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¹⁾

2008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对于促进当今步履艰难的教育改革，是十分重要的。制约我国教育改革的瓶颈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甚至包括某些教育部门的领导人在内，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是一个盲点。所以，很有必要回顾和重新学习1985年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的决定》，从中明确教育改革的方向，以避免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再迷失方向。

教育改革应当从体制改革入手

我作为教育改革的参与者，见证了我国30年教育改革的经历。1985年5月15—20日，在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讨论准备颁发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和会议的主要精神至今记忆犹新。

我国教育改革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展开的。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3月，中央又颁布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随后，又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中央制定的第三个体制改革的重要文件，具有深远的意义。

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各部委主管教育的负责人，各省市部委教育司局长，教育部直属大学的校长，部分中小学和各类职业学校的校长，以及各有关方面的代表600多人。在开幕式上胡启立同志作了讲话，万里副总理于5月17日向会议代表作了长篇的讲话。万里副总理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发展教育和改革教育体制的迫切性，二是教育改革要从体制改革入手，三是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必须转变。邓小平于5月19日在闭幕式上作了讲话。他特别强调各级领导要重视教育工作。他说：“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²⁾

在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有三位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这是很少有的，说明中央对教育工作很重视，特别是表达了对教育体制改革的关注。由于中央的重视和与会代表的努力，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经过会议的讨论和修改，就《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草案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中央于5月27日，正式以中共中央的文件，批转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时隔仅仅一个星期，中央就批转了这个决定，说明中央对教育改革十分重视，显示出教育大干快上的喜人局面。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体现了中央对教育改革的精神，充分反映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愿望，是一个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央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文件特别强调：“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紧紧抓住了这一条，改革就不会迷失方向。”

在这个文件精神的指导下，广大知识分子解放了思想，积极地投入到了教育改革的大潮中去。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改革形势的确很好，真有“百花齐放”的气氛。那时，既有改革的代表人物，也有不同的改革典型经验，彼此互相学习和交流。例如，上海交通大学的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的试点，武汉大学的教学制度和校园文化改革，华中工学院的理工结合的改革，深圳大学的党政体制改革试点，在当时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大学的改革都是围绕着教育体制进行的，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探索，取得了可喜的经验。

自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整整30周年了。就教育改革而言，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1980年，大体上是3年时间。这个阶段主要的工作有：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恢复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确保招生的质量；制定新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恢复教学的系统性、逻辑性和严密性；加强实验室的建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编写新的教材，改进教学方法，等等。

第二个阶段是从1981—1988年，大体上是8年时间，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黄金时代。至今许多教学制度和管理办法，都是那时由各个大学通过改革试验而提出来的，如教学制度、人事制度、少年班、大学校长负责制、党政体制改革、后勤社会化等。

当时，武汉大学的教育改革备受国内教育界瞩目，这是因为我们走着与众不同的改革路子。我们为什么紧紧抓教学制度进行改革呢？教学制度也是教育体制问题，它既受教育体制的制约，反过来又会促进教育体制的改革。我们开展这些制度改革的理念有三点：第一，教学制度是为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服务的，因此，必须把教学制度的改革作为中心任务来抓。第二，独立、自由和民主是大学教育的精髓，没有自由民主的和宽松的校园文化，就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第三，应当尊重学生的志趣和选择权，允许学生自由听课，自由选择专业和系科，自由组织社团，自由进行课余科学研究。我十分欣赏和支持经济系一位中年教师的做法。他向学生宣布：“凡是选修我的课程者，可以实行‘三许三不许’：允许不来上课，但不允许迟到；如果对本人的讲授不感兴趣，允许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或作别的事，但不允许讲话；如果你实在困乏了，允许在课堂上睡觉，但不允许打鼾。”这个规定既幽默又耐人寻思，的确不愧为开明之举，因而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正由于我们采取了这些开明和宽松的政策，所以那时学生们学得生动活泼，涌现出了大批优秀人才，他们至今对那种学习生活仍难以忘怀。

第三个阶段，自1989—1991年，这个阶段是教育改革停滞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时期不仅没有前进，反而还倒退了，教育上“左”的思潮重新抬头。例如，大学毕业生要下乡锻炼，禁止出国留学，在国外的留学生的护照到期不给换发，派出几位“政治说教者”到国外说服和动员留学生回国，大学生社团取消了，政治学习时间增加了，不少学校的改革走了回头路。

第四个阶段，自1992年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最大特征是以发展代替了教育改革。从制定211工程到大学扩招、大学合并、升格、追求大而全以及名目繁多的教育工程，看似非常热闹，但这些并不是改革，充其量是数量和规模的发展而已。这就验证了一句俗话：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个阶段以牺牲质量而换得数量的大发展，以至于使我国高等教育问题层出不穷。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教育部部长周济的讲话中得到佐证。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两基’普及率达到85%以上。”⁽³⁾许多人对此表示质疑：到底是不是成功的？在哪些方面是成功的？成功与否由谁说了算数？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包括周济在内的许多教育部门的官员还是个盲点，看来他们不懂改革的真谛。我们姑且不论‘两基’的统计是否属实，即便是属实的，那也只是属于发展的概念。而且，关于义务教育普及率完全是一个虚假的误导，因为中国自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后，直到2006年才免除农村学生的学费，所以我国是搞了20年的假义务教育。

教育发展与教育改革是两个不同的观念，其评价标准也是不同的。教育发展是与原有的基数比较，如学生数量的增加，学校规模的扩大，经费的增加，办学条件的改善，等等。而教育改革的本意是指，以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育体制、新的教育制度、新的教学模式等，代替旧的那一套，这是质的改变。由此看来，为什么我国教育改革裹足不前，其原因就在教育领导部门的某些领导，他们既不懂什么是改革，也从来不抓教育改革，一味地盲目追求数量，从而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盲目的“大跃进”，重复犯了1958年瞎指挥和冒进两个错误，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独立、自由和民主是大学教育的精髓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被称为世界“大学之母”，它于1087年诞生在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迄今，西方大学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从它们的起源看，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都是私立的或是教会办的，不受政府的管辖与干预；第二，大学是独立行业组织，“是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⁴⁾英国学者托马斯·奥斯本在《启蒙面面观》一书中给大学下了一个定义：“这样的地方——或应该是——现代的大学。人们常常发现，大学的基本原则是，它被假定是学习和体验而非按指令行事的地方。这种理想与大学这样一个事物的可能性是紧密相连的。”⁽⁵⁾在这个定义中，核心点是大学“非按指令行事的地方”，这就从理论上论证了大学需要高度独立、自由、民主的依据。

为了从总体上了解西方大学独立自主的传统，我们不妨来追溯几所名大学的起源，由此可以窥见这些大学的办学精神。同时，一个具有思想家素质的卓越校长与营造独立、自由的大学精神又是多么的重要。

首先是哈佛大学，它是美国的第一所大学。那么，哈佛大学究竟是怎样创建的呢？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最早移民是“五月花”轮船上的102个人，这些人被认为是美国移民的祖先。哈佛大学创始人约翰·哈佛(John Harvard，1607—1638)是最早的移民之中的一员，他们上岸16年后，虽然尚处于创业之初，但他们颇有远见地于1636年创立了美国第一所大学——哈佛学院，比美国建国早了140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思想家的远见卓识。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哈佛大学历史上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是艾略特(Charles W.Eliot，1834—1926)，长达40年，是他培育了该校独立、自由、民主和不断变革的精神，不仅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也是世界各国大学学习的榜样。

又如，芝加哥大学是洛克菲勒捐赠创立的，哈珀(Harper William Rainey，1856—1906)是第一任校长，凭他的远见从康乃尔大学聘请了经济学家威廉·劳伦斯·劳克林建立了经济研究中心，110多年以来，该校成了世界公认的培养具有变革思想杰出人才的摇篮。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已经有22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包括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大师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他们提出的一些经济学理论，不仅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广泛地为世界各国所应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德国威廉·洪堡(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于1809年创立了柏林大学，他是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改革家。他认为“自由是大学第一和不可缺少的条件”⁽⁶⁾，倡导大学既要搞教学又要搞科学研究，他的改革思想在德国掀起了一股改革的潮流，后来传播到美国，形成了美国最早研究型大学的雏形。

庆应义塾大学是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它的创立者是福泽谕吉(1834—1901)，他是明治维新时期六大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明治维新(1868)与中国的洋务运动(1861)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两国变法的目的都是“求强、求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也是一样的，甚至读的书都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但是，两国变法的结果却是不同的，日本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而中国仍然是处于封建社会。其原因就是，中国的改革只变了皮毛，而没有革除旧体制；而日本首先是革除旧体制。所以，两国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这也再次证明了体制改革是多么的重要。福泽谕吉被称为现代日本的奠基人，为什么日本纸币上的头像不是天皇而是福泽谕吉就不是偶然的了。

同样，以色列建国刚刚60年，它为什么如此强大，以至于在中东无敌手，就是因为以色列有最好的教育，它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已超过80%。试想一下：一个国家还没有建国就创立了希伯来大学，这该是多么的有远见。希伯来大学创建于1922年，它的创立者就是魏茨曼(Weizman Chaim，1874—1952)，后来他出任以色列第一任总统。

像上面提到的哈佛、艾略特、哈珀、洪堡、福泽谕吉、魏茨曼等，他们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如果没有他们这些风骨凛然的思想家，那么也许世界将是另一个样子，至少某些国家就没有今天这样发达的程度。对照这些思想家和教育家，中国自愧不如西方国家，我们没有产生这样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土壤、环境和制度。现在，我国大学校长大多是学者型或依附型的，而不是思想家型的，这是我国不能产生世界一流大学和造就杰出人才的根本原因。我曾多次呼吁要改变中国大学校长遴选的标准和方法，主要是两点：一是遴选有学术背景的和具有思想家气质的校长，而且必须专心致志地做一个职业化的校长，绝不能做一心挂两头的“命分式”的校长；二是必须改变现在遴选校长的方法，即把遴选校长的权力由国家组织人事部门交给学校的教授们，他们最懂得也最有资格来推举他们认为理想的校长。这个改革步骤是必须进行的，迟改不如早改，否则我国就很难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先生总结其教训时说过一句刻骨铭心的话：“变法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⁷⁾我们应当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无论是全国整体改革或是教育改革，都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体制是制约发展与改革的瓶颈，本源不改，只搞一些添枝加叶式的改良是无济于事的。

我在任武汉大学校长时，就极力营造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氛围。那时的武汉大学被称为“解放区”(意指思想极为解放)，不仅没有其他学校“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的规定，而且取消了专司管理学生的专职政治辅导员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提出大学生应当运用两个课堂进行学习，这就是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前者是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习内容，后者是指课外的学术社团活动，但每个学生必须至少要参加一个自己喜爱的学术社团，如果没有，那就应当去创建一个合乎自己需要的学术社团。这是学习成才的需要，是获得全面知识的需要，如果一个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学术社团，那就不能算是完全合格的学生。

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期，是武汉大学学生学术社团蓬勃发展的时期。据不完全的统计，全校有各类社团400多个，如“快乐学院”、“浪淘石”、“樱花诗社”、“珞珈山”、“这一代”、“思想家”、“管理者”、“信息社”、“读书俱乐部”等。那时，真是思想大解放，的确有一点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味道。在那数不清的社团中，居然还有一个“纳粹主义研究会”。当然，这个研究会决不是崇拜纳粹主义、崇拜希特勒，而是研究希特勒如何利用纳粹主义，如何避免历史的悲剧的重演。

那么，独立、自由、民主的精神与教育体制有什么关系呢？应当说关系是很密切的，试想一下：如果不是独立而是专制的教育体制，怎么能够拥有宽容、宽松和宽厚的环境呢？怎么能够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呢？因此，独立、自由和民主是大学教育的精髓，这既是世界著名大学办学经验证明了的，也是大学培养杰出人才和从事原创性的研究，进而建立科学学派的需要。

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为了大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什么是体制？什么是教育体制？其实，体制也就是制度，制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根本制度，即宏观意义上的制度，如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中观层面上的制度，这就是体制，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等；具体制度，是微观层面上的制度，如人事管理制度、退休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

按照传统的理解，所谓教育体制，就是指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职责权限划分的制度。在这个总体制之下，又有许多具体的制度，如考试制度、教学制度、学制管理制度、设置政治辅导员制度、升留级制度、毕业生就业制度……总之，体制只是一种管理的形式，实质问题是我们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教育体制，从而有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肯定地说，有什么样的教育体制，就会有什么形态的教育，也就有与其相适应的人才。

那么，我国现在是什么样的教育体制呢？毋庸讳言，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是“大一统”的体制，或者称为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这种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是与那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可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成功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甚至连文化、科学体制的改革也取得了某些进展。但是，教育体制依然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即“大一统”的教育体制。

什么是“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呢？所谓“大一统”的体制，就是高度集权的体制，与独立自主和分权体制是相对立的。这种体制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几乎把持了教育领域的一切决策和审批权力，对各级各类学校实行大包大揽；第二，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如书记和校长的任命、统一高考、专业设置审批、经费分配、科研项目下达、重点实验室审批、精品教材的编写、学校评估、研究成果评定、名师评选等，甚至连大学生能否结婚、能否在校外租房、一年级学生能否购买电脑……都需要教育部批准。像这样教育集权的国家，在世界上除中国以外，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了。

群众普遍反映说，我国教育是各行各业中最保守的，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最集权的时期。例如，在“文革”前，教育部直属大学只有23所，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是34所，而现在居然增加到了72所。又如，现在教育部制定的各式各样的教育工程越来越多，如211工程、973工程、985工程、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工程、精品课程工程、千百万人才工程、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工程、招生阳光工程，等等。什么是工程？本来，计划(包括规划)就是计划，为什么要制定那么多的工程呢？说到底，这是以工程思维亦即计划经济思维来指导教育工作，既然计划经济不能振兴我国的经济，难道工程思维能够振兴我国的教育吗？

为什么要改革“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呢？因为它是与经济体制相矛盾的，是与时代精神相背的，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大体上来说，它的弊端有三：第一，以“大一统”的体制来指导大学的工作，一旦决策错误，将导致全局的损失；第二，“大一统”的体制是“领导高明论”的表现，他们只相信自己的高明，而不相信办学者的智慧，只相信计划的控制作用，而忽视了市场调节的功能，从而严重地挫伤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积极性；第三，用统一的工程或评估标准来指导大学的工作，泯灭了大学的个性，致使各大学没有自己的特色。

当前，在高等教育界浮夸风盛行，如一些大学搞假引进，公开招聘教授也仅是走个过场，没有公开性和平等竞争。国家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共同设立“长江学者”，这是有特定意义的。可是，不少地方和大学又刮起了一股形式主义歪风，冠以各种名目的学者层出不尽，如黄河学者、泰山学者、燕山学者、隆中学者、楚天学者、珞珈学者、湘江学者、珠江学者、紫江学者、鹏城学者……不一而足。本来，学者就是学者，冠以各种山水地名，究竟有何益呢？一点实质性的作用都没有，恰恰是浮夸风气的表现。真正的爱才者与搞假引进和形式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为了提高学术水平，而后者是为了装饰门面，满足统计、相互攀比与宣传上的需要。

那么，浮夸和攀比风是怎样形成的呢？说到底，是上面的瞎指挥风才导致了下面的浮夸风。难道不是吗？这几年搞的大学合并风、大专升格风、赶时髦和相互攀比风、人造一流大学运动、大兴土木风、教学评估风等，不都是上下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吗？因此，“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而且迟改不如早改为好。

现在，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而不是小敲小打式的改良。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呢？什么是我国教育问题的本源呢？我认为，本源就是“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要改革就要从教育部简政放权开始，彻底转变教育部领导部门的职能。要坚决给大学松绑，消除或减少“婆婆”的干预，充分发挥大学独立、自主办学的权力。实际上，教育工作和经济一样，管得越少搞得越好，统得越死越没有活力。

2007年是西南联大创建70周年，各界一致肯定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当时的西南联大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成为那时我国培养杰出人才的摇篮。它的主要经验是：大学独立、学术自由、通识教育、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些经验也是世界著名大学的共识的做法，也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与借鉴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继承这些经验呢？说到底，是政治体制制约了教育体制的改革，我们今天的大学不可能享有西南联大那样的独立自主权。高等学校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大学教育需要独立、民主、自由的精神，应当在大学率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试验。目前，至少应当允许大学民主选拔校长，由治学的教授们选举治校的校长，这是天经地义的，是真正办好大学的需要。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我们应当继续解放思想，这是应当永远提倡的。改革没有禁区，有禁区就不能解放思想，也就是不允许改革。作为一个改革者，就要敢于冲破禁区，不敢闯入禁区者，就不配称为改革者。我真诚地希望，不要以空洞的口号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应当以实际行动在教育体制改革上争取有所突破，这将是我国教育界的幸事！

【注释】

(1)本文曾发表于《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5.

(3)http://www.sina.com.cn，2007-10-18.

(4)［德］康德.思想之光.［N］.参考消息，2004-3-15.

(5)［英］托马斯·奥斯本.启蒙面面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66.

(6)刘传德著.外国教育家评传精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16.

(7)吴廷嘉.戊戌思潮纵横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