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中国经济的人

光荣与梦想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

纽约相聚，创建学会

1985年3月29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来匹兹堡大学讲学。课后，邹老师告诉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暑假期间可能在纽约召开一次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座谈会，希望我们去参加。当时，左学金（现在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和我都是在1984年夏出国，到美国还不满一年。我拿的是公费奖学金，每个月360美元，左学金拿的则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奖学金，每个月550美元。去纽约往返机票要200多美元，对于我们来说实在太贵了。邹老师看出我们面有难色，马上补充说他的学生杨小凯（原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莫纳什大学终身教授）、于大海（美国波士顿一个学院的教授）正在想办法，也许能给我们弄点补助，令我们喜出望外。

我们在4月份收到了于大海和杨小凯寄来的邀请函。我和杨小凯相识于1980年，当时我在国家计委搞全国钢材优化分配的研究，杨小凯在数量经济研究所写《经济控制论》。每天晚上最晚离开国家计委计算中心的就是我们两个。当时我正在华中工学院读研究生，曾经动员他来华工。后来，武汉大学把杨小凯挖了过去。大家都在东湖边上，相隔不远，经常来往。5月初，接到杨小凯的电话，他和于大海在邹老师的帮助下，终于从福特基金会申请到7500美元，可以给与会者一定的机票补贴。那个时候，这笔钱对于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我问杨小凯，这是一次什么会议？他回答:近年来陆续从中国出来一批留学生，大家都非常关心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不走到一起来，讨论一下有关中国的改革？一群年轻人1984年9月在莫干山召开了“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影响很好。可惜我们不在国内，错过了那次会议。是啊，为什么不在美国开次讨论会呢？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建议。如果没出国的话，我估计许多留学生都会去参加那次莫干山会议。我问有哪些人会参加会议？杨小凯说，他负责通知武汉的同学，于大海通知北大的同学，钱颖一（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通知清华的同学。当然不限于这些人，在纽约周边地区的人他们都尽力通知，请我们把关心中国经济改革的同学也尽量叫上。

杨小凯还告诉我，总领事馆答应补贴住宿和伙食，福特基金会给的7 500美元，全部拿出来补贴大家的路费。我问，够吗？杨小凯说:反正就是这么多，如果人多每个人就少拿一点。我们很卖力地四处联络，争取多些人去开会，而从来没想自己能拿多少钱的补贴。后来，不论远近每个人发了120美元的路费补贴，大家非常满意。

1985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并不多。我和左学金等人算是第一批由国家教委（现教育部）组织集训的公派留学生。在我们之前，还有一些零零散散来美国留学的学生，例如于大海、杨小凯是邹至庄先生给办出来的，林毅夫（现在是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是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教授给办出来的，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是校际交换学生，海闻（北京大学副校长）、张欣（美国多雷托大学教授）等人是自费。尽管出国方式很多，但是人数并不多。大家互相通知，相约去纽约开会。

1985年5月25日早上5点我和左学金就赶去机场，7点起飞，8:25到纽约，马上转乘地铁来到位于纽约42街的中国总领事馆。几乎每一个公费留学生对这里都非常熟悉。当初出国的时候，集体行动，飞到纽约之后总领事馆用大巴把我们接到这里，然后再根据所去的学校分别发给机票并且派车送去机场。在此之前，我们连一分钱都没花过。我们开玩笑说，离开总领事馆之后就要开始自己照顾自己了。

一进总领事馆大门，惊呼声连连不断，朋友们虽然分手不到一年，好像已经分隔了很久。大家在大厅里交谈，连行李都没放。

9点开会，由于大海主持，总领事纪立德和邹至庄教授致辞。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还专门发来贺信。我不记得在会议室有没有说明会议名称的横幅，好像是没有。

总共来了大约50人。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终身教授）是我在华工的老同学，见面自然格外亲切。我很高兴见到了同样来自于武汉的汤敏（原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左小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夫妇。那个时候，林毅夫的头发很长，盖过耳朵，风度潇洒。还有张欣、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教授）、尹尊声（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昌伯（中金公司总经理）、杨文艳（在联合国工作）、周惠中（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教授）……，有些人是在出国集训时认识的，有些虽然初次见面，却是一见如故。来参加会议的主要来自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不知道什么缘故，武汉来的人比较多。田国强、王辉进（Koch公司中国区总裁）、方振民（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和我都是来自于华中工学院，后来从华工还来了谭国富（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艾春荣（美国石溪大学教授）、邓胜梁（加拿大布鲁克大学教授）等人。杨小凯、汤敏、左小蕾等人来自于武汉大学，被大家戏称为“武汉帮”。

于大海、杨小凯和钱颖一是会议的组织者，忙里忙外。海闻很热心地帮助料理会务。茅于轼老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刚刚从国内来，路径纽约去哈佛大学访问，正好参加了会议。大家请茅于轼老师介绍国内改革的情况。你一言我一语，讨论非常热烈。

分组宣读论文。几乎所有的论文都和中国经济改革有关。大家都试图使用在美国学到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改革。不时听到一些新的术语。茅于轼老师评价，和国内会议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论文大多有理论模型，不仅谈具体的现象，还有理论的支撑。有些论文即使眼下可能还比较青嫩，但是今后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没有理论支持的实践是走不远的。

我提交的论文有关中国价格改革。田国强提交的模型在数学上非常复杂，据说，可以用来设计激励机制，帮助设计改革方案。左学金是研究人口的，他的论文自然也和中国的人口政策有关。

在饭桌上，于大海报告了他联系福特基金会的过程。他告诉福特基金会，来美国留学的这批年轻人是来自于国内各个名牌大学的精英，非同寻常，将来一定会在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研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福特基金会很高兴能资助我们开会，并且有意再资助我们。大家一听还有资助，那么就得有个比较稳定的班子来负责召集会议。于大海于是提议，我们为何不成立一个经济学会？

茅于轼非常赞同于大海的建议，他积极主张把讨论会转化为一个比较固定的学术组织。

于大海、杨小凯和钱颖一似乎早有预谋，他们在向福特基金会申请资金的时候临时起了个名字（Chinese Young Economists Inc.）。于大海说，莫干山会议之后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北京中青年经济学会”，他建议成立一个“中国留美青年经济学会”。据说，北京成立这个学会的时候，有些人以为年过30岁，不能再自称青年，所以创造出一个“中青年”来。可是在纽约的会议上情况截然不同，与会者全部都是留学生。我是老大哥，刚满四十岁，大部分人都是二三十岁。大家朝气蓬勃，以为自己的事业刚刚开始，几乎没有一个人自认已经年届中年。因此，毫无疑义地接受了“青年经济学会”这个名称。中间有的时候还采用过“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的名字。在四年后，我们准备正式申请加入美国经济学会（AEA），大家一商量，研究中国经济不分老中青，干脆把“青年”这两个字给删掉了。从此，正式的名称成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hinese Economist Society）。

于大海在会议之前泡在图书馆里阅读了不少法律方面的文件，搞清楚了在美国注册成立一个组织所需要办理的法律手续。当他报告这些内容的时候，大家都很惊讶，原来在美国还有这么复杂的注册程序。

到了第二天下午，大家聚集在一起，选举理事会。杨小凯鼓励我报名参选。我觉得自己英语尚未过关，经济学知识极为欠缺，不够当理事的资格，所以自告奋勇说，还是由我来主持选举吧。我站起来说，凡是想竞选理事的到我这里来报名。事后想想，满滑稽的。是谁授权给我主持选举的？大家七嘴八舌，总不能让主持人选举自己吧？既然没有人反对，那就由我主持了。从此之后，除非我也参加竞选，否则就主持选举，前后主持了5次，被大家戏称为“选举专业户”。

报名参加选举的人很踊跃，有的人毛遂自荐，有的人提名别人。我一一写下名字之后，还要当众问问被提名的人是否接受提名。我们这些学生虽然刚来美国不久，很快就学会了美国式的民主选举。

因为有些人相互之间并不熟悉，我要求每个候选人都来一个自我介绍，并做竞选演说。我第一点名的就是于大海，随后是杨小凯和钱颖一。因为他们是这次会议的发起者，似乎理所当然要成为第一届理事会成员。于大海为这次会议出力最多，杨小凯讲话的气势最大，钱颖一在波士顿，大家希望他当选后在哈佛组织下一届年会。轮到田国强发表竞选演说时，喊了好几次名字，谁都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我急中生智，替田国强竞选，讲了不少好话。竞选演说之后，大家非常认真地投票，计票还是像国内那样在一块黑板上画正字。选举结果，于大海、杨小凯、钱颖一、海闻和王辉进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成员。于大海担任第一届会长，并在会上商定在次年在哈佛大学召开第二次年会。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大部分会员都有极其强烈的使命感:读书，积累知识，把最先进的经济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带回去。每个人都很清楚，作为第一拨出国留学的人，我们肩上的担子是什么。谈吐之间豪情万丈，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当做自己的事业。大家有个共识，未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将是我们驰骋的广阔天地。大家在交谈中尽量扩大知识范围，问对方学到些什么。当时几乎没有人有自由选择工作单位的念头，潜意识里还是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在饭桌上数了一数，全国各个重点大学都有人，于是大家约定，回国之后还要保持联系，如果十年、二十年以后，各个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中有许多是我们这些同学，多棒！

在纽约开了两天会，紧张、活泼，非常愉快，好像很少有人上街。选举结束后，我和左学金跑到楼顶观光，新当选的理事们也上来了，我充当了一回摄影师，大家相约明年在哈佛再见。

参加第一届年会的有:陈大白、陈举富、陈雪明、陈燕南、蔡金勇、董力、杜欣欣、方莺、方振民、顾宝昌、海闻、黄谷、黄跃秋、金瑞龄、金曦、李少民、林毅夫、刘俐俐、刘鹰、马国南、毛立本、牧新明、钱颖一、单伟建、汤敏、陶勇、田国强、王辉进、王江、王建盛、王为人、文贯中、吴澜、徐滇庆、徐友伟、杨文艳、杨小凯、杨昌伯、易纲、尹尊声、于大海、曾星、张欣、张军、张处、周国平、周惠中、左小蕾、左学金。

哈佛再聚首，第二届年会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二届年会是1986年5月24日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召开的。我们匹兹堡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5个人租了一辆车，由左学金开车，大家轮流帮着看地图，很顺利地到达了波士顿。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第一次长途开车居然能顺利到达，很有成就感。后来，即使从东海岸开到西海岸都没有这样的感觉。

当时在哈佛访问的除了茅于轼老师之外，还有樊纲（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稻葵（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所所长）和上海来的乔伊德。他们不仅参加会议，还为会务做了大量工作。出席第二届年会的大约有120人。

哈佛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珀金斯（Perkins）教授和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发表讲演。

在分组讨论中，大家提交的论文的质量突飞猛进。杨小凯报告了他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分工模型的思路。田国强拿到了美国优秀博士论文奖（斯通奖），他讲的数学模型让听众一头雾水，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又不得不佩服。陈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在会上海阔天空地大谈发展战略，让人耳目一新。还跑来一个汪康懋，他满嘴都是最新的金融新名词，目空一切，好像他毕业之后就要去颠覆华尔街。

当初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朱嘉明也参加了在哈佛举行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二届年会。他报告了国内改革形势，介绍了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情况。他说，国内和海外的中国经济学者要加强交流合作。吃饭的时候我问他，对于海外这批人有何感觉？他回答，不出国不知道，海外藏龙卧虎。他在国内见到许多非常优秀的青年经济学者，在这里遇到了一群更为嚣张、志向更为远大的年轻人。他很感慨:“水太深了。”

另外一位在国内经济改革中崭露头角的何维凌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这些留学生本来就是国内各个名牌大学的顶尖精英，出国之后有幸跟随大师左右，言传身教，了不得，言谈之中尽是让人头晕的术语，国内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在国内来了一个奥塔·锡克就刮起一阵旋风。在哈佛，只要抬头就见到柯尔奈、柏金斯……个个都是声名显赫的大经济学家。校园里走过来个老头，说不定就是诺贝尔奖得主。他断言，只要这批留学生回国，要不了多久，就会大有作为、推动改革。

茅于轼在讲话中再三强调，大家要厚积薄发，学好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只有在理论上站得住脚，才有未来发展的广阔天地。

国内来人都说，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每篇论文宣读之后，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质疑、提问、辩论，批评起来一针见血，毫不客气。而研讨会之后大家又非常亲切，并没有因激烈的争论而伤感情。我解释说，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学术讨论会都是这样，来这里几年好像已经适应了，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们说，这就是必须出国学习的原因，就等着你们把这种学术气氛带回去。

更上一层楼，第三届年会（安娜堡）

1987年6月11日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举行第三届年会。匹兹堡的中国留学生租了一辆面包车。还是由左学金驾车，车里坐了14个人。其中有方星海（上海金融办主任），许定波（中欧商学院副院长），李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张俊喜（原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香港大学教授），邢小林（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等。大家情绪高涨，一路歌声。

到了安娜堡，接待我们的是朱民（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IMF高级董事）。他和复旦的同学们为组织这次会议出了很大的力气。参加第三届年会的同学有162人。大家高兴地说，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汪康懋则有备而来，到处游说，竞选会长。陈平和汪康懋在竞选中针锋相对，妙语迭出。汪康懋拍着胸脯说，他若当选，保证筹款三万美元。由于许多留学生远在西海岸没有能来开会，有人建议下次年会要到加州去开。没有足够的经费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因此，汪康懋颇赢得一些人的支持。杨小凯等人在会上指出他言过其实，学位有假。汪康懋极力辩解，却越抹越黑。由于大家重视诚信，不能容忍弄虚作假。汪康懋竞选失败，气愤异常，大喊冤枉。

在会上我很荣幸地当选为学会理事。早期会章规定，会长不得连选连任，理事连选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我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担任理事。第九届担任会长。在第十届和第十二届担任理事。也许我是学会早期当理事次数最多的一个。学会的会长和理事就是一个出力干活的差事，既无报酬又耗费时间。即使没有规定，大概也没有人吃得消连任两届会长。

四方圆桌，第四届年会（伯克利）

第四届年会决定在加州的伯克利大学召开。陈平担任会长后提出要召开一次学术水平更高的四方圆桌会议:中国大陆学者、中国台湾学者、美国学者和我们留美经济学会。在美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学家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陈平要我和他一起回北京邀请大陆经济学家参加。当时出国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情。想参加我们年会的人很多，可是经费却无从着落，出国手续也异常复杂。

1988年夏天，我们飞回北京，这是我出国4年之后第一次回国。陈平身体弱不禁风，回国奔波几天后累得胃出血，住进了中日友好医院。剩下来的事情只好交给我去办。国内官僚主义严重，办事非常艰难。我还接替陈平跑到设在建国饭店的福特基金会办事处，去找彼得·盖特纳软磨硬泡，筹到一笔资金。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我们终于邀请到6个人参加我们的年会。他们是孙尚清（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少杰、唐欣和张晓彬。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赵岗教授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1988年7月16日选举了新一届理事会。许多人鼓励我出来竞选，我说，很快就要读完回国，就不参加竞选了。不过我答应主办下一届年会。在许小年（现任中欧商学院教授）和孙涤（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教授）竞选时，许多人都看好许小年。有人提问，你当会长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毫不含糊地回答，没有时间。大家不由得哄堂大笑。没时间还竞选个啥？他也和大家一起笑个不停。孙涤也就顺利当选了。

竞选理事得票最多的是左小蕾。在竞选的时候，汤敏为她拉票:请你们选左小蕾，如果她当选了，我白干，买一送一。他首创的这种说法，几年后竟然被克林顿用去了，不过克林顿当选总统后白送的，是他的老婆希拉里。费城大学的单伟建（新桥集团负责人）、杨昌伯、海闻也都当选理事。在冥冥之中老天似乎预料到这届理事会将遭遇极为不平凡的变故，特地开恩，给学会准备了一届很强的理事会。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从第二届以后就办了一份《会员通讯》，每年3—4期，一共办了30期。还办了一份杂志《经济论坛》，也是每年4期。在草创阶段，基本上就是一份油印的杂志。新当选的理事会讨论分工时，单伟建提议办家正规杂志，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要组织编委会，联系出版社，办理许多法律手续，签订各种合同，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有这个能耐。单伟建说，咱们理事会有7个人，让我专门去办。顶多是把我搭出去，你们6个人干7个人的事情。办成的话是学会转折性的成就，办不成就算你们多辛苦一点，好吗？后来果然让他办成了China Economic Review，迄今为止，这是在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杂志之一。单伟建的谈判能力实在太强了，难怪后来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他代表新桥集团把韩国第一银行给买下来了。

急风暴雨中的第五届年会

从伯克利回匹兹堡的路上，朋友们怪我，自己不当会长，怎么就把开年会的任务给揽下来了？到时候少不了又要找我们帮忙。左学金则非常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毫不含糊地支持我。我们很快就决定在1989年7月14—15日在匹兹堡召开第五届年会。

为了筹备会议，匹兹堡的同学们总动员，齐心合力，征集论文，编好议程，印出论文汇编，定好饭店。诺贝尔奖得主西蒙教授、匹兹堡市长、匹兹堡大学校长和许多知名人士都应邀许诺参加会议。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却万没料到在1989年发生了政治风波。按照当时的形势估计，如果要按照原计划召开年会的话，肯定要开成一个火爆的会议，甚至有散架的危险。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是一个学术性组织，理当不卷入任何政治性活动，可当时又绝对没有办法避免如此重大的冲击。于是理事会多次讨论，在北美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性组织，为此再多开一个会议也没有多大的意义。而研究中国经济的正规学术组织只有我们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一家。倘若沦为政治性组织，学会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延续不了多久。而且一旦破了这个规矩，学会关注的重心变了质，今后就很难修复。从长远来看绝对得不偿失。可是，在会上又不能不让人家谈论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的影响，至于怎样把握？谁都说不清楚。最后大家得到一个共识，为了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继续办好，只能将年会延期。这意味着我们前期做的一切工作都得从头再来一次。匹兹堡的同学们，左学金、李玲、许定波等都认为，延期开会虽然增加了我们大家不少麻烦，但从长远来看，是值得的。

我挂电话给孙涤，他也正在为这件事情发愁，我建议将年会推迟到12月举行，仍承诺在匹兹堡举办年会。他非常高兴，连声说，那就辛苦你们了。各位理事也都认为这是保全学会学术性的良策。杨昌伯、单伟建、许小年、海闻、汤敏、左小蕾全都坚定地支持年会延期。大家一致的意见非常坚定，不能随便以经济学会的名义发表任何带政治性的声明。

当我和老会员通气时，有些人并不以为然。那时杨小凯已经去澳大利亚墨尔本，他在电话中非常明确，说如果在经济学会上只围绕政治打转，还要经济学会干什么？中国今后无论如何还是要改革开放的，我们不能改变学会的宗旨，而要千方百计把学会保存下来，并承诺以自己的影响力尽量避免冲击。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于大海在回话时也明确表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是研究、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平台，意义很大。他作为一个普通会员，支持理事会坚持学会不受非学术活动的干扰。

在大家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孙涤会长在6月14日正式决定将年会延期至冬季举行。

1989年11月，有些人在美国国会作证要求经济制裁中国，又一个严峻的考验摆在理事会面前。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是当时北美最大的华人学术组织之一，在海外留学生当中威望甚高。我们是否要站出来表态？我打电话给孙涤，他很明确地表示，按照学会章程，将不就任何政治问题表态，但在是否制裁中国经济，关系到改革开放的问题，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理事会和许多会员讨论商量之后，一致认为这是和中国经济改革密切相关的大问题，决定针对经济制裁发表我们的看法:反对采取任何形式的经济制裁。我们的理由很简明，经济制裁只会伤害中国的民众而无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担当出口主力的是民营企业。经济制裁不但会造成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而且将严重阻碍中国走向市场化的道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利。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声明发表后，很快在北美的主要媒体上广为流传。果然招来了一些海外华人组织的责难非议，我们事先曾估计到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思想上有所准备。值得欣慰的是，大多数人还是尊重和理解我们意见的。他们认为，除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之外，在北美真正懂得中国经济而又认真负责的实在不多。几周之后，美国老布什总统发表讲话，不同意经济制裁中国。他在讲话中提到了在美国的华人经济学家也不同意经济制裁，毫无疑问，他指的就是我们的声明。过程中并没有任何人给我们施加过压力，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学者完全独立地作出判断，不随波逐流，能坚持原则，从而在海外华人中赢得了更高的声望。

年会是否邀请中国官员出席曾一度成了难题。事实上在北京的政治风波之后驻美使领馆人员很少和留学生接触，担心会出现抗议局面。理事会认真讨论后我们决定正式邀请纽约总领事馆的人员出席会议，同时也敞开大门欢迎各方代表来参加会议。我们非常明确地表示要尊重各种意见，但在正式的会议上只谈经济改革，不及其余。至于别的议题，我们可以代为安排场所坦诚交换见解。由于左学金、邢小林和我先后担任过匹兹堡地区学生联谊会的会长，和匹兹堡的中国同学们关系密切，得到了大家的积极支持。除了匹兹堡大学和卡耐基·梅隆大学经济系的同学之外，薛澜（清华大学行政学院院长）、阎洪（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郝刚（香港理工大学教授）等人也为这次年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89年12月22日第五届年会在匹兹堡召开。诺贝尔奖得主西蒙（Herbert Simon）教授，匹兹堡大学校长及经济系部分教授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始终坚持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作为主题，发表的论文水平较之以前有很大的提高，同时坚定了志向、凝聚了大家的士气。

制度建设，唯此为大

2010年12月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会议，纪念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走过25年历程。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叹，真是不容易。在海内外曾出现过许多学术组织，例如，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政治学会、工程学会等。光中国留美工商管理学会和商学会前后就有好几个。每当兄弟学会成立时，我们留美经济学会都会热情致电祝贺，可是没有一个能够像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这样保持稳定、团结、志向明确、组织良好。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学术研究中能够摒除门户之见，海纳百川，不受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坚持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进而涌现出大批人才，表现出很强的凝聚力和创新精神。

记得茅于轼老师当时和我谈过好多次，他很担心留美经济学会将来还能不能长久保持活力。他说，创始会员们都很优秀，有奉献精神，可是你们这些老会长总有一天要退出舞台，要有制度的保障，学会才能延续下去。

回顾往事，如果要总结经验的话，重视学会的制度建设，绝对关键。

学会成立之初，创始会员们就意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第二届年会上陈平提出动议，要求讨论于大海起草的会章草案。陈平提出的动议并不直接讨论会章，而是讨论产生和修改会章的程序。他建议:只有在全体会员大会上才能讨论和修改学会章程。任何会员有权对会章提出修改意见，但只有经过大会多数会员同意的方可纳入议程；在充分讨论后再交付表决；会章修改必须有三分之二的会员赞同才能生效。与会会员首先通过了这个会章修改程序，然后众人推举陈平主持讨论会章。

在讨论会章过程中，有两点重要的争论:第一，学会是否要以中国经济研究为重点；第二，是否要保持学术性。有人提议我们应当迅速融入经济学研究的主流，马上就有人质疑，难道中国经济研究不是主流？确实，如果不从事主流研究就很难在北美找到工作，难怪有些人出国以后就变得根本不再关心中国问题的研究了。会议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如果到北美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发点财的话，就请离开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我们出国，固然应当努力学习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掌握当今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可是得记住，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宗旨是研究中国经济，为改革开放服务。如果放弃研究中国经济这个特色，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由于大部分会员同时也已加入了美国经济学会（AEA），要报告纯理论研究成果尽可去美国经济学会。

保持学术独立性

毋庸讳言，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在海外，各种势力并存，鱼龙混杂，非常复杂。我们亲眼见到许多华人组织背后受到某些政治势力的操纵，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有些组织成立不久就窝里斗，争权夺利而四分五裂。来得快，散得也快。留学生有很高的智商，独立性强，各有各的观点，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强行统一。可是如果有人，特别是理事会成员，要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塞进学会，就可能造成学会的内讧或分裂。弄得不好，甚至有可能篡改学会的学术性质，沦落为某种力量的工具。为了实行民主就必须建立规矩，不仅让全体会员都能了解、并且能实施有效监督。法规的制定主要是为了制约当权者，无论是会长还是理事，都必须遵守这个共同的规定。

因此在会章的第一稿，就明确规定了，“任何会员无权代表学会发表非学术的见解”。在讨论中大家还不满意，改成“任何会员不得代表学会发表见解”。

虽然在第二届年会上通过的会章还比较粗糙，但是，为学会规章制度建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随后几次年会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修改会章，修改会章本身就是我们学习民主并且亲身实践的过程。

在1987年的第三届（安娜堡）年会上，出现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如何才能摒弃外部干扰，坚持学术路线。有人提出，创始会员中有些人在外面发言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否合适？有些人说，学会拿了总领事馆的赞助，是否接受官方的操纵？更有人质疑，理事会是否存在黑箱作业，背后受人控制？在会上大家丝毫没有回避，认真地讨论了这些问题。我们尊重言论和信仰自由，但自由的基本要素，是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学会无权干涉任何个人的观点，同时任何个人的观点也不代表学会。我们一起走到经济学会来，共同点是要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凡是不属于这个领域的问题，一律不能掺杂进来。为了确保这一点，不仅要有清晰的规定，还要让每个会员都有监督的知情权。在讨论中发言多次引用契约理论，强调只有签订契约才能降低交易成本，遵守了契约，交易才能进行下去。

在会上杨小凯提出这样一项修改会章的动议:“会员有知情权，在政治组织试图干预学会活动时，学会负责人应向会员报告。”大家认为有利于保持学会的学术性和独立性，一致通过把这一条写进了会章。

稳定性、连续性和学术性

事实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不止一次遇见风险。有的人在竞选的时候许诺了很多，可是当选之后除了为自己捞取好处什么事情都不干。在1988年，第五届年会（柏克莱）前，陈平、于大海和我回国办事，原来承诺组织年会的人言而无信，毫不负责，居然撂挑子，连人都逃得不知去向。海闻临危受命，在仓促之间担当起组织年会的重担。有些会员对于这场混乱很不满意，引起了一场争论。在实践中我们逐步认识到，没有一套规章制度，学会随时可能有解体的危险。

随着学会的发展壮大，在北美和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也渐渐积蓄下一笔资产。由于当时大多数理事还是学生，课业负担很重，会长是最关键的人物，责任和权力很大。于是，为了持续发展就有必要慎重选择会长，同时还要限制会长的权力。理事会有7名理事，如果有一两个理事不负责任，起码其他的理事还能把学会维持到下一届年会。如果会长不负责任，事情就麻烦了。

从第二届年会我们就提出，竞选会长的人必须担任过至少一届理事。也就是说，这个人必须是会员们熟悉的，并且在担任理事期间表现出良好素质，热爱学会，愿意为大家付出的人。

若要稳定，就要多元化分权。由于理事会一年一换，我们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组织，这个组织必须具有较高的学术威望，能够为学会长期发展战略考虑。于是，在第五届年会（奥斯丁）上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学术委员会（Fellow Committee），选举了学术委员。按照国际上许多学会的惯例，学术委员会独立于理事会，不干预理事会的日常运作。学术委员是终身的，由现有的学术委员们选举、增补新的学术委员。退一万步讲，即使理事会散了，只要有学术委员会就能够重建学会，保持历史和学术传统。在1998年学术委员会成员有:张春、陈平、邓胜梁、樊纲、林毅夫、茅于轼、钱颖一、雷朴实、单伟建、孙涤、谭国富、田国强、徐滇庆、杨小凯、易纲、王一江、魏尚进。

除此之外，我们还聘请了一群当今经济学界泰斗、大师担任学会的顾问。他们是:Kenneth Arrow（Stanford University）、Robert Dernberger（University of Michigan）、Leonid Hurwicz（University of Minnesota）、Lawrence Klei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Morton Miller（University of Chicago）、Dwight Perkins（Harvard University）、Walt Rostow（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Jeffrey Sachs（Harvard University）、Herbert Simon（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郑竹园、邹至庄、董辅礽、厉以宁、刘国光、马洪、童大林、吴敬琏、于宗先（中国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这些大师门下几乎都有中国学生，而且他们也把我们当做自己的得意门徒。所以，每次我们在国内举行国际会议都邀请一位或者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参加。国内的朋友非常吃惊，以为请动他们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实际上我们是学生请老师，老师甘愿帮忙，根本就用不着谈什么金钱。1996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上海召开国有企业改革研讨会，米勒教授应邀出席，他非但不要任何出场费，还叮嘱我，只要经济舱机票，他可以用自己的积分升级。天下上哪儿去找比他们更好的老师？

监督机制，约束权力

中国人往往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依靠道德维持秩序。这样做自然有好的一方面，但是，单纯依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必须在道德约束之外还有明确的规矩。在制定法规的时候不妨把人都想象得坏一些，有了明确的法规之后，好人就不会变坏。

假若会长或某些理事违反会章，怎么办？需要有弹劾、罢免会长或理事的程序。

在1988年的年会上通过一项决议:“如果发现会长或任何一名理事具有严重违反会章的行为，经由4名理事共同提议，可以通过全体会员通讯表决，在多数会员通过的情况下停止该会长或理事的职务。”

在1995年的年会上进一步修改补充为:“如果5名会员联名提议，经理事会多数通过，由学术委员会主持召集全体会员通讯投票，最低票数超过50票以上，投票有效，当赞成票超过三分之二多数时，可以罢免会长，由理事会代理会长职务到下届大会。”并且写入了会章。迄今为止，我们非常幸运，还没有动用过这项条款。备而不用，恰恰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财务公开与隔离墙

每届会长都要千辛万苦地筹款。众所周知，筹款非常不容易，有时竟如化缘一般到处游说，虽屡败屡战仍百折不挠，否则很难为学会筹集到足够的经费。我们几乎把北美所有可能筹款的基金会都找了个遍。

国内有些人很不理解，你们接受基金会的赞助，难道就没人操纵你们？他们不知道，在北美有许多基金会，各种有机会资助的特定项目，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申请。我们递交的申请不过是许多申请中的一份，是否能够获得成功，还要靠许多努力。只要符合基金会提出的宗旨，拿到资助之后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并不需要向基金会请示汇报，更不必听取什么人的指示。完全是按照自己申请时的计划去办。如果我们申请经费的目的是为了召开学术会议，基金会顶多是派个观察员来开会，而且他们派人来的路费还要自付，我们只负责吃住而已。基金会完全无权干预学会的事务。国内有些人疑神疑鬼，少见多怪，是对美国的基金会制度缺乏了解的缘故。

各届会长都积极筹款，省吃俭用，除了召开年会和主办出版物的开销之外，略有点结余，于是学会渐渐有了一点积蓄。学会建立了审计制度，每届都由专门选举的审计员提出审计报告。迄今为止，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还没有出现过一起财务舞弊案。

在第八届年会上，我和陈平、田国强等人商量，学会的这点家当来之不易，倘若今后摊上一个败家子，花光学会的经费，学会的持续发展就有问题。我们有必要把财权从会长手里分出来。

陈平说，会长本来就不容易，没有财权的话怎么运作？我说，可以成立一个财务委员会，掌管学会的资金，新会长上任时向财务委员会借钱，卸任的时候，不仅要归还借款，还要尽其能力给学会做些贡献。陈平笑道，好是好，除非你当会长，向自己开刀。我说，一言为定，我当会长时把钱交出来，你组织个财务委员会，把钱看住了。

在第九届年会上，我当选会长，在年会上由俞卫、陈平、田国强、张欣、易纲组成一个财务委员会。我把从海闻手里接管的学会资产全部交给了财务委员会。在我的提议下，年会还通过了动议，新任会长最多只能从财务委员会借一万美元作为学会的活动经费。卸任时必须如数归还。在卸任会长没有交代清楚财务移交之前，不能参与财务委员会。

实践证明，会长手里的一万美元只能用来支付筹款出差费用，没等到用完，筹集的资金就陆续到位了。但如果只靠这一万美元，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持学会正常运作的。也许正是要求会长背水一战，各届会长都不甘示弱，积极筹款，不仅能够保证各项活动开展，在卸任时不仅归还借款还能额外上交一些。前些年，学会的基金平均每年都能增加六千美元。这个好传统一致延续至今。

由于财务和日常业务分开，保证了财务高度透明，经过多年的积累，学会已经建立起几十万美元的基金。这在北美的学术组织中是极为罕见的。这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了学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祝愿学会理想常青

1995年在安娜堡召开年会庆祝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十周年，我们曾经有一个主题为“光荣与梦想”的专题讨论。当时，我们觉得一步一步走过十年，艰难而又快乐。转眼之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度过了25个春秋。当年自认为青年的创始会员们都已经两鬓斑白。在2008年5月，在北大送林毅夫去世界银行任职，我写了一首诗，谈到当年成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时的情景:

送友

当年聚会纽约州，

快意笑骂不识愁。

豪情犹如翻飞燕，

壮志胜似不系舟。

天下兴亡身家事，

指点江山论千秋。

送君东去惜分手，

似水流年竟白头。

如今，回顾往事，为学会的“光荣与梦想”而有无限感慨。衷心祝愿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发扬光荣传统，越办越好，理想之树常青。