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大学的红色印记

伍　轩　罗　盘　吴楚云

1921年7月的一天，上海法租界博文女校的一间普通宿舍里，两位湖南籍年轻人终于谋面了。他们兴奋地谈论着马克思主义、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时局与未来。他们是毛泽东和李达。从那时起，两人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交往。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早年的好友、闻名一时的“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突然收到毛泽东的来信，信中写道:“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信中的“李之译著”，就是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李达的哲学著作为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大纲》影响最大。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毛泽东批注文字最多的哲学著作。毛泽东在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著作时，把“李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指定为6种必读材料之一。《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读了多遍，并作了很多批注，合计约3500字。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称赞他是“真正的人”。1948年，毛泽东指示中原新华书店再版《社会学大纲》，作为全党干部的学习教材。

另一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巨大贡献的武大人是李汉俊。

日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渠道之一，李汉俊留学日本期间，结识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深受其影响。李汉俊勤奋学习马克思原著，并用其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撰写了数十篇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曾赞其为“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后请他校对把关。五四运动前后，李汉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之一。董必武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董必武1927年4月27日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小小礼堂参加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37年10月，董必武应武汉大学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抗日问题研究会的邀请，到武大学生大礼堂为全校师生作了《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的讲演，在讲演中积极宣传中共关于独立自主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精神，鼓励师生走抗日救国的道路。

1964年11月3日，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偕王后一行到武汉访问，董必武副主席陪同到武汉。在汉期间，他陪同客人参观了武汉大学，重访了离别近30年的珞珈山。

陈潭秋是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走出来的一位革命家。1914年，他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预科，1915年转入英语部，191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五四运动期间，他与恽代英、林育南等组织武汉大学联合会，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1922年秋，陈潭秋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小兼课，利用讲台作掩护从事革命宣传，先后教授英文和历史。他教历史课时，反复教育学生，不要从朝代、帝王的更迭看历史，而要从社会的经济发展看历史的演变。他反复揭露当时社会所存在的各种不平等的现象，指出什么“教育救国”、“工业救国”都是没有希望的，只有改革社会制度，才是消除社会一切弊端的根本出路。他的思想像一团火照亮了进步师生的心。

陈潭秋还和董必武一道，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把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校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20多人吸收到团组织中来。

在陈潭秋的影响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小有一批进步教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武汉地区较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小一时成为革命力量的重要阵地，“有一个时期简直成了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

据美国学者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W.克莱因统计，1938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2万人。从1935年到1947年，在通往延安的公开或隐秘的大路小径上，怀揣革命理想的青年学生或扮成商贾、“银行小姐”，或以“延安参观团”的名义穿越关卡，投入革命圣地的怀抱。

22岁的李锐就是其中一员，早在他就读武汉大学机械系时，便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1937年，他甫到即受重用，被留在相当于现在的“团中央”的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任宣传科科长。一年多以后，李锐和中央青委的其他同志创办了轰动一时的墙报《轻骑队》，其犀利的文风被毛泽东誉为“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1941年，李锐被调入《解放日报》社，开始了他的编辑记者生涯。1943年，面对抗日战争的形势需要，他在《解放日报》开创了军事评论，他论述山东战场形势的社论《山东的捷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文写得生动又有内容。”

1944年4月，武大校友陈家康奉调又一次回延安。1937年5月，他曾作为上海党组织代表，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中共中央白区代表会议。这一次，他回延安是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的工作。同年7月，美国官方代表包瑞德上校率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考察，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建立官方关系的开始，也是首次与西方国家的官方往来。为此，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军委外事组，陈家康为其成员之一。在陈家康等人的努力下，这两次参观考察打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取得国际上的了解和支持。

校友朱九思于1937年底赴延安，先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翌年6月，他结束在抗大的学习，留校工作，任政治主任教员。随后，他作为抗大第二分校工作人员，到敌后晋察冀边区做军队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

“几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60多年前，武大人千里奔赴延安。60多年后，我们在延安邂逅武大。

“十八栋”是珞珈山南面的一个老楼群，一区27号是一栋幽静清寂的英式二层小楼，74年前，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肩负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重任的周恩来，正是在这里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统战工作。

保卫大武汉时期，珞珈山上风云际会，国共两党要员和社会各界名流云集于此。在这栋小楼里，周恩来经常晤见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武大进步教授和国民党抗日将领，与他们促膝谈心，宣传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商议抗日救国之策。著名的“三S”(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也曾多次造访珞珈山，受到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的热情接待。这栋小楼有“国共合作抗日小客厅”之誉，1983年被武汉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在珞珈山居住期间，周恩来先后三次给武汉大学学生作演讲，每次都座无虚席，大大激发了武大师生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1938年初夏，周恩来连续两个晚上在大操场上作演讲，宣传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号召知识分子行动起来，投身到全民抗战中去，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武汉大学期间，周恩来还同郭沫若一起组织并直接领导了“抗日活动宣传周”、“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七七献金”等抗日宣传活动。

（原载《中国教育报》，2011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