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的一些感想

爱国奉献　服务社会——陈立民教授访谈录

本人近照

陈立民，男，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二系，留校任教。现任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1989年至1995年公派赴日本东京大学留学，1995年获东京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96年起先后任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中心副主任、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主任。2000年10月至2003年7月兼任上海市教委高教处处长、上海市学位办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化学、大气环境，负责并完成国家、地方和国际合作研究项目20余项，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编著环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著作6部。1997年被评为“上海市留学回国先进个人”，1998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2001年和2002年连续获上海市人民政府嘉奖。

我于1978年考入复旦原子核物理系，就是物理二系。之前我上山下乡在农村插队四五年时间，在生产大队做过虫情测报员或叫农业技术员。那个时候由于师资比较缺，又到中学去当数学教师，最后高考的时候我跟我的学生一起高考。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背景，现在看来很多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当时高考就希望考一所名校，复旦毫无疑问是名校。当时我的志愿是：第一志愿北京大学、第二志愿复旦大学、第三志愿清华大学，就填3个志愿。对各所学校也不能说非常了解，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填得也不一定非常合理，但是当时有一个想法：希望考上好学校，这也是当时青年人的一种志向、一种抱负。

我是从农村来的，家庭的经济情况比较困难。入学以后，因为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好，所以申请了助学金。我拿的助学金是最高的，那个时候是23块5角，不仅吃饭够了，而且还有零花钱可以买书。我们进复旦以后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信念，因为本身能读上大学就是党和国家培养的，自己读书的生活费也是党和国家提供的，虽然成绩有个人努力的一个因素在内，但应该说，更多的是党和国家培养的，所以当时就有个想法，那就是个人学成以后应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

在学校里，我的感觉就是77、78级这几届学生学风非常好，非常的刻苦用功。因为这些学生都经历了“文革”，10年没有高考，积累下来能够考入复旦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绝大多数人都在农村、工厂、基层呆过，求学的欲望非常强烈。同时复旦又赋予我们每个学生一个刻苦求学的环境。入学后课程很紧，大家都非常用功，从早上早锻炼开始，然后就是从寝室到教室到食堂，当时同学们每天就是三点成一线，在这三点之间来回。我们上课的时候，大家都是很早就去抢座位，都希望坐在前排，能听得清楚一点，可能效果会好一点。晚上教室和图书馆灯火通明，座位经常不够。

我本科学的是放射化学，跟我们国家核能的发展、核能的和平利用都联系在一起，希望能成为一个高层次的专业人员，这个就是理想，是自己的一个学习目标。我认为专业知识的积累和性格的培养不可偏废，都很重要，你形成了好的学习习惯后会受益终生。就具体的专业知识而言，当时我们大家都非常用功，但我们并没有拘泥于每一门课一定要考多少分，这个考虑得相对较少，然而学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我大学期间的成绩，除了一门课是“中”，按照现在的成绩讲就是“C”吧，其他都是优和良，就都是“A”和“B”。那个时候我们的成绩是限制的，“优”只能占10%，比现在控制得还紧。我们一个班级32个人，“优”只能给3个。我在大学期间，开始是做生活委员，后来做系的学生会主席、团总支书记，应当说做了很多社会工作。做学生会干部，做团的干部，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你要学会人与人打交道。你要有一种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要培养这种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复旦的老师非常敬业，像给我们上课的谢高阳老师、倪光炯老师，课上得非常精彩，对学生也很关心。另外复旦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新生入学的时候就有辅导员了。辅导员对我们非常关心，从我们到校、迎新、报到开始，把我们安顿下来，问寒问暖，经常来我们的宿舍，了解我们的家庭情况、生活情况，介绍怎么拿助学金等等。我觉得复旦不是靠少数人，是靠一大批优秀的老师撑起来的，复旦的名声也是靠我们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撑起来的。

我的同学现在有的在国外，在美国的国家实验室从事科研；有的在跨国企业做技术工作、管理工作；也有的在国内，比如现任四川省内江市市长；也有的在国内的科研机构做科研工作；也有的在大学做教授。我觉得都干得不错，到底是复旦的学生，在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岗位上面，都成为业务骨干、技术骨干或管理层的领导，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是1989年获得系里的推荐去日本留学的，我出国是比较晚的，我的很多同学刚改革开放就到国外留学。我出国比较晚是因为一直留在系里做学生辅导员、总支分管学生工作的学生委员。我是到1987年、1988年，觉得自己是本科，应该再深造一下，就想去读个学位。那时候有两种可能，一是去美国。我申请了美国的学校，学校也已经录取我了，但没有明确讲奖学金、没讲多少或是否给我。这个时候正好有国家公派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学校推荐我去。我通过考试后就决定要去，因为明确是有奖学金的，由国家发放。在参加教育部留日预备学习期间，我们要申请日本的学校，我就申请去东京大学学习。当时我们50个人，有4个人申请到了东京大学的入学资格，我是其中之一。在东京大学学习期间，我读的是大气化学、大气环境，就是关于大气中臭氧层破坏相关的氟利昂类物质的研究。因为我一开始拿的是国家奖学金，后来又申请到日本文部省的奖学金，条件比较优越，所以一门心思放在读书和实验上面。于是比较顺利，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学位，两年拿到硕士学位，3年拿到博士学位。这个在日本来讲是很快的，与我同期很多人都不能在这个时间内拿到学位。日本的博士考核非常严格，和我同期的一个日本学生，他用了两年拿到硕士学位，但他用了6年时间，比我差不多翻了一番，才拿到博士学位。

在我获得博士学位的前一年，导师就征求我的意见：拿博士学位，根据你现在的研究情况，应该是没问题的，那么你愿意毕业以后到美国去留学，还是留在日本工作，还是回国？如果你想到美国去读博士后，我帮你推荐；如果你要留在日本，也没问题，可以帮你联系；要想回国当然也很好。同时，他也给我讲了一个情况，如果留在日本的话，在日本的高校做老师，外国人在日本你哪怕再优秀，可能都做不到教授。日本的教授一般都不给外国人做，因为他有很大的财务权、很大的人事权，就是你做了教授以后到你退休期间，可能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资金都由你经管，所以在录用制度上，就是外国人很难做到教授，一般只能做到副教授。我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他，我说我还是准备回国。所以在颁发博士学位仪式后的第三天，我就回国了。我是我们这一批派出去的50个留学日本的人中最早回来的，当时有的同学很惊讶，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去了！我感觉在国外，毕竟不是自己的祖国，始终有一种漂泊感，不是很踏实，想能早点回来就早点回来吧。当然那时回国条件不像现在那么好，人才引进给你多少启动经费，给你多少条件，这个都没有。当时来讲，回国人少，出国热很盛；另外从名校毕业回国的人更是特别少。所以我回来的时候物理二系的领导非常的支持，当时学校的人事处长亲自去机场接我，学校领导还特批一间实验室、一套住房给我，这个已经是非常照顾了，把我当作人才看待了。

我回国后有一个契机，物理二系在我回来之前已经在讨论要撤销掉。撤销以后就牵涉到我们物理二系有两大块，一块是后来转为现代物理所的核物理这一块，还有一块就是放射化学。后一块的走向如何，它将来朝哪个方面转？因为我学的是环境，回来以后我就提出建议向环境方面转，这得到当时物理二系很多老教授、老同志的支持，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1995年向国家教育部申报增设环境学专业，当时校领导非常支持，很快就报上去了，也很快获得批准。获得批准后，1996年5月建系，同年就纳入到招生计划，1996年秋季开学就招收了第一批学生，2000年获得环境科学博士学位点。我从1996年开始担任环境系系主任，一直担任到2004年4月，才由陈建民教授接任系主任。在这期间，我还兼任了上海市学位办主任、上海市教委高教处处长、上海市教委副秘书长。

我想发表论文、撰写著作，对于教师来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承担了国家的项目，项目完成后，你只要是认真去做的，必然会有所突破，会有一些进展，论文只不过是你对这些做出来的结果或成果的总结。所以不能为了追求论文数而写论文，如果不做实验，没有好的结果，你论文是写不出来的。只要你选好课题方向，认真、扎实去做，等做出成果以后，写论文自然也是水到渠成。所以做学问就要踏踏实实地去做，成果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出来。至于奖励，我一直看得比较淡。奖励是社会的一种激励机制，我想一个好的教授、科学家，他不会为了奖励而做科研，也不会为了追求某一个奖项而选择某一个职业。他们都是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热爱的专业方向去做，奖励不过是社会对你已经做出来的东西的一种肯定。奖励的更大意义，我个人认为，可能不是对在做这个事情的人的本身，而是在于对后人的激励。

我本人上山下乡插队过四五年。农村条件很差，那四五年非常艰苦，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是在锻炼人的一种意志、锻炼人的一种坚强、锻炼人的心理素质。经受锻炼之后，就不会像我们现在一些同学，心理素质比较脆弱，遇到什么挫折、遇到什么困难甚至会想不开。我认为锻炼人的这种在挫折面前不屈不挠、在艰苦的环境面前坚忍不拔的性格，是很重要的。我们有这样的插队经历，非常珍惜大学的学习机会。觉得有这样好的学习条件，有这样好的学习机会，不可错过，因此大家的学习动力很足，自觉性很高。我现在分管学生工作，发现有些同学好不容易考上复旦这样的学校了，一天到晚沉迷于网络游戏，或是其他的事。进来以后就没有目标、没有努力的方向了，放松以后成绩就跟不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以致最后造成退学或拿不到学位，我们对此感到非常痛心。有我们这种人生经历的人，对这个体会得特别深刻。

我想对于学生来说，是要培养他扎实的理论基础，培养他很强的动手能力、实验技巧，能够为将来的深造、从事科学研究奠定基础。但是我认为，更主要的是要培养学生自己的学习能力。一个学生如果具备学习能力，他就能不断地通过自学来吸取知识，这种能力比他掌握知识本身更为重要。此外，教会学生如何去开展研究比具体技能的培训更重要。定好一个课题、一个方向，经过一些讨论，接下去具体怎么实施，就由你自己去决定了。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可以把你的智慧、你的想法，充分表现出来。所以我的学生出来以后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力比较强，这个与他们在研究生期间，我对他们比较放手是有关系的，很多事情都让他们自己去做。另外我认为还有一点我处理得比较好，我从来不把学生当成一种劳动力。换句话说，我不让学生干跟他自己的研究方向不相干的事情。

我个人感受，我们的老师、学生历来有一个传统非常的明显，就是爱国奉献、服务社会、求真务实、追求卓越。社会在进步，我们的学生也在进步，一代比一代强。现在的学生知识面广、眼界开阔，但也依然如同过去的复旦学生一样有激情、一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心。当然，由于复旦地处上海——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所以我们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会有很多选择。我想我们的同学要把个人的发展同祖国的繁荣昌盛密切联系起来，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从长远的发展来讲，这也并不矛盾，到国家更需要的地方去，因为那些地方更缺乏优秀的大学生，去了以后更容易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我对我们的学生充满了信心，并不认为我们的学生像社会上有些人所讲的那样，现在不如过去了，一代不如一代了，我认为还是一代胜过一代！

我鼓励学生在大学期间要充满激情、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服务的意识。对于上海这个环境，有人说比较小资，有人说比较讲究生活的条件。我个人认为，你要意识到把个人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非常好地衔接起来，那么你到了一个岗位以后，通过自己勤奋的工作，为社会创造财富，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你同时也会得到精神上的进步、物质上的回报，个人的价值只有在服务社会、奉献人民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采访整理：王悦超、沈超、赵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