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具远见的实干家

时间：2022-08-19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素有“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常常提醒那些不想被社会淘汰的企业家，应该多思考未来，并以5年为期，去思考未来5年的世界，但也不要为更长远的未来打算，因为那样往往得不偿失。最终，母亲把胡应湘送进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这对胡应湘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之后，全力协助父亲经营家族业务。“文革”结束后，胡应湘第一时间回到内地，寻求发展。

素有“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常常提醒那些不想被社会淘汰的企业家，应该多思考未来，并以5年为期，去思考未来5年的世界，但也不要为更长远的未来打算，因为那样往往得不偿失。

而胡应湘却是一个喜欢为更长远的未来打算的人，这让他常常感到孤单，并饱受争议。广深高速在10年后才得到广东省政府领导的结论：“我们之间的争论，是先进与落后之争，你代表先进。”而他早在1983年就提出的港珠澳大桥构想，更在20多年后才得到共识。因此，他评价自己说：“我不是商人。”

创造亚洲之巅

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胡应湘，对自己最准确的定位是工程师，最大的爱好就是绘图并把图纸变成现实。

胡应湘1935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花县（现广州花都区）。父亲胡忠在他出生时，已享有“的士大王”的美誉。1941年香港沦陷，家族产业被没收后，胡忠自己留在香港，让家人陆续回到内地，祖国的多灾多难，也因此在胡应湘幼小的心里烙下了印记。

胡应湘说：“从小，数学就是我的强项。我对成为一名律师或者是作家等都不感兴趣，因为这些职业都要写很多字，说很多话。而数学就简单多了，答案只有‘正确’或者‘错误’。”这个强项为他日后学习工程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只有“正确”或者“错误”的思维，常常让他在关系复杂的商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甚至得罪很多人。“原则上，我从来不会妥协。”他说：“工程师最重要的是以最简单的办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因此，他说话办事，从来都是直来直去。

念完高中以后，胡应湘曾经有过不再上大学的想法。是母亲改变了他。“她说，你们年轻一代一定要读书，一定要读大学，我们家不管有钱还是没钱，若是要念书的话，多少钱都拿得起，这是她的概念。所以我们九兄弟姊妹都是念了大学的。”胡应湘回忆说。

最终，母亲把胡应湘送进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为有过不想读大学的“前科”，所以还专门安排同在美国的哥哥监督他好好学习。普林斯顿是个规模不大但却世界顶尖的大学，是世界精英的荟萃地，进去读书不太容易。因此，成绩平平的胡应湘，至今还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收我”。当时，他是普林斯顿唯一的香港学生。

普林斯顿有一个伟大的定位：“替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对胡应湘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那里，他依然不很注重书本知识，但却对美国发生的事情充满兴趣。每年暑假，都不回香港，“一到夏天就跑到美国各地的大型基建工地，在实践中学习。”虽然成绩常常是“C＋”。但却并不失望，在他看来：“‘＋’表示有潜力。”

大学毕业后，胡应湘放弃了在美国的机会，“一毕业就回香港，觉得学了那么多东西应该为香港发展做点贡献。”

1958年回到香港后，胡应湘先到香港私人及政府机构任职4年，获得“工程师”及“建筑师”资格。之后，全力协助父亲经营家族业务。其间，他建议父亲将家族生意由车队转向地产，并完成了一栋10层高的商品房项目。“这一笔投资使我获得了成倍的利润，但更重要的是使我从中获得了做房地产的经验。”

胡应湘认为自己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学以致用，发挥专长。他说：“我攻读的是土木工程，做的一定要与建筑或土木工程有关，要有相当的了解，才会成功。”为此，他先是在1962年创办了胡应湘则师楼，小试身手之后，又于1963年创办了合和建筑有限公司。

1969年，香港政府宣布兴建第一条海底隧道时，胡应湘断定湾仔及铜锣湾区为最具商业发展潜质的地区，于是选定湾仔区作为写字楼物业发展的目标，并于1969年年底开始搜集土地，成为区内拥有商业发展用地最多者。1972年，胡应湘组建“合和实业有限公司”并于同年8月成功上市，与长江实业、新鸿基、新世界、恒隆被合称为华资地产“五虎将”，在香港地产业崭露头角。

到1980年时，胡应湘已在香港推出总建筑面积20余万平方米的荃威花园，总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拥有5000个单位的德福花园以及66层著名建筑“合和中心”等多个大型地产和物业项目。

其中“合和中心”是胡应湘的代表作，也是当时亚洲最高的建筑，1980落成后的10年内，一直以亚洲之巅和香港的标志闻名世界，被作为香港都市的明信片。这座高达66层，圆筒形，具有独特建筑风格的大厦，因结构设计新颖巧妙而获得英国结构工程学会大奖。

“合和中心”总楼面面积约8万平方米，集写字楼、购物商场、停车场于同一建筑，并在62楼设有香港唯一的旋转餐厅。建设中， 胡应湘还最早引进了“滑模”施工技术，创造了3天建1层楼的纪录。

“合和中心”让世界认识了“工程师”胡应湘，从而合和实业下属的建筑公司及滑模工程公司以领先的“滑模”施工技术，在世界各地取得了大量的建筑合约，如大型烟囱、沉箱、仓库等。

如今，合和实业依然是香港著名的地产开发企业。近年来，公司更以“The East”打造品牌效应，包括合和中心、QRE Plaza和Garden East等著名商业地产项目，并启动了合和中心二期的建设，同时公司也在香港推出了“乐天峯”等著名楼盘，并且加大在内地的投入，发展了“合和”新城等大型住宅开发项目。

先天下之忧而忧

胡应湘是最早到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回到广州参加出口商品交易会，到北京、大连和上海参观考察，并出席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当时，他和内地的工程师合作兴建了香港规模最大的冻房，并在竣工时升起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文革”结束后，胡应湘第一时间回到内地，寻求发展。1977年10月，他应邀参加了北京的国庆观礼，并访问了西安、成都、重庆和武汉。一路上，他亲身感受到了举国上下的群情振奋，一种使命感也油然而生。带着这种使命感，胡应湘将事业的重心转向了内地。

内地刚刚改革开放，广州的一位官员就去香港和一些广东籍的实业家会谈，邀请他们到内地投资。会谈中，胡应湘提出“要从兴建高级酒店开始”的建议，并得到一起参会的李嘉诚、郭德胜、冯景禧、李兆基、郑裕彤先生的一致认同。之后，他们筹资10亿港币组建了新合成有限公司，并推举胡应湘为总经理，全权负责策划和建设。

1980年4月，新合成与广州市政府签订了合作兴建中国大酒店的合同。双方约定，由甲方（广州）免费提供土地，乙方（新合成）筹集资金建设，并以20年为期，期内由乙方独立经营，期满后全部财产在正常营业情况下移交甲方。由此，开创了BOT模式先例。广州中国大酒店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完全由外商投资和管理的企业。

1984年开业至今，中国大酒店一直是广州最好的高级酒店之一。并在早期，成为中国五星级酒店的样板，培养了大批酒店管理人才。胡应湘的远见思维、实干精神也赢得广泛赞誉，其工程师水准也得到肯定和褒奖，并荣获中国建设部最佳设计奖和国家建筑二等奖。同时，他还将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滑模”技术和设备，在酒店建成后，全部赠送给广东省。香港著名经济评论家张五常先生到酒店体察之后，积极宣称中国大酒店在中港合作事业中具有“瞩目的示范作用”。鉴于当时的情况，他说：“这酒店的投资者和主理建设的地产商们‘冲锋陷阵，奋不顾身’的行为，总给我一点‘爱国多于爱钱’的感觉。”

中国大酒店兴建期间，广州经常停电，影响施工。胡应湘因此与广州供电局协调。供电局向他保证没有问题的同时，也告诉他一个吓人的信息：整个广州的日供电只有1000万度。按此，一个中国大酒店每日15万度的用电就占到整个广州供电量的1.5%。同时，他也深刻体会到内地交通设施的落后。当时，广州和香港，一个往返就是一天的时间。这对于时间就是金钱的他们而言是不能接受的事情。

这些硬件上的严重不足，让胡应湘感到了潜在的危机，也让他为国家正在兴起的改革开放事业感到了隐忧。思前想后，胡应湘决定：停止计划中的地产和酒店的项目，改而投入到内地的电力和交通事业中，要为国家做点更有意义，也更迫切需要的事情。因为这两项都牵涉到大量的工程项目，而这正是他的强项，他感到自己责无旁贷。

决定一出，很多人提醒他，担心走上不归路。因为，能源和交通都是长期项目，不但投资巨大，而且回报期漫长，风险系数大。从短线看，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从长线计，又怕政策有变而致投资失利。但胡应湘从国家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念中，得到了信心和力量。

在电力和交通中，又以电力的形势最为严峻。于是，胡应湘选择从电力开始。第一个项目于1984年4月，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先生的提议下，落户在虎门镇的沙角。因为沙角已动工兴建了一座电厂，大家决定将已动工的称为A厂，而把胡应湘的计划称为B厂。

沙角B厂的兴建，胡应湘同样以BOT进行：“第一，我不要国家出资，只需保证购电；第二，我保证以最快速度建成，提前发电有奖，延误受罚；第三，我按当时深圳向香港购电的价格0.41元/度卖电，经营10年，然后电厂在机组高效、满发的状态无偿交给国家。”

计划得到批准后，胡应湘亲自绘图、设计，在厂址选择时，内地推平山下一块平地给他，但他坚持选择了山头，表面上看要开山便增加了难度，但开山后，机组坐落在基岩上，因基础施工容易而赢得大量工期。接着，他以无往不胜的“滑模技术”和率先打破国有员工体制，“多干多拿奖金”的方式，昼夜不停地施工，仅用22个月时间，就以世界最快速度完成了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

1987年4月22日，广东省副省长匡吉在沙角B电厂按动电钮，亮出四个大字：大放光明！因为当时正值九运会开幕前夕，时任副省长的叶选平也由衷地对胡应湘说：电来得正是时候。

按照国际惯例，沙角B电厂至少要4到5年才能建成。因此，从来没有建过电厂的胡应湘创造了世界电厂建设的新记录。其设计与建筑施工质量也让人大开眼界。1988年10月，沙角B电厂在全世界108个工程项目的激烈角逐之中，独家获得英国建筑业协会“1988年全英联邦最佳土木工程奖”。一位美国专家惊讶于此，他向胡应湘讨教：“这个发电厂为什么能这么快建成?”胡应湘答道：“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土木工程师建造的电厂。”

当时，沙角B电厂7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相当于广东省总装机容量的1/5；极大地缓解了广东当时面临的电力瓶颈。沙角B电厂由外资管理，引进了先进的管理模式，成为全国电力系统考察、学习的样板。到1999年合作期满，无偿将电厂交还国家时，经国内权威的专业机构对电厂进行测试，其电厂机组各项指标完好如初。

沙角B电厂在10年间累计发电457亿度，并以平均0.38元/度的价格售电422亿度，相应为广东省创造了4000多亿元的产值。2002年时，沙角B电厂向外转让了35%的权益，售价达14亿元人民币，按此计算，其资产升值在40亿元人民币以上。同时，作为国内第一个外资电厂，沙角B厂所采取的BOT模式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特许权经营的首批范例之一，成为后来者参考的榜样。

B电厂运行的过程中，胡应湘又累计投资155亿元兴建了总装机容量198万千瓦的沙角C电厂，而且，同样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

当沙角C电厂于1996年正式完工投产时，胡应湘在内地仅电力一项的总投资就高达199亿元人民币，其268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与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发电厂——葛洲坝电厂271.5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旗鼓相当。2005年，胡应湘又与深圳能源集团合作，取得兴建总装机120万千瓦的河源电厂项目。

最近几年，鉴于全球市场对洁净“可再生电力”之需求持续强劲，合和集团又积极地自行研发大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技术。为了部署兴建一座更大型的原型机组，集团在广东省阳江市已兴建一台新型试验性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并正对新型发电机进行测试及数据采集。由此，宣告集团继续紧跟时代，发展能源工业的信心。

因此，在胡应湘又赢得一个“电王”的桂冠，他也是当之无愧的。虽然，这与他在另一个项目的投资上相比，还稍逊风骚。

放眼长远未来

早在1979年，胡应湘就曾向时任国家领导人提议：“国家经济要腾飞，就必须优先发展三项硬件，即通讯、能源、交通。”

修建电厂，贡献能源建设的同时，胡应湘也在交通上努力作为。他说：“通讯我不懂，但高速公路我懂。”

胡应湘不但懂得高速公路的建设，更知道高速公路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曾亲眼看到，洲际高速公路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促进作用。

胡应湘预见深圳、广州一带经济将会高速发展，车流量一定会迅速增加。因此，他决定首先兴建广深高速公路。而且，一开始就要修6个车道。一位忠厚的工程师诚恳地对他说：“我们这里不比香港，我们的老百姓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你建6车道的高速公路有什么用？”胡应湘说：“我了解，香港也是这么发展过来的。”

胡应湘坚信“百闻不如一见”，每次有新东西带到内地，他都必然会选择一个办法：带大家出去看。“带着有关部门的官员到国外考察，回来后我提出修建广深珠、京津塘、沈大、沪杭四条高速公路的设想，还在给国家有关领导的报告中提出：‘必须彻底改革我国的运输模式，首先要大力发展运输量大的高速公路和水上运输。’”他回忆说。

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现实。但当时，他的提议显得有些不合适宜，被视为是“一纸天书”，而且，与当时强调的以铁路为主的交通运输方向很不相符。因此，其计划的实施经历了长达10余年的艰辛过程。1981年提出的事情，到1997年，全长122.8公里，总投资122亿元人民币的广深高速全线正式完工之际，胡应湘已是60花甲之人。

在所有项目中，胡应湘都坚持一步到位，做到世界水准。广深高速就是范例之一，不但在设计和质量上严格把关，他更坚持设置了最先进的计算机收费系统、交通监控系统、光纤通讯系统、全线照明系统、交通安全设施，以及至今仍属超前设施的全线双电源供电系统。

这样的规格，让广深高速成为中国高速公路史上的一座丰碑，并开启了中国真正的高速公路时代。当深圳和广州如胡应湘所预期的那样飞速发展之时，广深高速也成为广东省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命脉，为广东的腾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胡应湘当时所预测的：“我有一个愿望，希望珠江三角洲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成为继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之后经济上的一条新的小龙，前途光明。”已成为现实。

广深高速之后，胡应湘又先后兴建了全程102.4公里的顺德四路八桥、全程15.8公里的虎门大桥、全程31.5公里的105国道顺德段、全程38公里的广州东南西环高速公路、全程14.7公里的广珠西线（1期）高速公路。2003年8月，他还组建合和公路基建有限公司并在香港上市。2005年，合和公路基建又启动了珠三角西岸干道广珠西线II期，一条预计投资49亿元人民币，46公里长的高速公路，并已洽谈西线III期的项目，建成后，将构建出一条直接连接广州、顺德、中山及珠海之高速公路系统。到2005年年底，胡应湘已累计在内地兴建了371公里公路。同时还兴建了深圳火车站联检大楼与皇岗口岸边检综合检查站，为内地经济发展贡献了一条条通往光辉未来的黄金大道。

他数十年对公路基建的坚持也赢得了一致的认可。早在广深高速正式建成时，广东省政府领导就发出了“看起来，10年来我们之间的争论，是先进与落后之争，你代表先进”的感叹。回顾这数十年的努力，他有自豪、有欣慰，但也略有遗憾。他说：

“我的一些意见已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沈阳—大连高速公路建设时，我说要建6车道，否则会后悔；北京—天津修建高速公路时，我说要建8车道，否则会后悔。”

他遗憾的是，这些都被他言中，但却在很久以后才被认可。

胡应湘出席香港创业及私募投资协会的活动

实施高速公路计划的同时，胡应湘提出的另一个更长远的计划，则让不喜欢成为公众人物的他，成为焦点，甚至饱受争议。

一切缘于一个简单但大胆超前的设想。“有一次我去美国的弗吉利亚，看到位于弗吉利亚海岸北部的那座桥（Chesapeake Bay Bridge）。我当时就想，这真是一个工程学上的奇观，设计者真是一个天才。我说，这桥的跨度与香港到澳门的距离相当，水位也差不多，我们为什么不造一座？”有此想法后，胡应湘展开了调查论证。

当时，与香港在陆路上相连的深圳以至东莞一带，已逐渐成为外商投资设厂的热点。胡应湘预感到，未来深圳、东莞等地的劳动力成本必将上升，并将难以持续满足这种投资的需要。按照这个思路，他把目光投向从地缘上与香港接近，但因没有直接陆路连接，而一直发展相对滞后的珠海以及整个粤西地区，希望再找一个更大的腹地。

基于这种着眼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胸襟、大思维，1983年，胡应湘提出了兴建“内伶仃大桥”的构想，一座由珠海经淇澳岛、内伶仃岛直接到香港屯门的大桥，把香港与粤西间的天堑变为通途，为外商发掘和扩大更多劳动力低廉的投资区域。同时，也刺激粤西的经济发展，甚至带动内地西部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

胡应湘是最早意识到香港必将在经济上依托内地的远见者之一。1988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演讲。他说，香港与祖国大陆的经济，好比是由一条纽带带动的一只小轮和一只大轮。在国家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就像一只转速很高的前导轮；而内地经济一旦启动并高速转动时，将成为香港经济的强大驱动力的驱动轮。如果把这两只轮子联结起来，以小轮牵动大轮，以大轮推动小轮，这样一个结构所具备的既有高速度，又有后劲的互动的整体优势，将远胜于亚洲“四小龙”及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他当时说：“我之所以投资内地，就是要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建起连动大轮和小轮的纽带。”

按照这个比喻，“内伶仃大桥”正是香港通往内地另一条重要的基础纽带，是极具意义的事情。但当时的港英政府却因香港主权问题以及即将告别香港而对此颇为冷淡。政府之外，一些因大桥建成会损失既得利益的财团，也从各个层面发表反对声音，设置障碍。

“我一贯坚持，一个项目，只要符合人民需要，只要符合经济规律，就一定能获得支持，一定会成功。”面对争议和困难，胡应湘以苦行僧一样的执著坚持自己。他说：“150年前，法国工程师迪那西倡议兴建苏伊士运河时，曾遭遇重重困难，但因符合人民需要，终于建成，至今该运河已成为埃及外汇收益的最大项目。”

2001年，已为大桥奔走18年的胡应湘，对此前的方案作出调整，提出一个新的更加宏伟的计划——港珠澳大桥。并于2002年8月，提出集资150亿元港币，以民间私人资本落实计划的具体方案。

港珠澳大桥由香港大屿山直至珠海及澳门两地。胡应湘计划以一座“Y”字型大桥，把粤港澳三地连在一起，在珠三角地区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环形交通网。建成后，不但对香港、澳门及粤西地区有利，也可配合泛珠三角“9＋2”发展策略、西部开发及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发展策略的实施。

此时，珠三角、大珠三角以及泛珠三角经济区概念已相继得到共识和重视。已从黑发人谈到白发人的胡应湘也终于等到曙光。首先是资本市场的支持，有银行干脆提出一家包办全部的贷款业务。之后，香港、广东、澳门及中央政府也都先后表示了支持。

能够亲手设计和建设港珠澳大桥，一直是胡应湘最大的心愿。因为他对大桥有着太特殊的感情，他还给大桥取了一个特殊的名字：“123桥”，并将其解释为：“一国、两制、三地。”

对于自己20多年的坚持，胡应湘坦诚：“我名利皆有，何苦一直坚持建这座港珠澳大桥不可，如大桥计划能顺利落实，由动工到回本差不多要20年，到时我已经是90岁了，人是否在世也是个问题。”他说：“人不能老想自己，要为社会做点贡献。”

如今，胡应湘当年的远见已经成为现实。国家已经正式启动港珠澳大桥的修建计划，而他的前瞻与远见，又再次得到印证。

勇敢的中国人

胡应湘曾被多位国家领导人分别称赞为：“有胆略、有见识的企业家”“外资领头羊”以及“勇敢的中国人。”

很长时间内，胡应湘被视为成功投资中国大型基建的典型，他与合和集团也成为国外观察中国市场和政策的风向标之一。英国《投资分析》杂志干脆将“合和”称为世界上最大、最纯粹的以中国为投资对象的私营公司和受中国因素影响最大的公司。并告诉投资者：“如果你对中国有信心，你就买他的股票。”

至今，胡应湘仍是在中国内地投资最多的港商之一，总投资达到510亿元人民币之巨。这些投资90%以上都是长期的基础设施项目，而且大多是采用BOT模式进行。这意味着，他的这些投资在投入使用的10年或20年后，都将全部无偿转让给国家。而转让的这些资产，因为是基础设施，又都将在未来几十甚至几百年里，仍然发挥作用。

这些成就与胡应湘对祖国的热爱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他拥有爱国、报国的能力，而且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勇敢坚持下去。

他富有远见，被称为工程师中的梦想家，从来没有停止过规划未来。他注重实干，从未疏于对现实事务的操劳。他非常勇敢，有勇气去面对并化解各种艰难。他的远见都是基于两个因素而产生：一是对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客观认知，一是对社会需求和国家需求的把握。这让他既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在，再加上勇敢，他就可以在实现远见的路上勇往直前，就可以想到便去做到，而且做到超出期待的好。

作为“勇敢的中国人”，胡应湘不但敢做敢为，更敢做敢当。不但有中国人对中国的诚挚热爱，更有对中国人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发扬。他敢于肩负服务国家与社会的使命，也敢于付出，以承担和履行责任。在投资内地的过程中，他不但勇敢地面对项目本身的困难，更勇敢地拒绝诱惑，对于自己没有足够把握，或自认对国家与社会无益的项目，他也是勇敢地拒绝。

深圳特区刚刚建立不久时，某市长曾划出福田区24平方公里的土地交给胡应湘发展。当时国家对深圳的未来规划仅为70万人的规模，因此在讨论区划与发展规模时，与深圳市异议较大。胡应湘认为，如果改革开放成功，深圳的规划应该是700万人而不是70万。“我不能按照这个规划发展，将来后人骂我，于是我决定放弃。”后来，深圳的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见。但他也因此失去了坐拥福田24平方公里土地，成为世界地王的机会。1998年大连推出“双D港”发展计划，当时国际上高新技术之风猛刮。很多外商争先抢占这个专案。时任大连市市领导不放心交给“炒家”开发，到香港找到以说实话、干实事闻名的胡应湘。结果，得到一句大实话：“我若拿到您的项目，炒热自己的股票。那怎么对得起您。若干，我一定全力投入，为您做好。但我现在确实难以抽身。”同样实干的某市长对此大加盛赞，称胡应湘“正直、坦言、是君子”。

胡应湘还有一个不太被外界知道的秘密。早期，他可能是香港企业家中向银行借钱最多的人。建设沙角B电厂时，合和市值只有约10亿元，但投资高达46亿元。他去向三井、东芝两间厂商购买设备。“三井说从没见过这样的人，没有相关经验，又没代表过政府，便要建发电厂。东芝电机说，它们很需要这笔生意，可惜的是，我证明不了有这么多钱，公司的balance sheet（资产负债表）只有9亿元，却向他们购入20亿元的东西。他们怀疑我乱来，于是去地盘视察，发觉我们做得有板有眼，便决定接这笔生意。若工程烂尾，就当运气不好。”

结果，胡应湘倾尽所有财产，拿出3亿元从46间银行贷款33亿元建好了发电厂。不但创造了世界电厂建设的新记录，其3亿元资本贷款33亿元的“丰功伟绩”，也前无古人，至今后无来者。

由此，他还得出一套向银行贷款的经验：不但要有好的项目，还必须有好的员工。他说：“西洋镜一拆穿便一文不值，重要的元素其实是员工。”因为银行是要看你的毛收入能否抵消贷款，而这必须建在良好的团队之上。后来，胡应湘把这一理论应用到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他回忆当时向银行贷款的情形：“香港人要到广州喝茅台酒、吃饭，我喝下的茅台酒有5加仑之多，当然不是一晚之内。有个年纪较大、为人忠厚的工程师说，他们连单车也买不起，叫我别兴建公路。结果公路一启用，流量便达3.5万驾次。现在已多达26万驾次，日均收入超800万元。当时的投资高达120多亿元。合和的规模虽然已较大，但市值也只是30亿元。一间市值30亿元的公司竟然要借100多亿元！为什么我有这个胆量？因为我知道毛收入会很高。”

胡应湘说：“我的胆量还来自我信任一个人，就是JP Morgan，可惜我没有见过他，他在一九零几年就去世了，我是从书本上认识他的。JP Morgan非常富有，他教会我很多东西。曾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在股市赚大钱，他说，Always sell too soon（经常过早卖出）。另一句名言是you guys never go broke by making a profit（有钱赚的话，你就不会破产）。他认为要赚钱，就得either by provision of capital or provision of service （提供资金或是服务）。这句话是raw data（原始数据），我是工程师，喜欢想法子改良。我想为什么要either？why not provision of capital and provision of service？（为什么要两选一，为什么不可以既提供资金，又提供服务？）双管齐下不是更好吗？这正是我现在的做法。你看见有人缺电，但他没钱兴建发电厂，便让我来，亲自到地盘督工、策划，这就是provision of service（提供服务），更重要的是provision of capital（提供资金），要双管齐下，也要运用leverage（杠杆）原理。”

对这些借钱的故事，胡应湘以他一贯的幽默，尽量轻松诙谐的表达，但能借到这么多钱，与他敢做敢当，良好的商业信誉关系巨大。

广深高速公路建成的同时，合和实业集团在胡应湘的带领下迅速发展，于1991年到1995年间先后投资兴建了总建筑面积约8万平米的胡忠大厦、拥有1026个房间的悦来酒店，以及总楼面面积约17万平米的香港国际展贸中心。合和实业集团也成为香港上市公司前10强，胡应湘进入香港10大富豪之列，并将事业扩张向东南亚等地。

但很快，危机发生了。先是在泰国的项目因亚洲金融风暴及政策因素被终止。之后，在印尼投入巨资的项目也因亚洲金融风暴搁浅。在整个金融风暴期间，合和实业撇账高达13亿元美金。胡应湘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时，我的儿子刚刚从斯坦福大学念完MBA回来，我告诉他，现在是证明你到底是一个男孩，还是一个男子汉的时候了。哭是没有用的，我们痛定思痛，重新全身心投入工作，变卖了一些资产，开发一些大工程以获取利润，最后，我们终于挺过了那一段困难的日子。”

在这过程中，最令胡应湘感到欣慰的就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让任何一家银行失望，没有一家银行因为我们而受到损失。”如今，合和实业已经重获进入上升的轨道，以“利国益民、造福社会”的投资理念，并在内地及香港开辟新的项目。比如，在香港和内地发展了一系列大型资产项目。

在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与服务社群上，胡应湘也从来都不缺席。他曾担任亚太经合会商务委员及基建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国际财务公司顾问、香港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香港港口及航运局主席、香港物流发展局委员、香港物资流通协会（HKLA）荣誉赞助人、香港贸易发展局委员及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等职，至今担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等社会公职，并是广东、广西、厦门、秦皇岛等省市的经济顾问。

他还热心教育、慈善及社会福利事业，为香港、内地及母校都有大量捐款。其中，为国内捐款超过1亿元人民币。20世纪90年代，他为母校普林斯顿捐款1亿元美金，并在那里兴建了第一座中国人的纪念物——胡应湘堂，成为各路媒体的头条新闻。一些不了解其良苦用心的人甚至还因误认为他捐款给美国（其实是捐给母校）而发出怨声，乃至是骂声。

胡应湘说，捐款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出口市场是美国，我当年作为说客跟他们谈，希望帮助中国取得最优惠国待遇，所以捐了钱，替国家争取这个利益，同时，为华人及内地学生争取更多就读的机会。另一个就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教育获得了一点成功，不能就忘记了自己受教育的母校。这也是树立中国人的形象。正如报界说：‘胡应湘的巨额捐助，显示华人并非只知索取，亦有无私奉献。”

在商务之余，胡应湘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他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国家开发银行顾问、香港地产商会副会长、香港物流学会名誉赞助人、香港足球总会有限公司名誉副会长等社会公职，并且先后荣获香港理工大学、英国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英国爱丁堡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及香港城市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同时，他也是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香港运输物流学会及香港工程科学院资深会员及澳洲会计师公会名誉会员，并被委任为克罗地亚共和国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名誉领事。

杰出的商业成就以及社会贡献，令胡应湘获得社会高度肯定。他是美国新奥尔良市，中国广州市、佛山市、深圳市、广州顺德区、南海区、花都区，菲律宾奎松省的荣誉市民，并且先后于2011年获《大公报》联合两地证券业权威颁授中国证券金紫荆奖——最具影响力领袖；于2010获CNBC颁授第九届亚洲最佳企业领袖奖——终身成就奖；于2007获比利时国王HM Albert II颁授Officer de L'Ordre de la Couronne勋章；于2007获克罗地亚The Order of Croatian Danica with figure of Blaz Lorkovic勋章；于2004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获星岛报业集团选为2003年杰出领袖（商业／金融）；于2003获Asian Freight & Supply Chain Awards 选为Personality of the Year 2003；于1997获英女皇颁授圣米迦勒及圣乔治爵级司令勋章；于1996，同年还获美国Independent Energy 选为Industry All-Star， 1996获美国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选为杰出国际行政总裁，于1994获《商业周刊》选为“最佳企业家”之一，并获美国International Road Federation选为年度杰出人士；于1991获南华早报及敦豪选为年度杰出商业家，获香港《亚洲经济周刊》选为杰出“亚洲公司领袖”，于1985获比利时国王颁授Chevalier de L'ordre de la Couronne勋爵等诸多奖项。

胡应湘的夫人郭秀萍女士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性，不但为胡应湘的工作以及公益提供了很多理解和支持，也自己身体力行，担任诸多社会职务，如中国红十字协会香港分会负责人，经常深入灾区，了解灾情，协助赈灾。胡应湘常常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以太太做比喻。在记者访问他为什么赚钱的话题时，他就很幽默地找了一个原因：“可能是我的太太开销很厉害，我们已经结婚30年了，我们在一起很快乐。”幽默完以后，他又认真回答：“其实，我太太花钱并不是很厉害，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实际上她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如今，胡应湘的儿子胡文新已逐渐接过了领导合和实业的重任，胡应湘对儿子的表现很是满意，甚至是欣赏：“他同样毕业于普林斯顿，他的成绩比我好，他是优等生。”他自豪地说。

如今，39岁，持有史丹福大学颁授之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及普林斯顿大学颁授之机械及航天工程科学学位胡文新已经是香港新一代企业家的领袖级人物，自2001年6月及2002年1月起先后出任合和执行董事及营运总裁，并于2009年10月1日起调任为董事总经理以来，他的商业表现获得一致肯定。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选拔他为“全球青年领袖”，而2010年11月，他则荣获由香港董事学会颁发的“2010年度杰出董事奖”。此外，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于2011年6月颁予他“Asian Corporate Director Recognition Award”及于2012年3月选出他为“Asia’s Best CEO（Investor Relations）”之一。

随着胡文新的成长与成熟，胡应湘希望能慢慢从企业中退居下来，去更加单纯地继续他的工程师爱好，以及享受已经有50多年习惯的古典音乐洗礼，在图纸和乐声中去感悟莫扎特、巴赫的意境。但这也可能只是一个愿望而已。

同时，他还计划去专修一个历史学位。胡应湘说：“历史很重要，人会犯错误就是不明白以前的历史过程。”为了让美国人多了解中国历史，他还专门捐款在普林斯顿开设了中国历史课程。

回顾自己领导公司创业发展的经历，他这样总结自己的角色定位：“既可以像一名老船长那样，在舰桥上指导航程，也可以像普通水手那样在甲板上工作。”这就是他的风格，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