心、大量专业化分工协作配套企业、关联企业和下游企业的笔记本产业集群。截至2007年，苏州市规模以上工业笔记本计算机的产量超过3 922万台，比2006年增长17.1%，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笔记本计算机产量的45.2%，不仅是苏州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吉丹俊，2009）。

近年来，尽管苏州已形成了完善的笔记本生产体系，台资企业的研发设计环节仍保留在台湾岛内，并通过对品牌、设计、研发环节的控制实现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因此，苏州笔记本集群的产品更新与技术进步主要依赖台湾本土系统厂商通过其全球化体系的层层传导来实现，即通过“台湾研发层——苏州台资企业生产制造层——苏州本土企业外部零配件供应层”的层层传递来实现的。这个以台湾系统厂商为核心的生产网络由三个主体圈层构成，即以台湾系统厂商为核心的研发设计圈层、以台资整机厂商为核心的生产制造圈、以本地企业和台商共有的外部零配件供应圈层。

表6-3　苏州高新区笔记本企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苏州高新区官方网站相关资料整理。

表6-4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笔记本企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苏州高新区官方网站相关资料整理。

表6-5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笔记本电脑企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苏州高新区官方网站相关资料整理。

（二）生产主导型创新转化模式的实现路径

首先，以廉价成本优势吸引外资嵌入全球化生产体系。在台资纷纷迁往大陆的宏观环境下，苏州凭借自身经济基础、地理优势、人力资源优势以及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台资企业。1993年，第一家台资笔记本电脑企业明基落户苏州高新区，同时也来了其在台湾的14家配套企业。由于零部件供应商的存在，又吸引了华硕等大型笔记本电脑厂商的进驻，同时也吸引了部分本土配套企业的兴建。初步形成了以明基、华硕为系统厂商，以明硕、瑞中、国巨等关键零部件供应商，以毅通、富华达、久尹等标准零部件供应商的200多家台资企业集聚的笔记本电脑企业集聚区（吉丹俊，2009）。由于台资笔记本电脑企业在移至苏州之前主要集中在台湾新竹科技园区。企业间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生产体系和信任关系，再加上台资企业间共同的文化背景、社会规范、行为准则，使台资企业间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生产网络体系。苏州本地企业难以接触到台资笔记本企业网络中的核心知识，使本地企业只能获得有限的知识外溢。

其次，通过低成本价格战进入台资供货商体系，初步获得学习与模仿的机会。随着台资企业在大陆投资规模的扩大，同时长期的生产合作和生活中也提高了台资企业对苏州本地企业的信任程度和认可程度。尽管这些企业研发及核心零部件的生产仍集中在台资商圈内。但是，出于降低运输成本和提高市场反应能力的考虑，许多生产厂商开始建设“当地”的供应商和下包商网络，以使其商品链的跨地域延伸不仅获得当地的低成本优势，同时还可以实现组织上的灵活性和对市场需求反应的快捷性。为此，苏州台资笔记本整机厂商采取竞争式采购策略来吸引更多的供货商，通过供应商间的激烈竞争来确保产品质量并降低成本。通常情况下，台资厂商每项供应产品维持二到三家供货商，引入供货商之间的价格竞争，而不依赖某一家供货商作为其主要供应来源，甚至淘汰部分无法在成本上降低的台商供货商。这项策略为苏州当地企业进入台资笔记本电脑集群提供了机会，苏州当地企业低成本的价格战初步嵌入台资供货商体系，获得学习与模仿的机会。

第三，构建完善的生产配套体系，形成根植性的地方产业集群，逐步提升本地创新能力。进入2000年以来，经过几年的发展，苏州已逐步形成以高新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吴江经济开发区为核心的IT制造业生产基地。其中，苏州高新区于2001年被批准建设国内首家国家级环保高新技术产业园，已吸引上千家外资企业入驻，并在IT制造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聚。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引进了台湾6大电脑整机生产商、围绕这6大电脑整机生产商的近1 000家台资笔记本电脑零部件的配套企业和近百家苏州当地企业。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形成了一条以亚旭电子、大同电子、华宇电脑等3家笔记本整机企业为核心，大同、中华映管、泰金宝等为零部件供应商的相互配套、组合较为完整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链。以昆山为例，自2004年生产液晶面板龙头企业——龙腾光电入园后，一大批上下游配套厂商纷纷跟进。目前已形成生产背光模组、偏光板、彩色滤光片、IC驱动的完整产业链。随着2007 年9月第一批手提电脑液晶显示面板正式下线，手提电脑基本实现了百分之百“昆山造”。

尽管苏州已成为国内甚至世界著名的笔记本生产基地，但生产的核心环节仍在台资笔记本企业内完成。苏州本地企业的创新能力仍有待提高，尤其是大量中小企业缺乏创新及人脉方面的优势，纷纷通过降低产品价格的方法参与竞争。对价格策略的过度偏好使当地企业利润屡受挤压，严重影响企业研发的投入和技术创新资源的积累，久而久之，当地企业就失去了研发动力，自愿停留在低技术状态，形成低技术锁定。

（三）生产主导型创新转化模式的特征

首先，集群创新的目标在于改进生产制造能力。

苏州笔记本集群是由台资笔记本企业的群体性转移实现的，其目的在于降低台湾笔记本的生产成本，避免台湾要素价格上升所导致的台资企业毛利下降，因此，企业创新活动主要围绕满足台资整机厂商提出的生产制造要求展开。一是台资整机厂商为保证产品质量普遍实施了认证制度，只有进入其认证体系才能拿到订单，从而要求当地供应商更新技术设备、改进生产工艺。二是台资整机厂商通过零库存的方式降低成本避免市场风险，这就要求当地供应商具有弹性而灵活的生产能力，也对供应商的生产工艺提出更高的要求。总之，苏州笔记本集群仍继续“台湾接单，大陆生产”的运营模式。苏州当地笔记本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制造，本地供应商的创新活动也围绕这一目标展开。

其次，台湾本土系统厂商控制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环节。

台湾本土的系统厂商将显示器、键盘、扫描仪等外围设备生产转移至大陆，逐步在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环节建立起竞争优势。比如处于领头羊地位的宏碁、明碁、大众电脑等台湾企业将其OEM制造环节移至大陆后，开始ODM生产，进入电脑系统设计的领域，参与到产品的设计中，并通过国际代工客户的密切联系与互动不断提高其技术能力，通过产品设计、质量控制、工程工艺创新来实现对价值链高环节的控制，逐步创立自己的品牌。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台湾本地企业的盈利能力，台湾本土的系统厂商还通过前向融合进入客户服务来增进其制造服务的价值。比如台湾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分包商Quata，为其客户在“按订单定制”协议中提供“台湾直接运输”（TaiWan Direct Ship，TDS）服务。

第三，产品及设备更新通过台资核心企业的圈层式传导实现。

苏州笔记本集群形成了以台资整机厂商为核心，台资企业为二级供应商以及本地企业为外围三级供应商的生产群落。苏州台资企业及本地企业主要为仁宝、伟创、明基、华硕等台资核心企业提供堆配件，因此，其产品及技术更新均围绕处于生产群落的核心大企业展开。为确保产品质量，台资企业通过质量辅导和技术协助等方式加强零部件质量的事前控制。对当地企业而言，台商客户提供的现场技术指导，是其学习台商技术的重要渠道，非常有利于实现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本地供应商也开始密切关注核心企业的技术及产品要求，为提高自身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改进产品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进行投资。从技术传导的过程来看，具有明显的圈层式扩张的特征。即以台资企业为主的核心技术圈层和包括苏州本地企业的外围技术圈层。

第四，模仿创新是本地企业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

苏州笔记本集群是典型的卫星平台式产业集群，即核心研发环节在台湾，苏州本地形成以台资大企业为核心的生产制造群落。作为供应商的笔记本零配件企业数量众多、普遍规模较小、人力资本素质较差、无法独自进行研发活动，这一点上，苏州本地企业的表现尤其明显。此外，作为供应商，当地中小型零配件企业的产品标准和技术要求均由核心大企业设定，这也要求零配件企业必须跟随大企业的产品更新实现技术进步。因此，当地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主要通过模仿学习来实现。一是核心企业为保证产品质量提供的技术支持与培训活动。二是竞争激励效应，即竞争性不断增强的市场环境迫使本地供应商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三是台资企业在本地雇用了大量的本地劳动力，通过台资企业的示范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对苏州本地企业的发展转型和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苏州当地笔记本企业起步晚、技术能力差、规模较小等原因，难以通过核心厂商的认证制度，无法进入到核心厂商的供应商体系，只能作为三级供应商为进入到核心厂商供应商体系的二级供应商提供服务，因而影响了其技术学习与模仿的机会。

以上分析说明，苏州笔记本集群是利用本地的成本及区位优势，吸引台资笔记本系统厂商而形成的地方集群。从集群创新来看，尽管部分本地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但模仿创新仍是本地集群实现产品更新与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总体看来，苏州笔记本集群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其庞大的生产能力和完善的生产配套体系，因此，其创新模式的选择与演进主要是为当地集群的生产制造服务。随着本地品牌厂商的成长，会逐步过渡到自主创新，但目前还远未达到这一阶段。因此，当前集群仍以模仿创新为主。

二、市场主导型集群创新模式转化路径——以杭州软件业集群为例①

（一）杭州软件业集群简介

软件产业是杭州市近几年来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它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于9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具体表现为软件企业的数量、规模、效益、实力等均有显著提高，软件业集群也迅速崛起。2008年集群内拥有以网新、信雅达、恒生等为代表的软件企业超过1 100家，软件从业人员3.3万名；经认定的软件企业500多家，占杭州市总数的90%以上。通过CMM/CMMI认证的52家（CMM5级2家、CMM4级1家），12家企业进入全国软件企业百强，11家企业列入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总数列北京、上海之后，排名第三。中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SUPCON”和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HANDSOME”入选浙江省著名商标，5家企业荣获杭州市“自主创新优秀企业”称号。集群中的恒生电子、信雅达、新利软件、新中大、爱科电脑、浙大网新、浙大中控等企业已成为全国某些行业和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优秀软件企业。

近年来，杭州软件业企业迅速发展，当地优越的生活环境和人文环境也吸引诸多著名外资企业，与知名跨国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了集群的发展。基地在与Intel（中国）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基础上，同Intel亚太研发中心确定了“建立Intel（浙江）软件创新服务中心”的合作内容。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拥有300余名员工的TCS杭州全球研发中心、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内地的第17个研发中心、国内最大手机软件开发商德信无线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与高通公司共同投资3 500万美元设立的德信软件（中国）有限公司相继落户软件基地，加快了移动通信业嵌入式软件的发展进程，有力提升了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能力。

表6-6　杭州高新区国家级、省级（部分）企业研发中心

资料来源：杭州市高新区政府经济发展局提供。

（二）市场主导型创新转化模式的实现路径

杭州软件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过程很好地体现了市场主导型创新的一些共有特征，即与客户互动较多、技术反馈线路较长、业务分包较少、企业横向联系不密切，等等。本研究以该集群中某个典型应用软件产品柜面系统为例，对其开发过程进行剖析，试图揭示杭州软件产业集群市场主导型创新模式的实现机制。

柜面系统是杭州软件产业集群中一个典型的应用类证券软件产品，随着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产品创新经历了四代演变。下面通过分析研究柜面系统四代演变来剖析该集群市场主导型创新模式的形成机制①。

第一代产品（1993～1994年）：因为柜面系统属于应用类软件产品，需要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进行定制研发和生产，并根据客户的意见反馈进行程序调整、修改。因此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与客户合作交流非常重要。由于对本地市场和客户需要的熟识与了解，使杭州本地软件企业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1993年，新利公司以Novell公司的Netware操作系统和Btrive数据库为基础软件，与浙江省工商银行科技部进行合作开发，研制出第一代柜面系统，并通过与券商的积极合作与交流迅速打开市场。新利公司研发的第一代柜面系统主要依赖本地创新资源通过自主创新完成的，但新利公司的创新过程主要通过客户的互动完成，缺乏和包括同行企业及供应商的沟通与合作。因此，这种创新模式是典型的线性过程式创新。

第二代产品（1995～1996年）：由于第一代产品采用的Btrive数据库小、关联度较差，系统不稳定，新利公司的衍生企业恒生公司在第一代产品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设计和修改，开发了具有统一数据库，统一字段，具备电话委托功能，且参数定义更加详细，操作也更为简单的第二代柜面系统。与第一代产品类似，公司创新过程仍然停留在与客户合作开发的层面上，由于第一阶段的技术积累，产品功能得到了很大的完善。

第三代产品：1997年证券市场行情日趋高涨，股民不断增多，业务量迅速增长，原来的系统日益受到挑战，同时上游供应商也不断开发出新的操作系统。为此，恒生率先采用了微软的SQL数据库和NT操作系统，在新的平台软件基础上与哈尔滨证券公司合作开发出了第三代柜面系统。为确证系统的稳定性，恒生公司和微软公司建立优质服务伙伴关系，微软直接为恒生公司提供技术服务支持。可见，在第三代产品开发过程中，公司不仅继续保持了和客户的频繁互动，同时也加强了与供应商（微软、哈尔滨证券公司）的联系与合作，初步建立了较好的网络开发意识，加快了集群内外部知识流动的速度，从而大大提升了企业的技术能力。

第四代产品：1998年以来为适应证监会关于统一操作系统，数据库和操作员分离等方面的要求，新利与恒生共同开发了第四代产品。采用大系统集成的多重备份，三层的数据传输结构，在安全、监控、成本、绩效考核、业务操作等方面的功能都有了很大提高。第四代产品的技术能力虽有显著提高，但新利和恒生在技术创新过程仍主要停留在上下游客户和供应商的互动与合作，本地企业的横向联系和合作仍很少开展，创新过程仍以线性过程为主。

（三）市场主导型创新转化模式的特征

首先，创新活动主要由市场驱动。从杭州软件业集群的创新活动来看，与本地客户的频繁互动和对当地市场的了解是杭州软件业集群的主要竞争优势。杭州软件企业主要是在购买国外基础软件和数据库的基础上开发适应本地市场需求的应用类软件产品。其产品本身对技术要求并不高，但由于此类应用型软件需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生产，因此，是否了解客户需求，以及能否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及时调整与修改，就成为决定企业优势的关键因素。杭州软件企业正是由于具备这方面的优势，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其次，自主创新是本地企业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杭州市软件企业将国外的基础软件和数据库作为应用软件的系统开发平台，其研发主要利用企业自身资源，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产品更新与技术进步。虽然在合作过程中，杭州市本地软件企业通过培训、讲座、合作建立项目组等形式学习国外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但都局限在基础软件维护和管理经验的学习上，对于应用类软件的开发与管理都由企业自主研发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因此，自主创新是杭州市软件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

第三，外资企业的外溢效应主要通过人员集聚效应实现。尽管近年来TCS杭州全球研发中心、摩托罗拉研发中心、德信软件（中国）有限公司相继落户软件基地。但这些软件企业与杭州本地软件企业并无直接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它们只是利用杭州市的人文和生活环境。其在杭州的软件研发中心也是作为其全球化生产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外资企业研发中心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通过人才集聚和人员流动效应来实现。

第四，创新过程具有典型的线性过程特征。杭州软件产业集群创新过程更多的还是一个线性的创新过程模式，虽然在创新过程中也体现集群网络化创新的一些特征，但集群还仅处于一种集而不群的状态，没有通过真正发展新的合作伙伴（特别是本地企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等）来拓宽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思路，以达到优化创新过程，进而提升技术能力的目的，远没有形成软件企业的生态群落，具有典型的线性过程创新特征。

以上分析说明，杭州软件业集群主要由本地企业构成，虽有大量外资企业，但大多是利用杭州的人才和环境优势，将杭州作为其全球研发体系的一个环节，与杭州本土企业的关联并不密切。就集群创新模式来看，杭州本土企业主要利用其与区域市场的了解及当地的人脉关系，在购买基础数据库的基础上，根据本地企业需要进行定制生产。尽管操作系统和基础数据库是购买外资企业产品，但应用软件的开发维护都由企业自已完成，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杭州软件业集群是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进步的。

三、技术主导型集群创新模式转化路径——以上海lCT集群为例

（一）上海金桥ICT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金桥出口加工区（下称“金桥开发区”）是1990年经国家批准成立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浦东新区北部，总规划面积27.38平方公里，分为北区和南区两部分。从诞生开始，金桥开发区就聚焦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先进制造业，经过20年的培育与发展，已成为中国和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2009年，金桥开发区工业总产值1 672亿元，销售收入2 450亿元，上缴税收160亿元，吸纳就业人口超过15万人。尤其是目前发展势头强劲的ICT产业，已呈现出“上海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产业链条最全、龙头企业最强”的四大特点。2009年，金桥ICT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564.9亿元，占浦东新区的34%，约占上海市的10%；实现营业收入856.25亿元，同比增长12.3%，成为上海市三大工业园区中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ICT产业集群。

（二）技术主导型创新转化模式的实现路径

首先，通过吸引跨国公司研发中心提升集群创新能力。为把金桥建设成国家级ICT创新基地和中国“无线之都”，金桥开发区坚持以“立足上海、推动长三角、辐射全国”为发展理念，以创建世界一流ICT产业集群为发展目标，积极引进国际知名跨国公司的研究中心，推动金桥加工制造业逐步由“制造”向“智造”转变。至2009年，阿尔卡特朗讯、惠普等54家“全球500强”企业在金桥投资了87个项目。柯达、贝尔、惠普、通用、日立等一批知名企业都实现了金桥先进制造业发展模式由“制造”到“智造”的转型，不少企业已成为行业核心技术的主导者和行业标准的制订者。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的合资合作，在金桥形成电子信息、现代家电等主导产业，成为上海先进制造的重要支柱和产业基地。当前，金桥开发区集聚了众多ICT领域龙头企业，2009年规模以上企业45家，亿元以上产值的企业22家。其中在通信设备领域，2009年上海市销售额过亿元的前16家企业中，有7家来自金桥开发区，上海贝尔更是唯一一家销售额过百亿元的企业，并先后带动了3 000多家中小企业进入TD产业链。

其次，通过完善产业链构建完整的集群创新体系。随着诸多知名大企业进驻金桥开发区，金桥ICT产业集群迅速成长起来，并成为主导国家ICT技术的研发制造中心。但由于金桥开发区成立之初主要引进的是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知名跨国公司，从而出了“大项目多，产业链短”的问题，集群创新体系不完善，影响了集群创新优势的发挥。为此，金桥开发区又实施了以“聚焦高端，打造高端”为出发点的“补链”工作，通过筛选有战略性、成长性和链接性的龙头项目，集中力量开展战略招商，积极促进产业链向两端延伸的态势，完善以龙头大企业为核心的集群创新体系。当前，金桥开发区已经形成从研发、制造到应用的完整集群，前端形成以“大唐上海产业园”、“上海华为产业园”为核心的研发集群，中端形成以上海贝尔、诺基亚西门子、华虹NEC、松下等离子、索尼等为核心的制造集群，终端形成以“中移动视频基地”、“中国电信视讯运营中心”为核心的多媒体及网络文化应用集群。从“通信芯片→系统解决方案及嵌入式软件→系统设备和终端制造→测试入网→内容提供商→运营商”的完整生态产业链已经形成，集聚上下游103家企业。

第三，吸引和培育国内龙头企业，提升本土创新能力。在外资主导的产业集群中，本土创新能力的匮乏和落后一直是制约集群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在长三角区域大量由外资驱动的集群中，尽管外资进驻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但本地创新能力的匮乏却终始制约着集群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为提升本地创新能力，从2008年以来，金桥开发区将招商引资的工作重点从吸引外资逐步转移到内外资并重的方向上来，并开始有计划地吸引国内ICT行业的龙头企业。近两年，随着国内ICT龙头企业的进驻，金桥ICT集群中的本地创新能力也有了显著提升。当前，金桥开发区汇聚了我国自主创新TD标准多家龙头企业，如大唐移动、联芯科技、上海华为、上海贝尔等企业，代表了我国自主创新TD- SCDMA、TD- LTE等核心技术和标准以及国际IMTAdvanced等无信通信技术的最高水平，大大提升了集群中本地创新能力，并开始成为主导全球ICT技术最新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

第四，通过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双引擎”驱动发展，确保集群创新能力的可持续成长。ICT技术不仅应用于通信、IT等产业，还可以向智能终端、电子商务、内容应用等方面延伸。因此，集群区域本地的需求和市场容量也是决定集群创新和集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金桥开发区在构筑当地ICT集群生产及创新体系之后，为确保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和集群创新能力的可持续成长，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金桥开发区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二次开发、再造金桥”的思路和目标，核心内容就是坚持先进制造业发达、跨国公司集聚、产业链和价值链向两端延伸的优势，针对存在的资源瓶颈制约、国际产业转移发展趋势和制造业内生性的发展要求，改变制造业“一枝独秀”的局面，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使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成为驱动金桥新一轮发展的“双引擎”，形成二元协调、融合发展的产业格局。当前，金桥开发区不仅吸引了电子、通信、汽车等先进制造业，而且已吸引生产性服务企业400多家，集聚了44家总部机构、87家研发机构、25家服务外包企业。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大量集聚为金桥ICT集群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三）技术主导型创新转化模式的特征

首先，当地政府在集群创新体系的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金桥ICT集群创新能力的形成是通过吸引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和国内ICT龙头企业逐步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当地政府的招商引资战略和经济扶持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方面，在ICT产业集群成长初期，当地政府就将金桥定位为“无线之都”，力求通过引进世界知名公司和国内龙头企业，使金桥ICT产业成为领导国内甚至于世界技术的领头羊。另一方面，当地政府不仅注重企业的引进，更加注重对引进企业的帮助与扶持。在引进国内外知名的ICT企业后，当地政府采取了多项积极措施推动入园企业积极创新。比如，对现有政策进行系统梳理、汇总并汇编成册，为企业“对号入座”申请各类项目提供便捷帮助；对上海贝尔、中国电信视讯运营中心等龙头企业、关键项目予以政策倾斜，等等。此外，为了推动多媒体网络文化基地建设，尽快形成手机视频产业群和集聚区，管委会、金桥集团公司会同新区各主管部门数次研究讨论，针对视频产业链的内容提供商、网络运营商等各类企业，制定了不同的财税扶持政策，并积极帮助企业争取市发展服务业引导资金，为企业运营提供了有力保障。

其次，跨国公司研发中心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源泉。上海作为总部经济的核心区域，集聚了大量的跨国公司总部。利用这一便利，金桥大力吸引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和国内龙头企业研发中心。到2009年，金桥开发区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近100家，各类研发机构96家，其中经国家、上海市和浦东新区认定的技术中心和研发机构42家；实现新产品产值966.98亿元，占园区工业总产值比重58%。大量研发机构的集聚也带来了大量的技术人才，截至2009年，开发区科研人员达1.63万人，约占园区从业人员的15%；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为67.65亿元，同比增长41.5%，其中R& D研发经费52.45亿元，占科技活动支出的78%。2005到2008年开发区授权发明专利数1 019个。由此可见，金桥ICT集群的创新能力主要由大企业的研发中心驱动。

第三，构建相对完善的集群创新体系。为把金桥建设成“无线之都”，金桥开发区先是腾出空间，引导企业将全球顶尖的三大研发机构进行整合，加大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开发。为鼓励标准制定与科技研发同步，当地政府帮助上海贝尔申请各种专项资金，使其成为中国通信制造业知识产权与标准的重要制定者。再是将其战略合作伙伴，如大唐布局在周边，推动核心技术的快速产业化。现在，上海贝尔已成功走出了一条转型之路，其低端制造已实现外包，年度研发投入占到销售额的10%以上，从原单一制造商全面转型为致力于“全球研发中心、全球采购与物流中心、面向全球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中心”等五大中心的技术与服务提供商。

以上分析说明，上海金桥ICT集群主要由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和国内龙头企业构成，在技术创新方面表现出较强的优势。就集群创新模式来看，金桥ICT集群仍然以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为创新的源泉，近年来国内龙头企业的进驻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集群创新体系，主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进步。

四、三种创新模式转化路径的比较分析

表6-7 长三角典型区域性集群创新模式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一）基于企业层面的分析

前面的实证分析表明，集群中本地企业研发能力和生产制造能力是决定集群创新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其中，企业研发能力对集群自主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制造能力对集群模仿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本地集群成员研发能力强，则倾向于自主创新，反之则倾向于模仿创新。

苏州当地笔记本配套企业中大部分是规模较小的中小型企业，普遍研发能力弱，人员素质低，且由于长期实施低成本的价格战略，难以积累研发必备的资金，因此，只有通过模仿创新实现技术进步。其核心能力主要体现在灵活的加工制造能力，目标市场则以为整机厂商提供代工服务为主。总体来看，苏州笔记本集群是依赖台资整机厂商获得创新资源和创新信息，并通过模仿创新实现技术进步的。

就杭州本地软件企业来看，虽然本地软件业规模并不大，但不少企业是由浙江大学教授创办，比如兰德科技、浙大中控、中程兴达、恒生、西软等均由浙大教授创办，依托浙大的人才及研发能力，使浙江本地软件业从产生之初就构建了高素质的研发团队，具备了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此外，由于软件业开发所必需的基础软件可以通过购买获得，这也使浙江本地软件业可以避免对基础软件业的过度投入，将现有资源集中在应用软件的开发上，从而迅速打开应用软件市场。因此，杭州软件业将目标市场定位于本地金融及证券企业，主要为其开发个性化的软件产品。其核心能力体现在针对本地市场需求的产品设计和开发方面，即利用了解当地企业需求和当地市场的优势，开发符合当地企业个性化要求的应用性软件。

上海ICT集群利用上海的区位优势在招商引资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通过吸引大中型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使金桥成为ICT行业技术领先者。比如，柯达、贝尔、惠普、通用、日立等一批知名企业都在金桥设立了研发中心。同时，大唐移动、联芯科技、上海华为、上海贝尔等代表了我国自主创新TDSCDMA、TD- LTE等核心技术的龙头企业也大量进驻，从而使金桥ICT集群的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说，这是金桥ICT集群选择自主创新的先决条件。因此，上海ICT企业将目标市场定位于海外市场，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内市场所占份额正迅速上升。其核心能力体现在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吸引国内外优秀企业占领ICT行业的技术高地，另一方面，也在市场开拓品牌塑造方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外资层面

外资对集群创新的影响是较为复杂的。外资战略、内外资企业关系，以及外资子公司的独立性等因素都会影响集群企业的创新选择。苏州笔记本集群的主要任务是为台资整机厂商提供配套服务，因此其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其强大的配套生产能力上，技术创新方面则主要以模仿创新为主。

首先，由于苏州当地以台资企业为主，与本地企业在文化传统、语言习惯等方面差异较小，在企业文化、工作方式等方面虽有一定差异，但相比欧美企业，这种差异也相对较小，因此，台资企业与苏州本地企业的认知程度较高，从而有利于本地企业选择模仿创新。其次，由于苏州当地台资企业主要是整机厂商，本地企业的主要任务是从事零配件生产的加工装配，研发任务则由台湾本土企业完成。因此相较于上海和杭州的大型跨国公司，当地台资企业的技术控制倾向相对较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苏州本地企业的模仿创新偏好。最后，由于台资企业向苏州的转移属于整体性迁移，整机厂商带来了大量的台资配套企业，形成了封闭式的台资生产网络，因此，台资企业与苏州本地企业的联系并不密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台资企业对苏州本地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

杭州软件业集群中的外资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旨在利用杭州人才优势及环境优势，在杭州设立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的海外软件企业。如摩托罗拉、阿尔卡特、美国富通、东信冠群、日本东星软件等世界知名软件企业早在2001年前后都分别进驻杭州软件业园。二是随着近年来杭州软件业集群的高速发展，杭州本地软件业出于打开国际市场以及改善管理水平等多方面需要，加快了与外资企业的合资合作进程，使杭州本地企业大多通过股权结构变化成为合资企业。一方面，知名海外软件业主要是为了利用杭州的人才及环境优势，其研发活动是其全球研发网络的一个结点，与本地软件业联系很少，其外溢效应也主要通过有限的人员流动来实现。另一方面，杭州本地企业虽然通过股权改造具有了外资背景，但研发活动仍然主要由本地研发团队完成，外资企业的外溢效应并不显著。此外，由于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在文化传统、语言习惯、企业文化、工作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距，不利于本地企业的模仿和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

上海集聚了大量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已经形成从研发、制造到应用的完整集群，前端形成以“大唐上海产业园”、“上海华为产业园”为核心的研发集群，中端形成以上海贝尔、诺基亚西门子、华虹NEC、松下等离子、索尼等为核心的制造集群，终端形成以“中移动视频基地”、“中国电信视讯运营中心”为核心的多媒体及网络文化应用集群。从“通信芯片→系统解决方案及嵌入式软件→系统设备和终端制造→测试入网→内容提供商→运营商”的完整生态产业链已经形成，集聚上下游103家企业。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互补的研发生产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地企业必须随着跨国公司的技术升级而逐步提升技术能力。

（三）集群层面

前文的实证分析表明，集群创新能力对集群企业创新模式选择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即集群区域科研院所和大学的密集度，及其与当地企业的关联程度是影响集群创新模式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集群创新能力的角度来看，苏州当地的创新资源并不突出，因此，这也是苏州本地企业偏好模仿创新的一个原因。此外，从苏州笔记本集群的情况来看，尽管台资笔记本的研发环节放在岛内，但笔记本电脑属于典型的高科技产品，其生产制造过程对技术有很高的要求。台资整机厂商要确保产品质量，就必须对供应商进行培训和检验，这就为苏州本地企业的模仿与学习提供了条件。

相比较而言，上海和杭州当地的创新资源比较突出，这也是上海ICT企业和杭州软件业选择自主创新的一个原因。杭州被列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后，浙大积极孵化培育了170多家科技企业，其中60%从事软件和IT行业，成为基地扩展区块的坚实基础。浙江大学还参与了基地公共服务与技术支撑平台的规划建设。潘云鹤、张森、陈纯、褚健等浙江大学著名教授分别担任了高新软件园建设的顾问和专家，为软件园的规划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上海也集聚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为当地企业输送了大量创新人才。从集群产品性质来看，尽管软件业是个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但杭州软件业通过购买操作系统和基础数据库，避免了软件开发中最难的一部分，而将研发资源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应用软件开发上，从而能够开发大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案例及数据资料除注明出处外，均由课题组调研获得。

此案例参考了魏江，朱海燕的论文”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过程模式演化及发展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6（12）：116—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