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领导好一所大学

怎样领导好一所大学⁽¹⁾

从最早诞生的大学算起，中国大学的历史也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与具有千年历史的欧洲大学相比算是比较年轻的了。在此期间，我国大学校长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学者化的职业校长，如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二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如蒋南翔、匡亚明、朱九思等；三是双肩挑的学者型的校长，现在基本上是这种类型的。前两种校长，由于是职业型的，所以他们从长期办学实践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而且也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但是，对于双肩挑的学者型的校长来说，他们大都是颇有学术成就的学者，不仅一心挂两头，而且还受到任期制的限制，因此没有或少有领导工作经验的积累。对于当前在任的双肩挑的校长来说，如何领导好一所大学，就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

要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

我曾经写过一篇《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的文章⁽²⁾，现在我愿意把这个命题再延伸一下，大学校长必须是思想家。为什么官员型、书生型和经验型的人不能当校长呢？因为只有思想家型的校长，才能理性地思考，才能提炼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办学理念。

什么是思想家？从狭义上说，思想家是指研究思想、思维和思考模式并形成了思想体系且有重要学术建树的人。从广义上说，凡是一切有智慧的杰出人士都可以被称为思想家。但是，真正的思想家是指哲学层面上智慧超群的人，他们往往以自己的睿智和远见，站在时代变革潮流的前头，影响或推动社会的前进。

1982年秋，我在与英国资深议员谈话时曾说，一个大学校长不仅是属于学校的，也是属于社会的；他的眼光不仅局限于学校，而且还应当放眼社会，始终要站在社会变革的潮头，以自己的新思想引领社会发展。我的意思也是说，一个大学校长必须是思想家。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是你既然担负起了校长的职责，那就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思想家与教育家有什么关系呢？1985年美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评出了世界十大思想家，他们是中国的孔子，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国的康德，英国的培根、牛顿、达尔文，法国的伏尔泰，意大利的托马斯，波兰的哥白尼，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思想或学说，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世界的进程。在这十位思想家中，有六位亦是教育家，孔子(前551—前479)30岁以后开始从教和游学，毕其一生。柏拉图创办的“柏拉图学园”，历时9个世纪，他自己在这个学园授课和从事管理长达40余年，先后培养出了像亚里士多德、欧多克索斯、门奈赫莫斯等著名的学者。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被称为与柏拉图和奥古斯丁并列的世界三大“永不停止的哲学奠基人”。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出生地哥尼斯堡，在这里读书、做家教直到担任哥尼斯堡大学的教授、校长，他的思想不仅推动了德国哲学的发展，而且远播世界各地。人们十分惊奇，康德基本上没有出过远门，但他从天文、地理到深奥的哲学问题无所不知，这就是思想家的特质。⁽³⁾思想家异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一些深奥的问题能够提出有价值的回答，其思想探索的成果构成了人类智慧宝库的一部分。无论是理论或是理念，在本质上来说，都是思想家思维的自由创造。

理念的重要性可以从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的著作中得到证明。理念一词是来自于希腊字idea，它是由原形动词idein而衍生出来的，原义是“看”的意思。理念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但它是看不见的，用柏拉图的话说，是用“心灵的眼睛看到的东西”。

柏拉图是非常崇尚理念的，他的主要哲学思想和代表作是《理念论》(Theory of Idea)。他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理念是万物之本源”，如果撇开它的唯心主义成分外，在方法论上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在柏拉图学园的门口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这是柏拉图提出的办学理念。在2300年以后，出席美国1998年科学年会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们认为，21世纪的教育应当把几何学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21世纪的新技术产业大多是需要立体思维方法的设计。⁽⁴⁾可是，柏拉图的办学理念竟然超前了两千多年，这正是一个思想家的洞察能力和前瞻性的智慧。

我之所以认为大学校长必须是思想家，是因为教育家需要理性思维，特别是应当从不同的经验和各种现象中提炼出寓意深刻的办学理念。经验表明，正确的办学理念是大学的灵魂。什么是大学理念？所谓办学理念，就是大学是什么和大学干什么的理性思考和哲学的高度抽象。到底大学是什么？康德第一个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⁵⁾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校训最能集中地反映出办学理念，它规定着学校的办学方针、方向和培养人才的目标。比如，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是：“既学会动脑，也学会动手”；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芝加哥大学的校训是：“让知识充实你的人生”；英国剑桥大学的校训是：“剑桥——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校训是：“像大树一样茁壮成长”……一般来说，国外著名大学的校训，大多是由富有智慧的最初创办者提出的，而且作为一种传统长期不变。

可是，对比我国大学的校训确实让人们尴尬，我们没有思想深刻的校训，这正是我国大学理念缺失的表现。即使在历史某个时期有过很有见地的校训，但又不能传承下来。例如，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可是后来的办学者们却没有继承这一影响全国至今的方针，真让人唏嘘不已。其他大学的校训，也少有特色，要么是排比句的堆砌，要么是各校互相雷同，要么是宣传口号。这些校训除了宣传上的作用外，在教育实践中很少有实际的意义。

对于我国大多数的大学来说，为什么没有形成有特色的办学理念呢？毫无疑问，责任还是在校长，因为他们多数不是思想家。对此，著名文化学者王元化先生曾经批评说：“……大学校长由对人文科学茫然无知的理科教授担任，而此种现象导致大学文科奄奄无生气，人文精神的失落。”⁽⁶⁾当然，也不是说理科出身的学者完全不能当校长，例如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之久的艾略特(Charles W.Eliot，1834—1926)就是一名化学家，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1936—)就是一位物理学家，他们都是众多大学校长中的佼佼者。

我从32岁起担任大学副教务长，后来又先后担任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和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前后共22年。期间，我学习了大量的教育学著作，特别是西方教育名著，并且注意从教育改革实践中总结有益的经验。我崇尚创造精神，执著研究和推行创造教育。于是，逐步形成了我的“创造至上”的办学理念。为此，我提出了“创造性的人才观”，设计了创造性的“SSR”教学模式，实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教学制度，营造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提出了教师为创造而教，学生为创造而学。实践证明，这一大学理念是先进的，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因而使20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即使是理工科出身的学者，只要他热爱教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治校，钻研教育学和哲学，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科学素养，提出自己独到的办学理念，同样也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学校长。但是，思想家或具有哲学素养的教育家，应当是大学校长的首选，因为他们进入角色毕竟比理工科出身的校长要来得快。

正确的决策是办好大学的关键

大学校长无疑是大学的最高领导者，他的职责是什么，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毛泽东曾经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⁷⁾总的来说，出主意就是作决定、决议，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作决策。所谓决策，就是决定或决断政策，这是整个领导工作的核心。

领导者也是管理者，是高级管理者，但他又区别于一般的管理者。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John Kurt，1947—)是专门研究领导力的学者，被称为世界领导大师第一人。他认为：“管理与领导的区别在于：管理是用于复杂的问题，而领导是相对于变革而言的。”“领导者主要处理变化问题，领导者通过开发未来前景而确定前进方向，然后，他们把这种前景与他人进行交流，并激励他人克服障碍达到这一目标。”⁽⁸⁾

一个大学的工作是千头万绪的，有人说一个大学就是一个小型社会，校长就犹如市长。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校长，最主要的职责是把握住学校前进的方向，以主要的精力抓教育中的改革问题，从而实现自己的办学理念。不客气地说，一个没有变革思想的校长，是很难引领大学前进的，也就不能培养出有变革思想的杰出人才。

在我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八年时间里，我牢固地树立了改革的观念，因为我深信只有改革才能解放思想，才能调动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者与维护现状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理想主义者，凡事追求至善至美，对现有的一切总是想改变一下，即使不成功也要尝试新的方式；而维护现状者，对现有的一切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不肯冒改革的风险。当然，改革是要冒风险的，但是如果你要有所作为，就应该勇于冒险，有冒险才会有成功。

我履任后，面临的第一个决策问题是如何改变文理科单一的模式。那时没有大学合并的风气，我也不赞成大学盲目合并。我主张内部挖潜，走自我完善发展的道路，不追求大而全，逐渐发展为各具特色的多学科性的综合大学。根据需要与可能，我当时设计的模式是，把学校逐步发展成为文科、法科、理科、技术、信息、管理六类综合性大学，从而改变我校数十年文理科狭窄单一的模式。为此，我们克服了阻力，恢复中断了20多年的法律系，后又在全国第一个成立法学院。我认为，未来科学将向无限的空间和微观世界发展，于是根据我校的优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空间物理系、病毒学系，成为当时最耀眼的特色学科。可惜，在我被免职以后，这两个系都被撤销了，这与当前世界范围探索太空热和病毒流行病的防治是多么的不协调哇！这就证明，远见与短视在办学的决策上的差异是多么的明显。

张在元是武汉城市建筑学院的讲师，他建议我创办建筑学系，发挥武汉大学文理科深厚的底蕴，创办与工科有别的高水平的建筑系。我接受了他的建议，由一个讲师领衔筹建这个新系，无论对我或是对他，无疑都是一个十分大胆的决策。经过3年的反复申报，终于获得了批准。经过20年的努力，当年的建筑系已发展为很有特色的建筑设计学院。

后来，武汉大学又陆续成立了统计学系、计算机科学系、信息技术系、分析与测试技术系等。至此，一个文、法、理、技、信、管的多学科的大学模式基本上形成了。这是走内部挖潜的道路，与靠行政命令进行“拉郎配”式的大合并的决策相比，显然更理性，也更符合教育与经济规律。

我所面临的第二个决策问题是教育改革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已成为我国各条战线上的主旋律。刚刚被摘掉“臭老九”帽子的知识分子，一旦解放了思想，他们都积极地投入到教育改革的大潮中。当时，各个大学大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味道，在教育改革中力争上游。有的大学开展人事制度的改革，有的试行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有的开展大学校长负责制试点，有的进行后勤社会化……真正展示了改革的大好形势，颇有点“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势头。

面对这种形势，我陷入了深思：武汉大学的教育改革到底从哪里入手？应当说，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方面的改革，都是需要进行的，问题是教育改革中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怎样才能提纲挈领地把学校的改革步步引向深入？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和思考，我终于得出结论：应当抓教学制度的改革，因为它是教学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我做出这个决策的思想基础是：第一，教学制度是直接为培养人才服务的，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第二，教学制度改革，直接关系到保护学生学习的兴趣和选择权，僵化的教学制度不改，学生的选择权只能是一句空话；第三，教学制度与校园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改变僵化的教学制度，就不能营造自由民主的学风。

基于这些认识，我们先后推行了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插班生制、转学制、贷学金制和学术假制等。这些制度的实行，大大地调动了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积极性。学分制使大学生们的志趣得到充分的发挥，有利于合理地组织他们的知识结构，使部分学得好的优秀学生提前毕业。转学制度使大学生们选学他们真正喜爱的学科，尊重和保护了学生的选择权，促进了大学生在校际之间的交流。插班生制度把竞争引入到教学中，为自学成才的青年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在统一高考之外又开辟了一条升大学的途径。尽管在实施这些制度过程中也遇到了阻力，特别是来自主管部门领导的干预，但我们依然走自己认定的正确道路。2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抓教学制度改革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不仅推动了武汉大学的各项工作，而且这些制度至今还为国内各大学所效仿，它们的意义远远超过一个学校。

我所面临的第三个决策问题是如何打破教师队伍的“近亲繁殖”。早在80年代初，我就意识到“近亲繁殖”必须改变，否则不利于营造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学术风气。为此，我们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引进来，每年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工学院等校分配来部分优秀毕业生，对我校教师队伍起到“掺沙子”的作用；二是派出去，我们尽量动员本校优秀毕业生报考全国重点大学和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研究生，博采各家之长，并为我们今后长远选聘教师做准备。此外，我们还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校调入部分优秀的教师，以填补我校某些学科空白和充实我们的教师队伍。当然，在全国各学术单位仍普遍存在严重的近亲繁殖的情况下，我们这些措施的作用是有限的，也未能完全改变我校近亲繁殖的弊端。

要专心致志地治校

在两千多年以前，我国战国时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约前372—前289)曾说过：“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句名言，在知识分子中，恐怕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当遇到两种事情或两个职务相矛盾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处理得好的。

目前，大学里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大多是双肩挑的院士、教授、学者，甚至还有副校长、副书记、部处长们，也都是既搞管理又兼做教学或学术研究工作。应当说，他们是很辛苦的，但是未必能够把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好。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责任不在这些学者本人，而是遴选校长的标准和任职制度造成的。

为什么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不能双肩挑呢？关于这个问题，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先生在《整个的校长》一文中曾有详尽的论述。他说：“整个人的中心，只放在一桩主要的事上。他的心分散在几处，就是几分之一的人。这类人包括兼差的官吏，跨党的党人，多妻的丈夫。这类人是命分式的人，不是整个的人。”接着，他又说道：“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的人去担负吗？……试问：世界上有几个第一流的学校是命分式的校长创造出来的？”他最后总结道：“为国家教育计，为个人精力计，一个人只可担任一个学校的校长，整个的学校应当有整个的校长，不应当有命分式的校长。”⁽⁹⁾这是一个教育家的睿智，是一个曾经担任过晓庄乡村师范校长的切身感受，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校长们深思的。

在陶行知先生生活的年代，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学校规模也不太大，如果说那个时候就需要“整个的校长”，那么对于我们今天万人以上的大学来说，更需要“整个的校长”，应当坚决摒弃“命分式的校长”。也许有人会反问：“我国现在双肩挑的校长、书记，不是也在照样运转吗？”是的，现在的大学是在运转，学生一拨又一拨地招进来，教师们每天照常上课、考试，然后把他们一拨又一拨的送出去，这是永远不变的自然循环。问题是，学生选拔得怎样、质量怎样？教师课上得怎样、他们的水平如何？为什么中国大学里没有大师？学校的学风怎样，为什么学术剽窃、造假累禁不绝？科学研究水平怎样，有没有原创的研究成果？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的差距有多大？为什么教育改革进行不下去？我国大学教育与现代化建设是否适应？

上述那些问题，是客观存在，不去研究它们，不去解决它们，虽然学校依然在运转，但那是低效力、低质量的运转。这正如灰尘一样，不去打扫它们是不会自己跑掉的，而是越积累越厚。为什么我国大学教育的问题如此之多，这与我们没有专心致志地去治校不无关系，这难道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当前，大学教育国际化是一种流行的趋势，我国许多大学也都提出要与国际著名大学接轨。我们不能把大学国际化仅仅停留在交换教师和留学生，它的最深层的含义是，在办学理念、教育制度、管理体制、教学质量、评估机制等方面要与国际著名大学接轨。其中，包括遴选大学校长的标准和办法，更应该学习那些著名大学的经验。我们不是经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吗？大学校长职业化，是世界著名大学的主要经验，我们为什么不借鉴呢？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不与他们接轨呢？

美国耶鲁大学是世界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它的名声和地位与它们的历任校长有着密切关系。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1947—)是该校第22任校长，他本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但自1993年被选为校长时起，他没有招收一名研究生，也没有领衔做过一个研究项目，这就是职业校长的本色。那么，他是如何履行校长的职责呢？他说：“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定要有展望大学发展方向和提升大学品位的愿景，能够制定远大而且可以实现的目标，能够将大量时间集中在主要的行动上。”⁽¹⁰⁾为此，他放弃了学术研究，专心致志地投入治校工作中，全力以赴地把耶鲁大学建成国际化的顶尖大学。其实，西方国家著名大学的校长们都是这样做的。例如，英国牛津大学遴选校长的前提条件是，一旦被选为校长，必须放弃教学、研究工作，并且把占用学校的实验室、办公室和设备统统交给系里，否则就不能被委任为校长。

在解放以前，我国大学校长都是职业型，如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王星拱，等等。那么，我国大学校长双肩挑的体制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据我的回忆，大致是解放初期形成的，原因有二：一是历史根源。解放后，出于统战的需要，政府任命了一批党外知名的学者为大学的校长，但他们多数又没有领导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于是又指派一些党的高级干部到大学当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实际工作都是由常务副校长负责。这样一来，那些校长就成了挂名校长，他们依然还是搞学术研究，于是这种做法后来也就沿袭成规。二是思想根源。总的来说，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法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人看问题往往是从整体出发，而西方人是从个体出发。从主导思维方法看，中国大多数人的思想特征是：“重虚轻实”、“重学轻技”、“重形式轻内容”、“重名气轻实力”，实际上这些思想都是由“重整体轻个体”而衍生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现在由中央和各省市的组织人事部门选任校长，基本上是看谁在学术上的名气大或衔职高，而忽略了他们作为一个校长所必须具有的教育家、思想家的各种重要素质。

同时，目前我国大学普遍存在的浮躁和浮夸风，如大学合并、升格、追求大而全、盲目攀比、求量不求质等，也都是由这种思维方法而滋生出来的。

很坦率地说，按照一个职业化的校长来衡量，我并不完全合格，因为我也保留了一个小小的尾巴。虽然1964年我就破格晋升为讲师，但“文革”十年中断了评定职称，所以我在出任校长时，还仅仅是一个讲师。在教授林立的重点大学，这无疑是一种倒置型的结构。迫于压力，我不得不组建了一个仅有一个助手的科学研究小组，仅有一间18平方米的实验室，每年只招收一名研究生，艰难地做着双肩挑的校长，在校长管理、化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学研究三条战线上拼命地支撑着。尽管我95%以上的时间都是用于行政工作，但毕竟还是“一心挂两头”，仍然属于“命分式”的校长。如果我当时割掉了这个小尾巴，兴许我的工作会做得更好一些。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职业化的校长，如果现在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做一个心无旁骛的、专心致志治校的职业校长。

掌握科学的领导工作方法

一个大学校长不仅要有思想家的素养，而且还必须掌握科学的领导方法，不然即使有再好的办学理念，那也是难于实现自己的办学目标。毛泽东曾经以“船”和“桥”的形象比喻，说明方法对于完成任务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¹¹⁾

领导方法是指领导者为了实现其职责，完成既定的任务和目标而必须采取的各种方法，包括办法、手段、措施和程序等。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是两个不同的术语，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来说，领导方法是属于思维科学范畴，具有认识论的特征，如“一分为二”的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个别与一般相结合的方法等；而领导艺术是属于技术的范畴，具有技巧的特点，如授权的艺术、沟通协调的艺术、激励的艺术和处理危机的艺术等。

现代领导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而领导方法就是领导科学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科学的领导方法既是可以教授的，也是能够学会的，但是最有效的领导方法必须是由领导者亲自从工作实践中去总结。领导方法与领导作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既要掌握科学的领导方法，又要树立良好的领导作风。

我从事高等教育的领导工作，先后总共22年，其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在我任校长期间，如果说能够推行某些教育改革的措施，除了广大的师生员工的大力支持以外，也得益于我采取了一些正确的工作方法。借此机会，我想谈谈自己的体会，与现在工作在高教战线上担任领导工作的同仁们交流。回忆起来，我体会最深的和对我帮助最大的有以下几种方法：

(1)以人为本的方法。在大学的领导工作中，到底是以人为本(人本位)抑或以官为本(官本位)，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方法，采用哪一种方法，这完全决定于领导者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

我生性不愿当官，所以从来就没有保“乌纱帽”的后顾之忧，也从不摆官架子，不想争权、专权，只想保持一个普通教师的本色，努力把自己的办学理念付诸实施。在我出任校长之初，针对学生工作我就向办公室宣布“约法三章”：凡是群众给我的来信，不得扣压，重要的我要亲自回信，一般的由办公室回复；凡是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必须设法解决，不得托故不办；凡是学生要求约见我的，不得挡驾，要分轻重缓急做出安排。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我与大学生们的距离拉近了，我们之间基本上没有代沟，他们常常不称我为校长，而是亲昵地叫我“刘道”。

对待教师，我也有“约法三章”：凡是年纪比我大的教师，如果需要找我谈话，不能让他们到我办公室，而我要亲自去家访；凡是要解决工作或科研中的问题，我必须到他们的教研室或实验室，不能让他们劳步；凡是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生病住院，我一定去探视，并组织医院的专家给他们会诊。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使我随时地了解到教师的情况和他们的要求，而且使工作中的问题得到及时地解决。

(2)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曾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¹²⁾

关于这一点，我是有很深刻的感受，并使我在实际工作中尝到了甜头。例如，我校实行转学制度的决策，正是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方法的正确。例如，我校79级生物系学生田贞见(笔名田天)，他本来是很想学中文的，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可是“乱点鸳鸯谱”的招生办法，却把他录取到了生物系。在他苦恼之极的情况下，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他写道：“我不愿学生物，从小就喜爱文学，想成为一名作家。每当在实验室做生理解剖实验时，我就像小白鼠一样在砧板上被一刀一刀地解剖，为什么教育制度这样残忍？校长，请你救救我吧！”看到这封信，我的心也在流血，为什么我不去改革这种摧残人的教学制度？我找田贞见了解情况，并批准他转到中文系学习。到了中文系后，他学得生动活泼，成绩优秀，毕业后分配到一家文学报社工作，成为一名作家，已经出版了十几本小说。如果当年不许他转学，就可能扼杀了一个优秀的作家。

转学制度是从群众中来的，实践证明它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制度。我们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志趣，允许有特殊爱好的学生，在系内或系与系之间互相转学，从而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消息传出后，也受到校外学生的欢迎，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等校也有少数学生转到我校学习。这个制度的创立，是完全符合教育规律的，体现了人性化的自由民主的精神。

(3)抓试点，以点带面的方法。这是一种科学的领导工作方法，体现了由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规律。当我们从事某项教学改革或是创新活动觉得没有太大的把握时，采用抓试点的方法是比较可靠。一旦试点成功，再全面推广，这不仅有利于说服持不同观点的群众，而且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工作损失。

我校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学分制的学校，当初我们都不了解学分制，也不知道从何处入手。1980年秋季，我们开始了学分制的试点，选择历史系和物理系分别作为文理科实施学分制的试点，我亲自到物理系蹲点。经过一个学年的试点，获得了初步的成功。通过群众性的总结，发现学分制的优点是：尊重了学生的志趣，他们可以跨系选课，使“肚子大的吃得饱，腿子长的跑得快”；调动了教师任课的积极性，也增加了教师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允许修满学分的优秀学生提前毕业，有利于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自1981年秋季起，我们在全校推广学分制，受到了全体学生普遍的欢迎。在试行学分制中，我们紧紧依靠教师和广大学生，他们即是改革的参与者，又是改革的受益者。到底学分制的本质是什么？我原本提出学分制的本质是，让“肚子大的吃得饱，腿子长的跑得快”。在一次座谈会上，经济系77级学生傅红春说：“校长，你说得虽然比较形象，但并没有点出学分制的本质。依我看，学分制的本质是合理地组成学生的知识结构。”听后，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比我的认识深刻。这使我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无论是教师或是校长，都应当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4)抓主要矛盾的方法。一所大学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工作范围广泛，真是千头万绪。一个领导者要善于分析工作中的主要矛盾，要能够撇开经常性的事务工作，而以全力抓好中心工作。有时工作中的矛盾是相互转化，如果主要矛盾解决了就变成非主要矛盾，而原来非主要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演变成为主要矛盾。

在我任职期间，曾经遇到一次偶发事件，真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由于学校不断发展，特别是研究生数量不断增加，宿舍越来越紧张。为了改善研究生的学习与生活条件，学校在面向东湖的珞珈山东麓新建了“枫园”，总共建成了5栋新宿舍。按学校计划，于1986年新学期开学前，全部老生都要搬迁到新区“枫园”。但是，通知公布后，老研究生们集体抵制，因为他们原住在“梅园”，距离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都比较近，搬迁使他们觉得学习不甚方便。怎么办？是强迫命令抑或是沟通和对话？我们认为，后者是最佳的选择，这也是我一贯的工作原则。

正在这时，研究生学生会派出代表要找我谈判，他们是图书馆学系硕士研究生叶千军和化学系博士研究生邱峰。我刚刚从美国访问回来，就约定在我家里接待他们。一开始，我就对他们说：“今天，我们不以校长与学生的身份来谈话，而是以党员之间来沟通，希望你们站在学校的立场上考虑一下，怎么帮助学校排忧解难？怎么解决研究生数量不断增加带来的困难？”话虽然不多，但入情入理，他们被我说服了。叶千军建议道：“你虽然说服了我，但你还要说服其他学生，建议你到研究生中作一次对话。”我同意了，第二天我到了研究生宿舍，采取与他们聊天式的谈话，回答他们所关心的各种问题。对话的效果非常好，他们答应一定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搬家。我趁热打铁，又动员机关干部100多人到“枫园”去打扫卫生，使研究生们备受感动。20多年以后，叶千军在回忆这件事情时，还感到“武大有个好风气，希望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把武大的好东西传承下去”。

(5)“弹钢琴”的方法。这是毛泽东以形象的比喻提出的一种方法，它在如何处理好抓中心工作和诸多的普通工作的关系上，是很有效的工作方法。一个大学校长，既要抓好中心工作，又要面对许多繁杂的日常工作，如外事接待、群众性的活动、各种会议、一些要人的来访，等等。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怎么应对这种局面呢？学会“弹钢琴”不失是一种好方法，可以使你分身有术，在同一个时间内，你可以参加多个活动。

我在工作中制定的原则是：“案不留牍，文不过夜，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我之所以坚持“来者不拒”，是因为我认为一个校长任何时候都应当把接待学生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这既是了解情况的需要，又能够使问题解决于萌芽之中。这是一项十分耗费时间的工作，我是怎样解决这些矛盾的呢？就是应用“弹钢琴”的方法来解决矛盾。有时在一个单元时间里，可以先后接待几批人，有时在上班的路上，边走边听取学生的意见，有时晚上和休息日也接待学生。我虽然为此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但我觉得值得，因为我从群众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而且密切了群众关系，为推行教育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

领导工作的方法十分丰富，而且还在不断创新，介绍领导方法的著作也层出不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读参考。领导方法作为一种工具，任何人都可以应用，但效果怎样，也是因人而异的。我的体会是，方法仅仅只是为领导者实施其任务而服务的，要使得方法有效，关键是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发扬改革与创新精神，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学校的管理工作中去。

总之，一个大学的校长一定要认清自己的使命与职责，绝不能辜负广大师生员工的重托。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努力实现自己的办学理念与目标，不断地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为创建我国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贡献自己的智慧与才干！

【注释】

(1)本文曾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

(2)刘道玉.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1-5.

(3)洪琦.思想之光［N］.光明日报，2004-03-15.

(4)张恺之等.高等教育研究，2003(4)：8.

(5)叶中蒙.几何学万岁［N］.中华读书报，2001-02-28.

(6)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选录［N］.光明日报，2003-08-14.

(7)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80.

(8)王肖婧.领导与变革大师［J］.管理学家，2007(12).

(9)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606.

(10)马国川.耶鲁大学校长不带研究生的启示［N］.光明日报，2006-08-08.

(11)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3.

(12)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