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复旦兮，前进永不停息

旦复旦兮，前进永不停息——吴宗敏教授访谈录

本人近照

吴宗敏，男，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7月获德国哥廷根大学理学与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曾任复旦大学数学系系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是散乱数据拟合和径向基函数的空间理论，构造了被国际上一些同行称为“吴函数”的紧支柱正定径向基函数系。

曾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数学学会秘书长、上海市现代应用数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我是参加1978年春天“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场考试进入大学的，说是77级，但是只比78级早半年。在此之前，我中学毕业后读了技校，在上海无线电八厂的恒温机修车间当工人，后来听说要恢复高考了，就报考了复旦数学系。那么为什么会选择数学系呢？当时正好是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上取得重要进展，社会上对数学宣传得也比较多，然后自己对复旦的专业也知之甚少，只听说有数学、物理、化学、中文、新闻，其它一概不知，也并不是很清楚自己究竟想学什么，不像现在的学生对自己的人生都很有规划的，只是得知可以考大学，想多学点东西就报了名。出于喜欢，而且希望能学到些实际的东西，就报考了数学系。当时填志愿时还闹了点笑话，第一志愿填了复旦的数学、物理，第二志愿填了交大的物理、数学，第三志愿填了北大的数学、物理，后来才知道这等于只填了一个有效的志愿。“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才小学三年级，所以学到的东西可以说非常少，高考复习的资料非常少，只能问老高中生借，资料是互相之间手抄的。那年高考录取比例不高，我们厂一共考取了4个人，复旦两个，交大一个，同济一个。

来到复旦，我们一共是4个班，两个数学班，一个力学班（当时力学还没有从数学系分出来），一个计算班，每个班差不多35个人左右，年龄相差非常大，从15岁到35岁都有，我正好20岁出头。虽然离现在也就20多年，但是当时的复旦和现在相差还是非常大的，比如现在的文图当时是一片农田，现在的文科大楼是我们的操场，当时我们要到谷超豪先生家里去都穿过那片田里的田埂。但这些东西好像给我的记忆不是太深，真正给我留下印象的是现在零号门门口的那座桥，我刚刚入校几周看到中文系一位教授给新生的一个问题：“大家一直经过这座桥，那么有没有谁告诉我是座木桥还是水泥桥还是石桥？如果大家要做科学探索的话，一定要注意细节的观察。”我看到这篇通讯后很受启发，因为我确实经常经过这座桥，也确实没有留心过到底是什么材料的桥。“文革”中的学习也没有投入非常多的精力，玩得比较多，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在学习科研中比较注意观察，也开始系统地去学一些东西，可以说那篇文章对我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刚来复旦的时候，数学系里一共就苏步青先生、谷超豪先生是教授，现在在美国的夏道行院士当时也就是副教授，除此之外都是讲师。对我影响最大的或许是教我们数学分析的何成奇老师，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觉得他讲得很吸引人，觉得想听想学。我们的班主任是现在在管理学院的孙方烈老师，当时因为“文革”刚刚结束，社会还不安定，所以学校选的都是最最负责的教师来担任学生班主任。孙方烈当时自己也要快40岁了，孩子还很小，就把孩子全托，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班主任以及给我们上习题课的工作上来。我们当时的宿舍是在现在的本部3号楼，现在好像也是住的数学系学生，不过已经是女生宿舍了。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应该说都是非常优秀的，比如和我上下铺的就是现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我的室友中还有珠海市副市长何宁卡，曾任上海市科委副主任总工程师的戴晓波，隔壁班的张来武现任宁夏自治区副主席，陈大康现任华师大中文系系主任。

1982年我本科毕业，然后就去了德国哥廷根大学继续我的学业。说起出国也是非常偶然的一件事，不像现在的学生很早就定下了出国求学的目标，当年我本科毕业后就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研表格的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个框：“是否愿意出国”，本来我是不准备填的，但是后来看到一个学习成绩还没有我好的同学打了一个勾，出于年轻人不服的想法我也打了一个勾，结果考试结果出来的时候，上面就来通知我，要我到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去学习，连专业和导师都已经定下来了。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出国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还不是很清楚，是福是祸都不知道，当时我告诉母亲我要去德国的时候，我母亲哭了出来，好像觉得这一去人就没有了，就这样我懵懵懂懂地就去了德国。

当时我们出国是德国的教育部门和中国的教育部签订的合同，所以我的专业不是我来选的，我的导师专业是计算数学，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纯数学，对计算方面的兴趣并不是很大，后来有一次谷超豪先生到德国访问，我碰见他还提出过是不是能够换个专业，谷先生劝我不要换方向了，于是也就定下心来读下去了。我的导师名叫Schaback，是哥廷根大学计算与应用数学系的教授，在我之前也带过一个中国学生，是一个工农兵学员的毕业生，在德国纯粹就是在混日子，所以我的导师认为中国经过“文革”派出来的留学生根本没有准备好好学习，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所以一开始对我不是很重视的。

外国的导师和中国很不一样，除了上课，很少可以见到导师的人，我们当时导师只有每周一小时的接待时间，他的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本科生都在这个时候来见他，所以排队排晚了根本就见不到他。但是做研究怎么能不跟导师交流呢？所以我只能通过把自己写的一些东西投到他信箱里这些办法来和他交流。有一次我说起本科的时候也有过一点研究，导师很感兴趣，我就写信给我本科毕业论文的导师童裕孙老师，要他把我的毕业论文寄过来，然后马上翻成德文，导师看了觉得好像我做的东西还可以。经过我一段时间的努力后，他逐渐改变了看法，后来有一次我又在排队见他，结果他看到我就跟我说你以后不用排队了，其他时间也可以来见他，从此他也就帮我的忙了，愿意经常和我交流。其实德国教授本来就很傲慢，能够改变他的看法也实属不易。1986年我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归国回到复旦来一直在数学系做老师到现在。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散乱数据拟合和径向基函数空间理论，我的论文里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当时在德国做的一个是对空间逼近能力的刻画，到现在已经在SCI被引用70多次，在数学类里面是比较少见的。另一个是目前被国际称为“吴函数”的径向基函数系的构造，现在还被应用在土木工程、混沌学、神经网络等方面。目前我担任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数学学会秘书长、上海市现代应用数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当时教学楼很少，只有一教、二教，三教都是后来才造的，而五教、六教的地方还是我们的操场。晚上自修教室比较紧张，经常要去“抢位子”，实在不行，只能到防空洞改造的地下房间里去自修。当时硬件环境比现在要差，但是学生面对的功利诱惑也要比现在少，压力比现在小，没有人想找什么工作，规划自己的人生，大家都安安心心做数学，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隔壁寝室的雍炯敏（曾任数学系系主任）做习题非常多，而且书写很工整，写完就可以出书。我做的习题相对要少，但是我喜欢解决难题，除课本后的习题外也经常找课外的书来看，特别是国外的书当时非常少见，我也找来看。

当时的数学楼进门是大礼堂，类似戏院，有两层，有包厢，漂亮、豪华、宏伟。地面倾斜的阶梯状，两个门，可以放电影，由于当时娱乐活动较少，所以周末在礼堂办舞会成为大家热衷的娱乐活动。唯一的缺点是地面倾斜跳舞时转圈会渐渐靠向主席台方向，其他是办公室。鲁迅先生曾在三楼靠西的一间办公室做过小型报告。二楼靠东的机房曾摆放复旦师生自己制造的大型计算机719，是我国自制的最早的几台计算机之一，我家里以前还留有当时打孔的纸带。编写程序时万一打错要改动一个字非常麻烦，编译时提示出错，只好用剪刀剪开纸带再粘合起来。直到1982年毕业，那台机器还在使用，到德国后，那里也是类似机器，不过使用卡片代替纸带，并非先进很多。由此也可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数学系对我国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之一。

我们的课余活动肯定不能和现在比，没有那么多的学生社团，但是当时我们很流行舞会，这个好像现在不多了。其他的娱乐好像就是体育比赛了，我当时还担任数学系的体育委员，我们数学系的篮球一直是学校联赛的第一名、第二名。

其实，当时从工厂考到复旦来，并不像现在想象的那样是很理所当然、很幸运的事，要知道当时能够进大型的国有工厂当一名工人是社会上最好的工作，而且当时正好是好多的知青回城，都很向往这样一份工作，要放弃这样一份“铁饭碗”也下了一定的决心的。我还记得有同学的家长听说我要参加高考都表示非常的不理解，都说我考大学干什么啊，还举例子给我听，“文革”前的老大学毕业生，现在的工资连工人的一半都没有，可是我就是对学习有兴趣，所以还是下定决心参加了高考。

我在复旦待了那么多年，从学生到系主任，发现复旦出来的人都多多少少带上了复旦的色彩，比如我在国外和陌生人谈话，一开口就听出应该是复旦的，一问果然如此，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特点。要说特点的话，感觉复旦的师生都有一个共同点：发表的文章不是太多，但是一旦发表了之后被引用的就特别多，应该这就说明文章很有质量，不是为了发文章而发文章，而是确实有了一定的突破，确实有了好的想法。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复旦精神的话，我想我们校名的出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可能就比较贴切——看似平凡，但是每一步都踏踏实实在前进，不会有闪电般的光芒，但是日复一日每天都有日月光华在交替，永不停息。

（采访整理：马欢飞、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